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留守儿童，随之而来的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留守儿童主要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正处于生理、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由于父母外出，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已有心理学研究主要从父母教育缺失对留守儿童生活状况、学业成绩、心理健康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营养和身体健康受损 [1] ；留守儿童的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2] 、缺乏自信心 [3] 、自尊较低 [4] 、孤独感较强 [5] 、焦虑、抑郁水平较高 [4] [6] 等，留守儿童的情绪情感及人格等个人特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社会知觉是个体对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及其关系的感知和理解 [7] ，它不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而是一种建构过程，是社会事件呈现的信息与知觉者相互作用形成个人意义的过程 [8]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动机、情感等个人特征会产生影响，个体的特殊经历如留守经历也会影响个体的个人特征进而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知觉既包括自我认知还包括认知他人，自我认知和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认知具有重要意义。有留守经历的个体与父母长期分离而大多由祖母担任主要看护人，对有留守经历的个体而言，除父母外，看护人也属于重要他人。另外，能动性(agency)和社群性(communion)是社会知觉内容的基本维度 [9] [10] [11] ，自我及重要他人认知作为社会知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组织也以这两个维度为基本框架。本文即以能动性和社群性作为社会知觉评价的指标。

已有对留守经历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对个体的种种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且在成年时期仍然有所体现，如有研究者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相比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存在自我评价偏低、抑郁水平较高等问题 [12] [13] 。本文以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进行对比，可以探讨留守经历对个体社会知觉影响的长期性。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持续时间超过1年以上，期间一直由祖母看护，共208人(男90人，女118人)，年龄17~26岁(M = 20.22, SD = 2.15)；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一直与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从未有留守经历，共310人(男113人，女197人)，年龄17~26岁，(M = 20.07, SD = 1.93)。所有研究对象身体健康，无严重精神障碍，无父母离异及重大创伤性应激事件的经历。

2.2. 研究材料

能动性–社群性问卷(Agency-Communion-Inventory, AC-IN)，该量表由Abele等(2016)编制，包含能动性和社群性两个维度，能动性包含果断和能力两个构面，社群性包含道德和温暖两个构面，每个构面包含5个条目，共20个条目。研究对象依次就每个条目对自己、母亲和祖母进行5点评分。能动性是果断和能力分数的总和，社群性是道德和温暖分数的总和 [14] 。本研究中，自我的能动性与社群性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和0.83，母亲的能动性与社群性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和0.92，祖母的能动性与社群性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和0.93。

2.3. 研究程序

向研究对象简要介绍调查目的，要求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能动性-社群性问卷，在该完成问卷后记录研究对象的留守情况及性别、年龄等人口学信息。

3. 研究结果

研究对象在不同知觉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

进行2 (留守类型：有、无留守经历) × 3 (评价对象：自我、母亲、祖母) × 2 (评价内容：能动性、社群性)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留守类型主效应显著，F(1, 516) = 12.83，p < 0.001， = 0.02，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显著高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评价对象主效应显著，F(2, 1032) = 5.39，p = 0.006， = 0.01，母亲与祖母的评价均显著高于自己；评价内容维度主效应显著，F(1, 516) = 1192.81，p < 0.001， = 0.70，三个评价对象总体上社群性高于能动性。

留守类型与评价对象的交互效应显著，F(2, 1032) = 45.61，p < 0.001， = 0.08；留守类型与评价内容维度交互效应不显著，F(1, 516) = 26.71，p > 0.05；评价对象与评价内容维度的交互效应显著，F(2, 1032) = 14.37，p < 0.001， = 0.03。留守类型、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维度的三阶交互效应显著，F(2, 1032) = 16.75，p < 0.001， = 0.0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自己和母亲能动性上均是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显著高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ps < 0.05)；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自己的社群性没有显著差异(p > 0.05)；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认为母亲的社群性显著高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p < 0.001)；祖母的能动性和社群性上，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ps > 0.05)。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认为祖母的能动性显著高于自己(p < 0.001)和母亲(p = 0.001)，自己和母亲能动性没有显著差异(p > 0.05)，自己和祖母的社群性均高于母亲(ps < 0.001)，自己和祖母社群性没有显著差异(p > 0.05)。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认为母亲能动性显著高于祖母和自己(ps < 0.001)，祖母显著高于自己(p = 0.015)，母亲社群性显著高于自己和祖母(ps < 0.001)，自己和祖母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以上结果主要表明，个体对自己、母亲和祖母的社群性评价均高于能动性；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能动性高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而社群性上没有显著差异，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对母亲的能动性和社群性的评价均高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而对祖母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认为祖母的社群性和能动性

均高于母亲，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则认为母亲的社群性和能动性均高于祖母。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有留守经历还是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对自己或重要他人的评价中社群性始终高于能动性，这看似是与双重视角模型相悖的 [10] 。对此，可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与人们的自我和重要他人表征有关，社会规范普遍认为“圣人”(社群性)倾向的自我和重要他人表征比“超级英雄”(能动性)倾向的自我和重要他人表征更有价值 [15] ，人们对自身和重要他人受赞许的特质的评价往往高于其他特质而社群性特质在受赞许性上比能动性特质更高 [16] ；另一方面，根据双重视角模型，行动者对自己和重要他人的行为的解释更多的从能动性出发而很少从社群性角度进行解释，因而社群性的自我评价往往保持较高水平且很少受到日常生活中成败经历的影响 [17] 。

通过对比有、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能动性和社群性特质，发现能动性上二者具有明显差异，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能动性高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以往研究也表明有留守经历者学业成绩较差、辍学率高、自我效能感低 [18] [19] [20] ，这些因素都会降低个体的能动性评价。社群性上二者没有差异，Abele，Rupprecht和Wojciszke (2008)的研究表明，成功或失败经历会影响个体的能动性自我归因而社群性没有变化，社群性的自我评价比较稳定没有体现出留守经历的影响 [17] 。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对母亲的能动性和社群性评价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对看护人的能动性和社群性评价高于母亲，而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则相反。个体与主要家庭成员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系是家庭系统中影响其个性和人格等各方面发展最重要的关系，父母外出打工，这种稳定的情感联系遭到破坏，与祖母之间的情感联结则加深 [21] [22] ，这种相互作用和情感关系影响到个体的社会知觉，致使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对看护人比母亲更高的能动性和社群性评价。

综上，本研究说明了留守经历对个体的社会知觉确实存在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效应。社会知觉的“暖理论”认为，社会知觉是社会事件呈现的信息与认知者相互作用形成个人意义的过程，个体自身的目标、情感、自我观、信仰和理论观等都对社会知觉产生重要的影响 [8] 。张继元(2013)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影响了大学生与看护人之间的亲密度进而影响自我，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出现看护人的记忆优势效应 [23] ，这种记忆优势效应是留守经历引起社会知觉变化的内部心理机制。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与看护人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培养起更加亲密的关系，亲密度改变引起个体自我表征与母亲表征更大的偏离而与看护人表征更多的重叠，使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对看护人比母亲更高的能动性和社群性评价。本研究还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自我评价的不利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能动性上。能动性总是能够显著而强有力地预测自尊 [24] ，能动性上的低评价可能影响自尊导致心理和行为问题。对此，应当指导有留守经历个体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成功经历，改善对自己能动性的评价，以减弱留守经历的不利影响。

5. 结论

1)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对自身的能动性评价高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社群性评价没有显著差异。

2)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认为祖母的能动性和社群性高于母亲，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则认为母亲的能动性和社群性高于祖母。

致谢

感谢导师毕重增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给予我的悉心指导以及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在收集数据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向敏、刘向萌、王博以及王慧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