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世界进入了以数字经济为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的融合发展也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大命题和大趋势。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明显加速。

2. 数字经济精准扶贫内涵与发展现状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 [1]。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不仅赋予经济发展新动能，也给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巩固小康成果提供新路径。数字经济精准扶贫是以数字导向创新为驱动，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精准扶贫。在后小康时代，民族地区必须巩固小康建设成果，避免返贫情况发生，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民族地区数字经济扶贫情况不容乐观。首先，贫困人口应对风险能力较差，本身不具备数字化指数技能；其次，民族贫困地区数字基础建设仍然落后；再者，民族地区尚未形成成熟的数字经济产业，产业结构主体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数字技术含量低，且具有不稳定性。根据统计数据，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破解返贫问题是后小康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要务。民族地区借助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态势，实施数字经济精准扶贫以适应十四五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

3. 实施数字经济精准扶贫面临的发展瓶颈

3.1. 数字经济基础配套设施落后

针对于数字经济来说，最明显的优势就是高附加性，这是基于尖端的技术体系之下所形成的巨大优势。但是对于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尤其是一些更为偏远的农区地区，相关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还在持续地进行中 [2]，而目前所拥有的技术条件，商业服务和运输水平都难以实现数字经济扶贫的基本目标，没有办法达到正常的标准。从而，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直击贫困本质，精准发力，夯实脱贫基础，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切实规划好贫困地区基础建设项目。

3.2. 民族地区产业数字化程度不高

民族地区数字信息产业起步较晚，在政策扶持、基础设施投入、大数据运用、人才储备等软硬件上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导致产业数字化“少、散、低、弱”等问题突出。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的重视程度不够，造成我国的民族地区在发展方向上相对落后，它的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这就使得它们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建设较低。与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民族地区各城市呈现数字经济部分领域如芯片、基础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仍在跟跑，甚至有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3.3. 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匮乏

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面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高新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在人才引进计划和大、小、中城市人才竞争的背景下，满洲作为一个小城市，还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对网络人才缺乏，没有意识也没有有效的实质性措施。人才成长的环境需要优化，人才使用、培养、引进、职称评定等方面没有有效的使用机制，政策落实不到位，人才合理流动不畅，广大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不高。外部人才难以引进，本土人才外迁的矛盾尤为突出。

3.4. 贫困主体能力素养较为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

我们仍然需要看到，庞大的贫困群体缺乏足够的数字化教育，欠缺甚至没有数字化能力，无法满足产业升级对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需求，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控制，大多数贫困户并没有从本质上意识到新基建实施的重要性 [3]。由于新基建项目并没有在边境民族地区得到成熟、广泛运用，使得民众对于陌生的科技产品的投入运用往往会有一种“逃避”的心理，自卑、固执，不能承担任何风险。民众参与农区新基建的积极性不高，导致贫困地区新基建很难得到有效推广及实施。因而，贫困地区全面实施数字化教育才是消除根本性贫困的根本方法。

4. 民族地区数字经济精准扶贫的实施策略

4.1. 结合地区资源特色实施新基建建设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强调的是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是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推动，而不是像传统基建那样由地方政府主导。在数字经济战略背景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政府要加大对用于“新基建”项目的金融、财政及税收方面的优惠力度，放宽偏远地区金融市场准入条件，促进企业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新基建的投资，提升企业创新活力，进一步对民族地区财政深化改革，明确政府用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投入资金，加大“新基建”在民族地区的合理有效布局，同时，进一步完善投融资反馈体系，加强多方主体参与下财力的管理，发挥政府、企业、民间的多方力量，进而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新基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振兴。

4.2. 推动民族特色产业数字化与培育数字化新业态

民族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而言，一般处于偏远地区，区位条件较差。但也正因为如此，民族地区有着自己特有的资源优势，有些民族地区因为自己独有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而被打造成旅游胜地，有些民族地区也因为特有的气候条件成为某种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当地政府应出台相应优惠帮扶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电子商务等中小企业，根据贫困地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需要，以政府为支柱，围绕地方产业，适应数字化时代背景，优势互补，整合资源，进一步加强当地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力度，为贫困群众搭建平台，引导广大贫困群众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实现脱贫致富。

4.3. “外引 + 内培”式数字人才培养模式

由于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差异性导致人才向发达地区的单方面流动，为更好地解决人才流失和人才引不进的问题，首先，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定程度上加大人才政策优惠待遇力度，通过优势因素引进人才并利用人才 [4]。同时，政府也不可形成只管“引”而忽略“留”的问题，新基建是以技术创新为内生发展动力，政府及区委会必须形成一定的良好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数字化、科技化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可通过与高校相关专业合作方式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也给予相关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机会。

4.4. 提高贫困主体数字经济融入度

贫困地区振兴是以“人的振兴”为基础的，只有提高贫困人口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才可能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抓住机遇，甚至实现弯道超车，稳定脱贫 [5]。从而，在现在的扶贫政策思想和方向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提高以贫困主体数字经济融入度。首先，是要建立多层次教育培训体系，提高贫困人口获取、接受和应用数字资源和知识的能力。教会方法引上路子，提高贫困群众的数字化能力，让他们增强造血功能，功能大了，脱贫就会产生内生的力量；其次根据贫困主体的需要，发展数字知识技术在线教育；此外，政府还可以引导社会公益组织在农村开展各种形式的数字知识和技术培训，为他们提供加快脱贫的条件，着力改善贫困人口的基础数字技能。

5.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扶贫工作随时随地、四通八达，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后2020”时代要从“脱贫”转向“防贫”“物质贫困”转向“能力贫困”从“规模性”转向“可持续性”。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和产业的从业者们应充分地认识到数字经济 + 精准扶贫协同发展给民族地区所带来的发展前景，并从政府扶植、产业突围等多个维度实现与这一进程的高度契合，使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搭乘上后新常态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精准扶贫在后新常态时代的再一次腾飞。

基金项目

本文受大连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202012026500)资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