1. 引言

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学校学习是核心任务，是其获取知识、技能和社会规范的关键途径，对个体的毕生发展意义重大。然而，青少年厌学问题困扰全球，Kearney等(2019)研究显示，全球约17.8%的儿童/青少年存在厌学及相关问题。我国陈玉霞等(2016)的研究表明，中小学厌学行为检出率达22.5%，这已成为基础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青少年厌学问题危害极大。短期看，刘博超(2017)指出，它易导致学习成绩下滑，使学生面临留级、辍学困境，还与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以及品行问题等外化问题紧密相关(章星月，2020)。长远而言，Kearney等(2019)认为，它会对成年后的精神状态、婚姻质量和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对青少年厌学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将围绕我国青少年厌学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干预方法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全面综述，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为解决该问题提供参考。

2. 厌学定义

在《教育大辞典(下册)》中，顾明远将“厌学”定义为学习者对学习抱有的一种消极心理。赵玉芬(2019)年指出，在青少年群体里，厌学是较为普遍的教育逆反现象，具体表现为情绪上对学习厌烦、行为上主动疏离学习、认知上对学习予以否定。骆宏等人(2021)认为，厌学是一个涉及认知、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连续发展谱系，涵盖学业倦怠、学校恐惧、学校缺勤、拒绝上学行为等不同阶段的表现。综合来看，众学者对“厌学”下定义时，多从认知、情绪、行为三方面展开。本研究基于先前成果，将“厌学”定义为：学生对学习持有否定或消极心态，进而形成一种远离课堂、逃避学习任务等学习活动的行为反应模式。

3. 厌学影响因素

青少年厌学心理产生的因素非常复杂，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家庭因素

3.1.1. 家长观念

家长的教育焦虑，根源在于中国教育领域激烈竞争态势。在当下应试教育的大框架下，这种以成绩为单一导向的家庭环境，极易让青少年在心理与生理层面陷入失衡困境，进而催生厌学情绪。部分家庭里，青少年在校内需应对繁重的课业任务，课余时间还被大量课外作业填满，更有不少家长盲目跟风，热衷于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段鹏阳和赵学勤(2017)的研究数据显示，北京市初二学生中，补习时长超过5小时的占比竟高达45.5%。这致使孩子周末时间被完全挤占，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进而引发倦怠情绪，并对学习产生显著的抵触心理。

3.1.2. 教育方式

良好的家庭环境与适宜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意义重大。根据钱平(2009)的调查研究，在存在厌学行为的学生群体中，家长的教育方式暴露出诸多问题。仅有31%的学生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会采取耐心引导的方式，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而多数家长对孩子的个性特点了解不足，不愿花费时间探寻孩子的内心世界，在教育过程中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使孩子在压抑的氛围中难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理解。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下，孩子在学习上难以获得足够的动力与支持，学习效果欠佳，易产生厌学情绪。

3.1.3. 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的不同形态，对青少年的学习心态有着显著影响。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导致孩子缺失有效的关爱，学业成绩受到影响，久而久之，部分孩子便滋生出厌学心理(任胜涛，2016)。单亲家庭与寄养儿童，由于失去家庭应有的温暖，缺乏父母的悉心关怀，同样容易产生厌学情绪。此外，寄宿制学校学生逃学、厌学的发生率普遍高于走读学生，尤其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情况更为严峻(罗正鹏，原子茜，2020)。近年来，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推行，部分家庭因精力有限，无法对多个孩子进行妥善教养与心理疏导，这也成为孩子厌学的诱因之一(李佳，2021)。

3.2. 学校因素

3.2.1. 学业压力

现代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的价值取向，考试竞争激烈，课程负担沉重。许多青少年在面对繁重的学业任务时，感到力不从心，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他们在频繁的考试和作业中，无法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反而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和焦虑感。调查研究显示学业压力与学业焦虑和学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Lei Han et al, 2024)。

3.2.2. 同伴关系

在儿童及青少年成长阶段，同伴群体极为重要，是满足其社交需求、提供情感支持的关键，也是促进社会适应与个体发展的核心保护因素。学校作为他们学习与社交的主要场所，为同伴关系的建立、发展和维护提供了大量机会。然而，部分中小学生面临同伴关系紧张问题。郭霞(2022)研究发现，人际关系问题在厌学学生面临的主要环境压力源中占比达7.9%。校园霸凌也是引发中小学生厌学的重要因素。Guo等人(2024)在一项横断面研究中发现，校园欺凌与学业倦怠联系紧密，遭受欺凌的学生长期被排斥、孤立，难以适应学校生活，致使学习动机降低，学业表现变差。

3.2.3. 教师因素

在教学实践中，多个维度存在不足。部分教师依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老旧、缺乏创新，不考虑学生个体差异，未因材施教，基础薄弱的学生难以获得针对性指导，学习信心和兴趣逐渐丧失，甚至厌学(周艳艳，2021)。同时，部分教师对成绩落后学生关注少、态度冷漠，还以成绩片面评判学生，仅单向传递枯燥知识，难以激发学生主动性。研究表明，良好师生关系与学生自我效能感、学业成绩正相关，课堂参与感不足的学生易焦虑，丧失学习兴趣(付钰、綦春霞，2023)。

3.3. 社会因素

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学生所承受的学习压力逐渐增加。高强度的学习任务使得他们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状态，极易产生疲惫感与倦怠情绪(李香玉，朱凌云，2024)。近年来电子设备普及，青少年接触网络机会大增，数字化工具融入生活。与电子学习工具不同，网络环境复杂，娱乐化、碎片化信息多，学生易受影响，陷入享乐主义，在虚拟世界迷失自我。长此以往，他们放松对学习的追求，难有积极的学习态度。陈兼立等人(2024)的一项研究表明，手机成瘾是青少年学生厌学的重要因素。

3.4. 个体因素

3.4.1. 认知差异

厌学和个体精神病理、认知能力相关。在少儿精神科门诊中，有厌学行为者约占8.5% (n = 2431)，76.8%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情绪障碍占比最高(45.4%)，其次是精神分裂症(10.1%)和心境障碍(5.8%) (沈红艳，程文红，2011)。对普通学生调查表明，厌学学生中 43.7% 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心境障碍居首位(28.9%) (王晓雪，王旭梅，2010)。神经发育障碍同样是导致厌学的因素之一。学习障碍青少年常因学习困难产生厌学情绪(田宁，2019)。国外研究显示，62名无智力障碍的孤独谱系障碍患者里，33人(53.2%)存在厌学行为(Munkhaugen et al., 2019)。ADHD患儿厌学发生率为12.56%，ASD与ADHD共病者，厌学风险增加4.85倍。

3.4.2. 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指引发与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并使之指向一定学业目标的一种动力倾向(王香美，张欣艺，2024)。通常情况下，学习动机强烈的青少年，对学习充满热情，愿意为实现学业目标付出努力。然而，当青少年的成就动机较弱时，他们对学业的关注度和投入度便会降低。此时，学习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为了满足外部要求，而非发自内心的追求。长此以往，这类青少年容易对学习产生厌烦感，进而表现出厌学情绪。

3.4.3. 其他因素

学业基础和学习底子薄弱、学习方法不合理、青少年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抗挫折能力不足等因素(马婕，沈永红，2022)使得学习越来越吃力，压力逐渐增大，以致后来没有办法承受，从而产生厌学和放弃学业的想法和做法。

4. 厌学干预

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元视角研究青少年厌学问题，基于相关理论分析开展干预，可分为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三种模式。

4.1. 教育学模式

针对教学方式陈旧、教师态度消极等引发青少年厌学的学校因素，学校应积极变革。张亚男和周海玲(2021)采用的干预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让学生感受认可，增强了交际能力与自信心。改善教师态度，提升教师素养，营造良好师生氛围，消除或减少负面影响，抑制厌学心理(王小云，2019)。

4.2. 心理学模式

在厌学心理干预领域，心理学模式常借助成熟的心理咨询与行为治疗技术，矫正个体厌学心理结构中的错误学习观念、负性学习情绪及适应不良学习行为。傅安球等人(2002)研究表明：心理咨询可有效改善厌学心理。当前用于厌学干预的心理学方法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行为训练和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等。

4.2.1.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CBT)旨在修正个体不适应认知模式，消除不良情绪与行为(单丽艳等，2011)。它以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情绪理论为依据，认为认知、情绪、行为相互影响，能通过改变认知和行为调整情绪，常被用于纠正厌学青少年对学习和学校的不当认知。

多项研究证实了CBT的显著效果。Strömbeck等人(2021)对10~17岁厌学青少年开展CBT后，其学校出勤率在治疗后及随访时显著提高；董昆仑和王冠军(2011)用CBT对50例门诊厌学学生进行8周干预，有效改善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吴韩雨舸(2023)采用CBT团体辅导干预后，学生不合理信念水平明显降低，厌学情况得到明显改善。郭晏羚(2023)在对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厌学心理的干预研究中发现，CBT使学生在厌学行为、厌学情绪上有明显改善。此外，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简称ACT)作为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波浪潮”中的杰出代表，在缓解学业焦虑情绪方面效果显著。曹雨芬(2024)在初中生学业焦虑干预研究中表明，与常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相比，ACT缓解学业焦虑情绪的效果更明显。鉴于这些显著成效，CBT已成为治疗拒绝上学儿童及青少年的常用方法。

4.2.2. 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是一种以家庭为对象的团体心理治疗模式(唐登华，2018)，其目标是帮助家庭发挥健康功能，核心观念是从家庭系统视角解读个人行为及问题。在青少年厌学问题的干预上，家庭治疗有着积极的实践效果。朱丽等人(2019)采用家庭治疗法干预青少年拒学行为，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焦虑等负面情绪，有效改善了其心理与行为问题。王耀眉(2021)在运用系统式家庭治疗，对来访儿童及其家庭开展心理咨询干预时发现，父亲协同教养能积极改善厌学儿童的友谊质量，缓解其他个体症状。王琳(2019)采用焦点解决短程治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模式与家庭治疗的整合方法，在化解学生的厌学困境上取得了一定疗效。尹振华(2022)在一例小学生个案中使用鲍恩家庭系统理论的家庭治疗方法，极大改善了其厌学问题。Yanbo Wang等人(2024)通过对我国厌学少年展开实证研究，提出了针对厌学综合征的家庭治疗关键策略。任泽妍(2024)采用结构式家庭疗法，优化了休学青少年的家庭结构，矫正了其偏差行为，帮助休学少年家庭度过了危机。

总体而言，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治疗，家庭治疗在干预青少年厌学问题方面展现出较为显著的积极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

4.2.3. 行为疗法

依据操作性条件反射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原理与方法，能够帮助学生构建起有效的行为与认知模式，进而消除厌学等不适应行为和情绪(郭双，李红伟，2007)。在众多应用方法中，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EBT)颇具代表性。该疗法由美国心理学家Albert Elli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创立。曾可欣(2022)运用REBT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方面对案主的厌学情形展开干预，结果显示案主在学习认知、学习情绪和学习行为上均出现显著的良性转变。此外，还有多种针对厌学行为的干预手段。例如，放松技巧(Kiani et al., 2019)、社会技能训练以及系统脱敏疗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鼓励并巩固期望行为，以此减轻青少年上学时的焦虑情绪。Maynard等(2015)的研究表明，此类干预能够降低青少年上学的心理阻力，助力他们顺利回归校园。需要注意的是，Maeda and Heyne (2019)报告的拒绝入学快速返回方法，这是一种适用于日本青少年的基于学校的方法，不过因其在道德层面较为复杂，涉及强迫青春期学生上学，所以仅适用于特定情形。

4.2.4. 其他心理疗法

辩证行为疗法正逐步应用于厌学干预领域(Chu et al., 2015)。孙月霞等(2008)研究发现，森田疗法可显著促进厌学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其自尊水平。陈翠翠等人(2019)通过正念训练，改善学习障碍学生的注意力与学业情绪。傅清锖(2022)研究表明，针对心理资本开展的9次团体沙盘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初中厌学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同时减轻了他们的厌学程度。刘伊丽(2017)运用焦点解决结合森田疗法，成功助力一位中学生重新适应课堂。尹长君(2019)采用团体箱庭疗法对12名厌学中学生开展干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6人，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在厌学得分及其他7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有效提升了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水平。刘灵(2018)采用人本主义疗法，改善了两名农村事实孤儿的厌学情绪，帮助他们健康成长。杜梦晴(2024)运用叙事疗法，为厌学儿童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使其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和生活。在探索拒绝上学儿童的干预方法时，Suguru Kawazu等人(2024)通过正念瑜伽疗法进行有效性的探索性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该疗法能够减少儿童在SCAS-C (儿童焦虑相关情绪障碍筛查量表)中的身体伤害恐惧得分以及脉搏率，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4.3. 医学模式

厌学并非一种正式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不过，临床实践表明，厌学与精神疾病的共病情况较为普遍。俞婷婷和刘艳丽(2019)的研究表明，在厌学群体中，抑郁症(13.9%)和分离焦虑症(10.8%)是最为常见的共病类型。厌学药物治疗主要使用抗焦虑和抗抑郁类药物，如丙咪嗪、氟西汀等。韩颉、赵惠华(2016)的研究成果表明，使用舍曲林治疗中学生厌学问题，能有效改善其学习状况，对缓解厌学行为有着积极意义。靳荣(2010)报告，运用中药汤剂“八珍汤”干预9例厌学学生的厌学情绪及神经症反应，2个疗程后8例症状消失且停药不复发，1例再治2个疗程后痊愈。因此，利用药物对厌学者的情绪和躯体症状进行治疗干预是可行和有效的。

如今，干预厌学更常用整合模式。范娟(2022)青少年学生厌学者实施常规教育联合心理治疗，有效提升厌学态度转变率。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李丽等，2022)相结合，改善厌学行为青少年的不良情绪和睡眠质量。研究和实践表明，综合干预比单一手段效果更佳(Londono Tobon et al., 2018)。由于厌学由多因素导致，需从认知、情绪、行为多维度入手，整合多种方式，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5. 厌学应对策略

5.1. 家庭方面

家庭应转变教育观念，摒弃“唯分数论”，把培养孩子健全人格放在首位，认识到孩子成长是多维度的，成绩不是唯一衡量标准。家长应通过网络、书籍、心理沙龙等学习科学教养模式，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唐凯旋(2024)采用萨提亚模式改善厌学初中生不良家庭关系，恢复家庭功能，有效缓解孩子厌学情绪。陈欣等(2020)研究发现，亲子间科技干扰多会增加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风险，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学习新知识做榜样。同时，家长应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冯春娣等(2024)研究表明，家长积极参与孩子学习生活，给予物质和情感支持，能让孩子感受温暖与鼓励，提高返校学习成功率。

5.2. 学校方面

学校应树立全面育人观，将学生的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作为核心教育目标。一方面，加大心理教师培养力度，完善学生心理健康保障和监测机制。如欧盟学校采用“全校性心理健康干预与支持”成效显著，2020年欧盟21国12~18岁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从2016年的34%大幅提升至67% (李超，2023)。通过定期开展心理讲座来疏导学生。教师还应家访传递教育理念，形成家校联动，像王海虹(2024)就借此帮助厌学中学生回归正常学校生活。另一方面，重视校园安全，杜绝霸凌。教师要关爱学生、尊重个性差异，运用教育智慧改进教学方式因材施教，龙华(2022)便通过改进教学方法，助力厌学高中生成功回归课堂。

5.3. 社会方面

在当下社会，网络直播、短视频迅速崛起，网红现象频出，不良网络文化也随之肆意扩散，这些因素在无形中加重了青少年逃避学习的想法和厌学情绪。为整治平台乱象，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于 2019年1月发布《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及《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从平台管理与内容审核着手规范。同时，教育内卷现象也不容忽视，我们亟需呼吁减少过度竞争，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梁艳芳(2023)研究表明，“双减”政策有效减轻了初中生学业负担。此外，社会各界及社会团体应加大社区活动场地建设，为青少年创造更多体育锻炼机会。Kumar等(2023)研究发现，体育运动可降低辍学率，有效预防厌学情况发生。

6.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前人对青少年厌学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深入拓展。一是推动研究对象多元化。以往研究多集中在普通城镇、乡村学校学生，未来应将单亲家庭子女、留守学生、神经发育障碍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不同成长环境与生理条件下，厌学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有别，研究特殊群体能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支撑。二是实现研究工具有效化与科学化。当前对青少年厌学成因的研究，多依赖访谈和自编问卷，标准化量表使用较少。未来可引入认知神经科学的电子化测评行为学指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电技术等，为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厌学症状筛查和干预效果评估，提供更客观精准的数据，提升研究可靠性与有效性。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