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生如梦”这句简短朴实的俗语常被人记挂在口，听来平淡无味，细细想来却饱含着最为深刻的哲理。梦以其朦胧、含糊、恍惚、迷离如水波不定的特性常隐喻着无常的存在，引得诸多文艺创作者皆以梦为立意本旨，无论是《南柯梦》的虚幻迷蒙，还是《红楼梦》的离愁别绪，或是《梦游天姥吟别》中的幽怨悲慨，梦作为象征的载体，流传千古，始终承载着深刻的生命意蕴。从古代的巫蛊占卜、万物有灵论，到现代的梦心理学与梦的分析学，无论我们如何解构梦的符号，它始终保留着一抹难以捉摸的神秘色彩，提醒着世人虚与实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然而，庄子却指引我们通过洞察“梦”之幻、“梦”之美、“梦”之“真”而明见“道”之真相。梦，既非空洞的幻象，亦非单纯的虚构，而是对生命本质与自由精神的直观感悟，是一种通过虚妄的表象达到真实的方式。《庄子》名篇中提到：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 p. 98)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1]: p. 87)

“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着乎，其梦者乎？”([1]: p. 174)

梦之最终境界，非在虚构，而在“物化”，即在那变幻无常的梦境中，梦与觉、我与物、真与幻交织成一体，难分难舍，模糊了所有的界限。庄周的梦，好似沉浸在迷雾重重的森林，或是遭遇波涛涌涌的海浪，充满了不可控和无奈的同时也充满了奇遇和妙趣，在梦境无限的变化之中，“真我”得以显现。在梦中，意识的束缚被暂时打破，无意识取得主导地位，隐藏于日常生活中虚伪、矫作下的最真实的自我浮出水面，呈现出一条自我剖析、破碎与重生的心理轨迹。这种通过“幻、假”走向更深刻的“真”的审美体验，正是庄子所提出的“极幻即极真”的思想。言真不如言幻，幻与真合一。在这种梦境的审美体验中，最关键的是对真假之界限的模糊体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交织，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假无分，虚实互融，呈现出一种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美感，使人在梦的幻境中，触及到生命与宇宙的深层联系，人与宇宙找到了和谐与统一的契机，超越了生死、此彼、我物的二元对立，进入了无我无物的“道”之境。在这个境界中，“自我意识”与“宇宙意识”交融无间，是道之合流，万物之合一，也是天地一体、万物无别的“真实”。

在庄子看来，人生难以触及“真实”的最大困扰，是人自身与物的纠缠。想要解开身上的束缚，释放内心深处那股原始的自然力量，关键在于对物的“观”上。庄子之“观”，不是简单的感官观察，而是一种超越现象与物象的深刻洞察，是“观于天地”之“观”，分为三层：一是直观，以我观物进而以物观物，然后明白“物物而不物于物”，不将自己的主观意念强加于物体之上，而让物体自由显现其本质，从而看到物象背后的无穷意义和“道”的流动；二是静观，通过坐忘与心斋之法，通虚达静，使心灵达到一种空灵、清澈、澄明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内在的静谧，人的生命与大自然同呼吸同心跳，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与宇宙合一，通达虚空的境界，触及永恒的“真”；三为明观，以空明纯白的心境取得道枢，立于道之环中，以一种从容、自在的态度，与“道之化形”共舞，心灵回归到最原始、最自由的状态，体悟到一种超越形而上的自由。

庄子以“观”感知“道”之“真”，从而触及作为绝对主体的“自我”。“观”之精髓，在于它不仅是通过感官观察事物的表象，而是心灵通过感官又超越感官，通过现象又超越现象，对事物进行整体的体悟。这种“观”的智慧让人超越个体局限，从狭隘的视角升华至宇宙的无限性与自然的和谐，引导人们去释放内在的自然力量，重新连接生命与宇宙的根本联系。梦，作为一种思维与感知的过程，正是这种“观”的一种体现。它不仅是虚无的幻象，还是通向深层智慧与精神自由的桥梁，在此，人能够超越表象的虚幻，感知到那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道”，从而触及生命的本质与自由的真谛。

2. 直观是梦的审美基本特性

梦的直观性需从梦本身的立意为起点，从甲骨文的“梦”字来看，似乎是一个人躺在木板上，以手指目，表示在睡梦中目有所见([2]: p. 158)。无视觉感知却能看到、感知到某种超越常规的世界，这表现出了梦的创造性，是人类得以超越现实世界的关键所在。在梦中，个体的情感与感官体验得到了强烈的激发，不仅可以通过“看”、“听”、“触”、“尝”等多种感官，还可以通过“通感”或“共感”等来体验梦境世界，这种体验的层次远超清醒状态下的任何感知。庄周梦蝶，便是典型的梦境直观性的体现：以我观蝴蝶，蝴蝶非我；以蝴蝶观我，我非蝴蝶，形成了两种个体体验的融合与交织，庄子感受到“适志”，是一种悠游自在的愉悦感，这与老子所言“为腹不为目”的思想相契合([3]: p. 54)，体现了对内在感受的重视而非外在的物象。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梦”字的解读也极为精妙，说：“夢，不明也。从夕，瞢省声。”又对梦的下半部分“夕”解释说“莫也。从月半见。凡夕之属皆从夕。祥易切。”([4]: pp. 222-223)可见，“梦”由“夕”与“瞢”两部分构成，“夕”代表的是一整夜，指从日落西山后到次日晨初之前，而“瞢”则含有模糊、不明之意。梦的本质就是“模糊”与“朦胧”，呈现出一种非理性、非逻辑、非线性且充满直觉的方式，超越了意识层面的理性控制。梦境中的一切直接与情感、内心需求相联系，展现了极其直观的感知和理解，是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直觉性“预感”。

从审美心理学角度看，梦是生物现象、心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的统一，可分为“有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外界可见眼部上下左右运动，内部视觉表象频繁变化的特殊状态)与“无梦睡眠”(几乎所有意识活动都暂停)，从不同心理水平层次分为病梦、触梦、欲梦、思梦，它们通过整体系统的方式呈现，在梦境中表象与情绪相互统一，意识的动机与思维活动紧密结合，展现出人类心理意向与认识活动的整体性，这就构成了梦是主观和客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5]: p. 20)。梦不仅是人类的生物反应，更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自然无为”的思维活动。庄子之梦，是思梦，即无意识中的神思，其“化”正是庄子所称的“物化”，以其直观的形式成为一种感知的桥梁，引领人超越物质与表象。梦不具有现实的真实，却拥有理念的真实，这种真实超越了物质的范畴，不在身体之内，却在理念与精神中得以显现。审美直观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直接捕获到的、即时的、未经分析的情感体验，具有强烈的感性特征，依赖于直觉的感知，强调感官的直接输入与情感的即时表达，个体意识没有深入参与分析与思考。这种体验与梦境中的情感与感知的直接性十分相似。在梦中，情感蓬发、直觉感知和对梦境意象的纯粹体验都呈现为一种未经过滤的“真实”体验。朱光潜先生通过对古松的“梦境”描述，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一审美直观的特性。他说：“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被一个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微尘对于他便是大千；他忘记时光的飞驰，刹那对于他便是终古。”([6]: p. 17)当人们全神贯注地欣赏一棵古松时，进入的并非一个受理性思维支配的世界，而是一个完全非功利、自足的美感世界。这棵古松作为美感对象，成为了一个“孤立绝缘”的“完整而单纯的意象”。观赏者在此时仿佛进入了“梦境”，不再自觉地保持现实的理性思维，伴随着我对古松的“知识”，我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也包括了自我的全部奥秘，这与庄周“物化”的直观体验极为相似。庄子的“物化”思想根植于“道”的自在自明性，这种“道”不依赖外界的推理与逻辑，借助于内心的“感性直觉”而堵塞其向外的通道，从而达到一种直观性、自明性、非逻辑性和超功利性的美感。这种美感是以活的生命形式去体验，而不是用科学的方式去杀死、切割之后再把各个部分收集起来试图重新造出最初的生命机体，这不过是抽象地把碎片粘在一起而已，无法重现生命的本质。这种活生生的、非抽象的生命形式的审美直观体验正是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到的“以物观物”的方式，通过“物化”的理念，表明万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生共存的。在梦境中，这种“物化”的境界得以充分展现。梦中的一切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处在一个无边界的整体之中，真与假、物与我浑然冥同，万象相生，形成了一种深层的、直观的生命体验。正是在这种体验中，个体超越了现实的局限，人们走向一种更为自由、直觉和自然的存在状态，达到了与“道”合一的境地。

“以物观物”的前奏是“以我观物”，两者相辅相成。“以我观物”是我将自己身体的一切作为感知世界的工具与材料，但这并不是把自我的意志和情感强加在被感知对象上，掌控和摧残它。而是我身体的每一部分，不仅仅是存在的物质载体，也是创造与表达的途径。通过这些器官与行为，我不仅在塑造物质世界，也在塑造自我。身体与感官的参与使得我与外界发生深刻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盲目的物理反应，而是通过感性与心灵的结合，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深刻体验。因此，“以我观物”不是单纯地对外物的观察，而是通过身体与感官去体验、去感知，并不注重形的美丑，最终目标是“由形入神”，通过感官的具体表现，进入内在精神与本质的层面。在这一阶段，我的体验与一切的存在是同一的，有体验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分”是独立的统一体，也是一个具有意识与能动性的存在。但这又不是孤独的，在这一过程中，审美主体不断向审美客体靠近并逐步融入其中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审美主体地位，可以说是由审美主体主导的“物我界限模糊”的心理境界。而“以物观物”则是我整个感知主体的投入，是“合”的完成，庄子的阐释如下：

“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1]: p. 287)

“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1]: p. 574)

“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1]: p. 580)

“物而不物”正是要争取人的主动性，唯有主宰外物，方能无待于物，不为外物所累，不与物迁，不与物伤，才能与物相合，进出自由。当以主体的情感挥动万象、驱使众美的时候，主体的主宰地位也随之消失，进入到一种极其平静的圆融状态。在靠山枕石，听风赏露中“旁日月，挟宇宙，游乎四海之外”，人的精神与物象的互动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自由的，是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以天合天”。如此，就能水波不兴，内保而外不荡。庄子提出“以我观物”重在“以物观物”从主体到外物的认识，最终走向物我合一的境界。这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感知，更是一种哲学的体验，人通过对自我与物的深刻理解，达到自由、和谐与内在的宁静。这种“物化”与“道化”的过程，正是庄子所追求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智慧体现。

3. 静观是梦的审美心理路径

与直观不同是静观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审美体验，是个体超越表象进入一种内心的沉静状态，从而对美的对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和理解。在庄子的“思梦”这一类型中，有局部意识的参与，但更多的是无意识，即未被意识或未被察觉到的心理活动，在审美活动中它居于关键性的位置。庄子虽然泯灭了梦境与现实、真与假的界限，然而人总是会回归到自身，庄子梦蝶醒来后，虽然一时分不清蝶我之分，但并非来自逻辑的错，而是得到了一种更加清明的认识，颠覆个体对主客体、真伪界限的传统认知，认为周与蝴蝶“必有分”，这不是逻辑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找了主客体统一的绝对主体，即绝对真实、绝对自由的“自我”。它超越了表面的理性对抗，揭示了超越形态与物质的内在真实。在经过人的理智发展、异化过程之后，庄子认为人需要回归天真，这种向天真的回归只有在丧失了天真以后才是可能的，但并非回到原始状态，而是通过对理智的超越，达到了更高的自由层次。他的自由不受他人限制，也不受自己的限制，从而真正觉察到那些之前未曾觉察到的深层心理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个体内在的革命。当然，这种革命式的静观与庄子对“道”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庄子对“道”的理解如下：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 p. 174)

“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1]: p. 573)

“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1]: p. 575)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当名。”([1]: p. 581)

“道”是一个本体性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幽阴寂静，无形无状，永恒存在，是天地万物“一化之所待”的根据。“道”还是万物运行所必须依循的规律，它产生天地万物的同时又支配其运行变化，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而无所不在。“道”更是一种“真人”的境界，是庄子追求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 p. 47)“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1]: p. 864)的绝对自由的境界，这同时也是“大美”和“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心斋”等静观式的修养方法。诸多学者认为存在着“心斋”统领“坐忘”或“坐忘”统领“心斋”的层次递进关系，但从体道和审美静观心理历程来看，二者是“道通为一”的，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途径，都是让个体超越自身的限制，回归到自然与宇宙的和谐之中。超越并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通过内心的修炼，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与觉知，个体的感知与宇宙的运行达到了无缝连接，人与万物的界限消失，审美的体验也达到了极致的纯粹与完美。总的来说，静观作为梦的审美心理路径，不仅是一种表面的观察，更是一种深入内心的感知与体悟。它要求个体通过去除外在的干扰与内在的偏见，进入到一个超越表象、直指本质的境地。在万籁寂静中聆听万物的本然之声，在纷纷扰扰的凡尘中保持本真，在深沉的静观中体验与自然的和谐。

《庄子·大宗师》里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颜回先忘礼乐然后忘仁义最后达到坐忘。从话语依次递进的关系看，“坐忘”是“忘”的一种，“坐”是方式手段。而“忘”是目的，其含义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静坐冥想，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超越与心灵解放的实践。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堕肢体”“离形”，身作为心的载体，与物质世界联结，人的一切困扰和烦恼，往往来源于对身体和物质的依赖。忘身首先要从肉体感知的世界跳脱出来，摆脱个体感官的限制，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扩张。这并不是在逃避肉体的存在，而是在精神上通过跨越身份和肉体的想象来体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同频共振的感受，暂时脱离天地所给予的这个肉体躯壳，和万物融为一体。二是“黜聪明”“去知”，挣脱概念性、知识性的活动，庄子认为知的极限就是不知，要解除对知识的迷念和追求，跳脱情感和思维的局限，最后使精神得到解放。整而言之，庄子所谓“坐忘”是一个去除外界干扰、内心澄明的过程，进入到“化”的流动状态中，达到无常的自在。“离形”并不是根本上否定生理欲望，而是不让自然的欲望在知识的推波助澜下溢出各自的性分之外。“去知”并不是完全否定知识本身，而是抵制知识在实际生活中所带来的限制、偏见和功利性。“忘”就是忘名、忘利、忘身、忘心，使整个心灵都空旷明澈起来，就能“同则无好，化则无常”。

而“心斋”不是指不喝酒、不吃荤腥之类的斋戒，而是戒除一切杂念和欲望，使心灵保持虚洁空明的境界。庄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 p. 115) “耳”代表的是最初的感知方式，它是通过感官接受外界信息的渠道；“心”则是内心的觉察与思维活动；而“气”则是由“道”禀承的虚无、待物的气机，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状态，与庄子所推崇的“道”相通。庄子认为，心的“虚静”状态是通过去除外在干扰来达到的，它是一个精神上的清空与清净。其关键在于“一志”，“志”指意念、意志、志向等，儒家认为“志于仁”，有担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追求功名利禄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庄子看来，志在追名逐利只会扰乱心性，说“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1]: p. 412)又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1]: p. 475)，这里的“志”就不在功利层面，而在于对自身淳朴的本性葆真上，是内在的、本性的回归，心神无限收敛凝一，阻断与外物的纠葛。通过对感觉器官的逐步排除，由向外扩张转为向内驰骋，达到“虚静”的超功利、非求知的审美状态，它强调的是对“道”这个宇宙本源的直觉性感知，是一种无我无物、无知无欲的静观境界。

“坐忘”、“心斋”所通向的不仅是一种清明虚空、澄澈明朗的心态，实际上还触及到人类心理深层次的无意识这个无限可能性之源。无意识是个体心理活动的一部分，它是我们在日常意识层面无法触及的部分，而在庄子的“坐忘”、“心斋”中，个体通过去除意识的限制，进入到一种与无意识对接的状态，最终实现与天地同流，与大道相融。

4. 明观是梦的审美理想境界

“明观”是以一种空灵明净、纯白素洁的心理状态站在“道环”的中心，从审美之境界走向“道”(宇宙)之境界。面对“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当以是非之论争辩不休，庄子依然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又说“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1]: p. 55 )“明”旨在破除是非心中成见，物我对立，抵达事物本身，获得宇宙大道和澄明之心，进而合乎道枢就像是进入了道环的中心，与无穷流变和谐共鸣。庄子认为，所有的差别、对立和纷争其实都是源自人的主观认知，这不是事物的本质。通过将对立的两端统一，便能够洞察到“道”的本质，这就是“道”的核心。庄子虽然有意忽略相对事物中的绝对性，但是他的目的不在于对现象界作区别，而是在于透破现象界的时空界限，扩展人的视野，使心灵从封闭的境域里解脱出来。

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明”的境域是绝对主观的领域也是自我居留的地方。“居留”一词在此并非十分恰当，因为这仅暗示了自我的静态方面。自我是永远在运动和变化着的，它是一个静态的零，同时又是一个潜藏着无尽对立的复杂体的无限。自我为了真实和作为自我的自身，它必须消耗自己，并使它的最终界限现实化，这不是从它外部的失败或不可能而言的，而是从它内在结构的自相矛盾而言的。自我作为质询并依赖外在客体的主体，它的本质要求它必须耗尽或否定所有与客体相关的可能性。只有当自我在这一过程中无法像传统主体那样不断超越自身，朝向外部世界延展时，它便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内在转化。这一转化标志着自我从单纯的主体状态中解脱出来，不再仅在反思的镜像中转向自我，而是作为一个客体看待自己，超越二元对立，进入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存在。自我成为了它内在根本矛盾的化身，进入到一种既不属于主体，也不属于客体的状态，从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中挣脱出来。正如庄子所言，万物皆有其自性的流转与变换，自我意识一旦成为这种核心矛盾的展现，它便不仅是一个变动的、依赖外界条件的主体性，而是成为了一个具有永恒性与非永恒性的综合体。它既非空白，也非空虚，既非取消自己，也非被消灭，是在矛盾中不断膨胀与转化的存在，充满着生命力，尽管这种生命力并不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对比和区分，而是在无常的变化与激烈的矛盾中显现其深邃的真实。

如同庄子所倡导的“不材之材”、“无用之用”，有蓬之心拙于用大自然无法体会和理解，自我意识这种存在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定义它的意义，它就像是一个没有圆周、无始无终的圆，在静态与动态之间流转。但它又是这样一个圆的圆心，它存在于圆中的任何一个地方。自我是可以传达静止感或平静感的绝对主体之点。但由于这个点可以移到无限多的不同地点，因此它实际上又是没有点的。所以，此点是圆，而此圆又是点，是自我与宇宙共舞的核心所在。由于自我从零移向无限，又从无限移向零，它是绝对的主体，我们想把它确定在任何客观有限之处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它无所依托、无所限定，在矛盾的内在化中，呈现出非同寻常的生命之流。正是在这种看似消解、萎靡、低沉的过程中，真正的自我得以显现，既不消逝，也不复返，与天地同科，与万物同律，与宇宙共生。自我与“无”乃至“道”，合为了一体。这种一致性的状态，使得意识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它既觉醒于“明”的境界，又打破了固有的平衡，带领个体回到意识的相对层次。这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对立的“相对”，而是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界处，如同一条河流，在无意识的浩瀚源泉中接收来自宇宙的讯息。有限的意识开始感知到自身植根于无限的深邃中，意识与无意识的边界模糊，彼此合合融融。在这一层面上，存在就是意志，意志就是生成。宇宙万象，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蕴藏着强大的意志力量。这种意志的根源，就是那无边无际，无形无体，浩瀚无垠的“道”——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蕴藏无穷潜力的零位储存器，由此人与宇宙之间的连接得以实现。

庄子所言的“明观”，就是一种洞察力和超越自我的力量，它不仅破除了物我对立的局限，也撕裂了时空的帷幕，让人的心灵成为世界圆环的圆心，得以自由自在地舞动于宇宙之间。这种境界不仅是审美的极致，亦是精神的觉醒，更是走向无限可能性的通道。

5. 结语

在庄子深邃的哲学思维中，梦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更是一种“以幻入真”“以象通道”的道路。“直观”、“静观”和“明观”三种心灵的体验是这条道路的导航塔。直观是一种直接、本能的认知方式，它超越了语言和逻辑的框架，直指事物的真相。这一状态类似于梦境中的瞬间觉察，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参与，然而却能迅速把握事物的精髓。而静观则是一种心灵的澄静与空灵，它通过以静止静的方式使心灵脱离外界的扰动，但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被动状态，而是通过心灵的平静与集中，使得个体能够与“道”的流变同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与平衡。明观则是进入到一种超然的心境，与“道环”的中心合一，在梦与觉醒的交界处，不将不迎，返回到最纯粹、最直观的本源，进入到一个无限流动、深具生命力的境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