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史学界于80年代初开始研究爱德华·汤普森生平及其史学。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对其研究产生了大批学术成果，研究程度也历经了由浅入深，由综合化到专题化的进程。而国际史学界对汤普森新社会史学理论研究则呈现出多学科、多语境与整体性的特征 [1] [2] [3]。学术界诸多研究多关注汤普森史学“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范式)。发起批判的首先是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 [4] [5]。他认为，汤普森相对于莫里斯·多布(Morris Dobb)和第二代“新左派”史学家来说，都代表着一种断裂。汤普森与希尔、希尔顿和雷蒙·威廉斯等人自创了一套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或“文化主义”(Culturalism)，这与早期的多布等人主要关注经济变迁的方向是不同的。从而引发了中外学术界诸多讨论 [6]，需要思考的是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何以发生，如何表现及其对战后英国新社会史、新左派、文化研究及新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的问题。本文还原汤普森所处的时代、历史与文化语境梳理其史学研究“文化主义”的社会历史渊源、表现并探究其对战后英国新社会史学界、新左派理论、文化研究与20世纪后半期英国新史学发展的时代影响。

2. 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主义”的社会历史渊源

2.1. 时代政治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视阈中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的培育

汤普森的早期学术生涯及其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的培育，受到特定的时代政治(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到冷战)与30~50年代英国左派学术文化变迁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末，随着战后反法西斯同盟的结束和冷战开始，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极对立日益加剧的政治格局影响着汤普森的理论立场与研究路径。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从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运动到冷战(Cold War)时代背景中的汤普森。这一时期先是反法西斯同盟人民阵线的确立，而后是左派政治上普遍出现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 [7]、文化上的“红色科学运动” [8]，都初步破除了英国共产党文化上对苏联官方依赖。这一时期汤普森积极活跃于人民阵线，有利于汤普森史学观念中自由主义元素发展。第二，是受到40年代英共历史学家小组和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的影响，汤普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传统 [9]。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对于英国激进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民历史”经验的发掘和“自下而上”底层史理念的坚持，给了汤普森史学研究聚焦文化、群众立场和“自下而上”的理念培育。

而冷战到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最终形成 [10] [11]。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左派政治气候改变、苏伊士运河风波、匈牙利事件与第一波核裁军运动的兴起、“冷战”加剧、“丰裕社会”来临以及工党右倾，1956年汤普森，萨维尔创立《新理性者》(The New Resoner)杂志和安德森等人创立《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标志着英国新左派运动拉开序幕。此间汤普森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最终形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这种人道主义历史观代表着“向人的回归”。在汤普森看来，“从来就没有任何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存在，它们只是一个隐喻，它们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真正存在的——‘人’而存在。” [12] 在这里，汤普森初步拒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从而为其独立且全面考察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奠定基础。

2.2. 自由主义、实践经历与“文化主义”

受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影响，汤普森思想中有一种对19世纪英国传统文化中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崇拜，突出表现在父兄自由主义家学渊源与汤普森早期对浪漫主义思想家威廉·莫里斯与威廉·布莱克的思想的研究吸收的进程中，因而，在汤普森史学研究中也注重研究主观因素作用 [13]。莫里斯为汤普森的“文化主义”范式的形成注入了工业道德美学的批判理念 [14]，而布莱克的宗教唯信仰论则深深启发了汤普森对工业化时期英国社会宗教——卫理公会的研究 [15]。另外，在其经典劳工史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中，他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底层视野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其早期实践经历密切相关。比如其创作之源就得益于汤普森16年的工人教育经历。他说，“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 [16] 这种实践经历为《形成》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养料。

2.3. 战后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

在新左派运动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繁荣。实际上，汤普森同那个时代立场各异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如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论观点相互交锋相互促进。汤普森指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批判由于太过注重文化独立性的向度而缺乏了历史维度 [17] [18]。汤普森通过对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批判，创立了自己看待文化的另一种认识论模式。正如我们在《形成》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汤普森着力将作为文化表达方式的阶级“经验”及其意识形成，作为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重要文化媒介。文化研究与其史学“文化主义”密切相关。

3. “文化主义”的表现——关注阶级“经验”与解释文化“霸权”

3.1. 汤普森“阶级经验”的文化解释

《形成》创作前20年的英国劳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党工会史、工党领导人物传记、社会主义教条史、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史这四个方面，这些不是从普通群众角度出发研究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史学取向。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汤普森沿袭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奠基人莫里斯·多布的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以“自下而上的”角度还原普通工人群众生产生活经历，揭示工业革命后他们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在共同的生活经历中达到利益认同从而形成了一段工人阶级成长史。多布反对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认为“社会……是由其主要因素的冲突与互动构成的，它进而又塑造了运动和变化的主体力量” [19] 汤普森以“关系-过程”论的模式来研究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劳工“自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史，这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战后英国社会史的“文化转向”一大重要表现 [20]。

首先，汤普森认为阶级的形成是经验的结果。这里，汤普森明确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阶级观念，摒弃“基础——上层建筑”机械的反映论模式。“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出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 [21]。“经验”一词是汤普森《形成》全书的中心，并且是其最受批判最具理论性的观念、是其研究工人阶级历史的方法，也是其叙述这段历史的手段，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经验的发掘与收获，解释和表达是本书最大的亮点。汤普森还原了工人阶级主体性地位，将他们塑造成阶级形成活动的有意识的塑造者。

其次、汤普森试图尽可能地将“经验”这种模糊不定的词汇扩展到它的最宽泛的意义。汤普森《形成》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提出“阶级经验”这个见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意识的调节项，并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自下而上”的研究普通工人情感、经历与价值观的变化。经验使得历史学家在处理阶级形成这一复杂的问题时有了最宽阔的参照范围。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国家、社会、政治不同意义上的阶级经历也必然不同，爱尔兰移民、英格兰南北不同工业区、工人群众中的男女老幼他们的经历也必然不同。尊重阶级经验的多样性，才使“工人阶级意识”的叙述成为可能。“自下而上”就是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 [22] 经验主义的研究手段，要求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这一点使汤普森与后来的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注重理论研究，从推理中得出历史结论的结构主义有相当大的差异。“自下而上”要求史学家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底层民众：农民、工匠、工人阶级、无产者、罪犯等处于社会生态链条最末端的人们，重构由普通群众创造的历史。

第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决于阶级意识的形成。马克思区分了“自在”与“自为”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之后，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意识”的思想，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要在实践中变为真实的过程” [23]，在50年代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加剧，西欧各国战后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势下，汤普森扬弃了斯大林“基础–上层建筑”反映论模式下汤普森继承了卢卡奇主客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理论。汤普森从1780~1832年间的工业化引发的新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民众心理变化为主线探索了工人阶级意识的渊源、客观条件、工人运动以及阶级意识最终形成的历程，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作为一个主客统一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汤普森将阶级意识描述为以文化的方式处理生产关系的这些经验的方式：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意识是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上的形式 [24]。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18世纪英国大众文化史中“阶级意识”的发展。

3.2. 文化“霸权”视野下的“贵族–平民模式”

20世纪初意大利共产党的著名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对比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深刻反思了欧洲革命失败的缘由，创立了“文化霸权”理论。该理论强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内化于人民心中，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统治，安于现状。并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行为规范与教条。人民对待统治者的霸权是及顺从又怨恨的矛盾心态。一般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对英国新左派史家群体影响显著。从1974年开始，葛兰西就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被充分认可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他的著作的英译本也源源不断的出版 [25]。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观点与英国新左派的观点存在很多一致性”。 [26] 汤普森在《形成》中就详细探讨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思想家例如科贝特、欧文、亨利亨特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领导权作用，他透过汉普登俱乐部、自由之友协会、宪法协会等当时许多工人阶级学术文化与政治团体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的“思想领导”的叙述来展现当时工人阶级内部交织庞杂的态度与立场 [27]。

在《英格兰的特性》及其后的评论文章中，汤普森对葛兰西的霸权思想进行了新阐释。在《英格兰的特性》中，他批判了安德森将受霸权统治的英国工人阶级理解为“共同的阶级”，这种工人阶级在安德森的笔下变成了拥有“不可移动的、共同的阶级意识和几乎没有任何拥有霸权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特征。” [28] 也就是说，永远只有统治阶级拥有霸权意识，而被统治阶级只有共同的服从意识。“囊括一切的统治加在被统治着身上(或加于除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之上)直至人们经历的极限，并且在人们出生后就植入服从的观念。” [29] 他批判安德森没有看到下层阶级也可以表现出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有限的霸权。他虽然承认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可以更新我们对国家专政意义的理解，并且找到了工人阶级获取霸权的手段 [30]，但他摒弃了但他摒弃了葛兰西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的决定性的观点。他认为“霸权”不是葛兰西所宣称的一种顺从与一致，至少在18世纪的英国，霸权并不意味着平民会接受任何贵族家长制所指称他们的语词和贵族认可的关于平民的自我肖像。当贵族与资产阶级侵犯平民共有的权利时，平民们以集体的行动来维护共有的习惯。如粮食骚动、争夺伦敦西南里奇蒙猎苑穿行权斗争、扩大《济贫法》适用范围的斗争等等都可以看作平民有意识的反抗统治阶级霸权意识的体现。汤普森吸纳了葛兰西霸权思想中的“斗争秩序”，在18世纪的英国，汤普森认为有一种日渐增长的平民文化和关于另一种社会秩序的构想，它与贵族文化相距很远，有些时候它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特征，有些时候又顺应它，但从来没有超越它的边界。18世纪霸权秩序的维持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伴随着17世纪不断的动乱与变迁之后而保持的相对平衡。

在《贵族社会，平民文化》中，汤普森讨论了持续不断的“贵族与平民”社会秩序与关系的变迁。18世纪，他认为是一个“旧的控制着劳动群众全部生活的家长制正在消退”的时代。这样，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就出现了质的变化，“半自由形式劳动力正在削减，包括佃农数量的减少，劳务服务的最终灭绝和自由、移动的工资劳动力的增长。”这些都意味着劳动力比以往都享有着更多的自由。贵族阶层离生产劳动和直接的剥削关系越来越远。他们从商业、税收和榨取平民劳动力在庄园上劳动的剩余价值来享受他们贵族特权。在经历17世纪动乱与不平后，整个18世纪尽管偶尔出现“传统家长制危机”的时刻，但总体来说，一切相对平稳。“穷人的不服从是一种困难；它不是威胁。政治与建筑的风格，贵族和他们装饰艺术的修辞似乎都宣告着一种稳定，自信，一种成功应对威胁其任何霸权的习惯。” [31] 正是在这种劳动人民与贵族生活的巨大分野中，平民文化得以产生。由此，汤普森开创的“平民–贵族”解释模式和社会史中的“文化主义”范式对70年代新社会史的繁荣与向文化史的过渡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这种研究范式首先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最终决定性。汤普森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分析评价18世纪大众文化的。无论是探究工业化时期民众时间观念的变化还是“道德经济学”的形成，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扩张的分析，而其《辉格党与狩猎者》反映的正是法律史是某种生产关系经时代变迁的产物。汤普森“始终未忽视生产方式体系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决定性影响。” [32] 其次，这种分析范式要求坚持“自下而上”和“人民历史”观念，坚持对普通民众经验整体的再发现与再塑造。在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回到人，发展人始终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宗旨。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和其他新左派理论家不同，汤普森继承了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中“自下而上”和“人民历史”的理念，坚持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历史。他的著作的中心总是历史上最普通的男男女女。他注重发掘普通人的经历，把他们的技术发明、政治抗议或是文化观念看作是历史学主要内容，把普通人看作历史主体，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实践。“应当非常清楚，其证据已然终结的、惰性的文本绝不是‘听不见的’，相反，它有让人震耳欲聋的生命活力，只要我们去倾听，就会听到那声音由过去喧嚣而来，力图确证自身的意义，跃跃欲试地将要将自身的自我认识揭示为认识。” [33] 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汤普森对这种经验整体的再发现与再塑造，揭示了作为整体历史过程的文化的总体性的意义。第三，这种研究范式必然要求坚持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的分析法不仅在经济问题领域适用，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上同样适用，并且他认为应在具体的历史的语境下客观分析民众社会抗议及其历史意义，不能用成熟时期的阶级意识来以今非古。汤普森的“文化主义”新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对60~7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学、新左派、文化研究与20世纪后半期新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4. “文化主义”范式与60~70年代的新左派、新社会史与文化研究

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对同一时期的英国新左派理论与实践，英国新社会史学和战后新兴的史学、文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汤普森及其“文化主义”范式是60~70年代整个英国当代这些主要的社会政治与人文领域研究讨论的关键人物及范式之一，其产生的理论、政治与文化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4.1. 维护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统，造成新左派理论界广泛回响

60年代初，第一波新左派运动衰落，政治上工党修正主义盛行，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攻击第一代左派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拿不出面对当下问题的社会主义有效策略。提倡的唯一方法，是借鉴欧陆马克思主义来改变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从此，汤普森和安德森为代表两代新左派就展开了关于围绕社会主义理论、民族性和英国革命等问题展开了系列长达16年(1964~1980)的理论论战 [34] [35]。

一是关于对光荣革命及“英格兰特性”批判。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史家认为，英国有强大的经验主义与民粹主义历史传统，光荣革命实质上是贵族革命。即“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权力)结构而不是上层建筑”。 [36] 汤普森则认为安德森等人主要依赖法国大革命的模式来解释英国革命的结果。汤普森认为英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时产生了一种“巧妙地使社会势力均衡的建制”。汤普森坚信，英国的革命意识存在于长期以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和清教主义的叛逆传统之中 [37]。二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论争。70年代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风靡欧陆年代。在社会史领域，安德森开始反对“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主张“自上而下”视角应有重要地位，并引入欧洲的视角看待英国近代史 [38]。R.约翰逊则以调和人自居，极力主张二者对话，认为史学应结合理论与叙述，在不同抽象层面上运动 [39]。1974年，汤普森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阿尔都塞哲学本质及理论与历史关系、史家原则等问题继续发表见解。 [40] 他有力的证明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在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叙述。

4.2. “文化主义”影响一种60~70英国新左派运动的战略选择

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重要领导，在政治领域他就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更强调核武器的威胁。而其史学研究“文化主义”是人民阵线的产物。冷战来临后，新左派政治与史学研究实践息息相关。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的重要体现之一即是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史观指导下重视“自下而上”、“阶级经验”与“人民历史”的书写。在英国新左派理论与学术史上，它对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历史考察重建了18世纪后期开始的英国雅各宾大众激进主义文化的历史叙述，这种重视“经验”与平民“文化”的历史将“文化置于政治的中心地位” [41]，反映了战后英国新左派政治与学术群体内部一种重视经验、文化、情感与人类意志的作用及主体的道德自觉和人民的抵抗的浪漫主义传统的倾向 [42]，“汤普森在他的研究中使理论和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当代现实相结合，从而使他的关于理论，现实及其进程的相互影响的观点深化了。” [43] 例如，作为“文化主义”范式的核心的“人民历史”观念，本质上要回到人、发展人，是对当时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表现的愤慨。并以此确立他温和的非暴力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坚定的改革压力”以及民众价值观上主动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又如，“《形成》在文化条件下理解普通人民群众斗争，为共产主义编史学注入了新左派基调……”。 [44] 《形成》中许多问题都与汤普森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人阶级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包含新左派对于文化的讨论、威廉斯的著作，还有关于工人阶级富裕问题的解释、“无阶级”辩论等等的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现实问题。他的社会史著作揭示了下层阶级的政治意识与阶级斗争，这对于强调在学术的政治功用上人类动力的作用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第一代新左派与工人群众和最早的大学生积极分子紧密结合，他们在英国各地建立新左派俱乐部，讨论时事并支持核裁军运动。正如一位史家所言，在汤普森的指导下，“他们试图将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与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机结合并促进他们协调发展。” [45] 汤普森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公共知识分子，其“文化主义”范式与当时实践层面的英国新左派政治激进主义运动相呼应 [46]，从而推动了英国新左派运动发展。

4.3. “文化主义”范式推动60~7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学的发展

4.3.1. “文化主义”与华威学派

汤普森“文化主义”研究模式在推动战后新社会史学派——华威学派成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汤普森的领导下，首先在研究主题上，中心研究的主题慢慢的从劳工史扩大到犯罪学、治安学、医学史、休闲和工业化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并重视一手英国文化史料教学。其次，在教学体制上，中心具备完善的教学与学生管理制度，提倡合作研究 [47]。其三是“文化主义”与中心的法律史研究。他(汤普森)的学生和追随者就开始运用他“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制造了一个号称“华威学派”的社会史流派。汤普森指导了第一部华威学派研究文集《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Albion’s Fatel Trees, Verso, 1975)的研究。第四是劳工史学的新发展。这一时期中心的劳工史学注重研究工业革命期间底层劳工及工会运动对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能动性，研究集中于工会工联与工人运动 [48]。

4.3.2. “文化主义”与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兴起

汤普森的《形成》在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Workshop)中的指导意义在于使工作坊真正成为了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拉斐尔·萨缪尔(Raphel Samuel)说，工作坊受益于“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在受到《形成》影响的历史见解下产生。”历史工场受到了文化主义范式影响，在关注大众经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的影响下恢复被压迫者的经验，把他们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拯救出来。与《形成》主要关注工人阶级对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主要贡献不同，作为新的研究客体的“经验”在工作坊内被无限地放大，以致“ 经验”在工作坊那里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工作与阶级关系，性角色与家庭生活，大众文化与教育。” [49] 并且，他们将汤普森留下的治史经验运用到地方史、口述史等研究的新领域中，促进了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向。 [50] 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扩大了资料搜集的范围，从相片、广告、日记到记录、书信、回忆录，这些记录人民生活经验的史料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4.3.3. “文化主义”与70年代的英国女权主义史学的兴起

汤普森的“文化主义”范式还影响了与工作坊相互呼应的70年代英国新女权主义史学。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女权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女权主义史学家在批判中继承了汤普森的文化主义的总体思路。首先是对文化主义总体思路的接受。S.罗伯特姆(Shella Rowbotham)说：“多萝西和汤普森对于只谈革命的妇女史非常批判……我就会更倾向于考虑这些妇女组织，这些组织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成功地涉及了长时段的大量妇女。” [51] 汤普森夫妇的政治实践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影响了罗伯特姆，她把工人教育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寻求60年代末70年代那种反正统文化和激进主义兴起的时代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发展方向。对罗伯特姆而言，如《形成》和工作坊的成果一般，新的女权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在这种历史学中所隐含的意义是，研究女性地位与行动的可能性，虽然女性历史经验的结构仍然仅仅被间接提到。” [52]

其二是对汤普森研究路径的反思批判。女权主义史学家认为，汤普森的《形成》同样在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忽略了女性。她们认为，“由于不同的政治命令的启发，也促使我们拒绝我们前辈思想家并尝试做不同类型的工作，写不同的历史。” [53] 在汤普森的作品中，阶级意识最终属于创造了劳工运动的男性劳工群体，工人阶级女性处于次要地位，工人阶级女性表现对男性的支持。由此，女权主义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反思汤普森等老一辈史学家研究路径。芭芭拉·泰勒(Babara Talor)直接受益于汤普森，她认为，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划分与具有排他性的阶级观点的劳工运动相联系最终导致了丰富的和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数损失。而现今的女权主义史学必须恢复这种乌托邦元素 [54]。

4.3.4. “文化主义”与60~7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兴盛

汤普森的“文化主义”范式还影响了战后英国新兴的史学，文学交叉学科——文化研究领域的面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文化主义”的借鉴吸纳主要是围绕“阶级经验”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史的书写。60年代，与威廉斯和霍加特一道，汤普森及其《形成》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60年代的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平民文化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阶级“经验”，均重视工人阶级流行文化及其社会关系表达意义的考察。在“文化主义”范式的影响下，60~80年代，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在霍尔与R·约翰逊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其研究重心从文学转向平民文化，在汤普森与威廉斯就“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还是“斗争方式”进行论战之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调整了研究方向，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传达，再生产和体验的‘符号系统’。进一步解构了“文化”的概念，在其后的研究中突出研究了工人阶级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价值倾向。霍尔一代更关注“文本中符号系统的分析”，当时伯明翰学派重视“文化与社会”路径结合的文化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史的过程中，借鉴了汤普森《形成》的“阶级形成”的观点，并广泛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分析 [55]。

应该看到，50年代英国进入了“丰裕社会”(Society of Affluence) [56]，经济繁荣，消费主义盛行。政治上的工党的右转与保守党联合的“共识政治”与“福利国家”盛行，社会文化上流行的是“无阶级”的看法 [57]，然而战后英国左派文化赓续了自30年代以来复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上的“人民阵线”、文化上的红色科学运动和史学上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等等)文化与实践的传统，加之，“五十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兴起了一种有惊人解放性的社会思想及性革命，这整个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种种控制手段的退让，引起了英国社会思想道德深刻的变化。” [58]，然而60年代的“英国病”的社会沮丧以及群众中兴起的“愤怒的一代”，种种青年流行亚文化的兴起又迫使广大新左派知识分子去批判反思，在史学领域以“人民的历史”与对工人阶级历史研究来应对这种“无阶级”衰落感和青年文化。并且，随着70年代英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文化的兴起，以及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群体批判以汤普森第一波新左派的纯粹“经验”主义并大力转向70年代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59]，汤普森的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强调普通人民群众“经验”、“情感”、“文化”并与实践中抵抗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平民文化及文化霸权，由之强调人民群众的能动性、道德与浪漫因素、与自下而上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对战后英国50年代末的第一代新左派与形成的摆脱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控制倡导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在史学上一种回应，在维护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纯粹经验的强调的传统并有利于战后英国史学民主化与规范化的新突破 [60]。同时，由于轻视理论概括与总结，忽略女性劳工与更大层面的阶级内部差异，一味的强调“经验”与“文化”，“自下而上”而不是与“自上而下”视角相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种“理论的贫困”，影响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运动实践与文化领域的挫折与“理论”的转向。然而，从战后英国史学乃至西方新史学的“文化转向”的趋势与宏观视角来看，这种“文化主义”范式对战后新史学发展仍具有重要价值。

5. 新史学视阈下的“文化主义”范式的评价与影响

20世纪是国际“新史学”思潮盛行的世纪。当代西方新史学的转折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在战后冷战形成，东西方两极对立，苏共二十大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和欧美新左派运动兴起时代社会政治氛围下，新史学总体上经历了一次“重新定向”的过程。总体趋向是以“反思”、“转变”、“对以往的历史主义观点和东方教条主义程式化进行批判再检讨的时期。” [61] 这一时期，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形成并发展。而到了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史学在这样的时代与文化条件下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与新旧交替的特色，随着“叙事史”的复兴与新文化史的兴起，学者们在反思总结了“文化主义”范式的局限与积极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文化主义“范式还影响着20世纪后半期英国新史学其他领域研究取向与路径的发展。

具体来说，“文化主义”范式还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在西方“新史学”思潮视阈下各个领域(诸如社会史、文化史与人类学等)内部“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¹)的研究趋向的形成。虽然英国史学在80~90年代后的发展使这种研究范式的一些弊端，诸如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忽视理论性概括与总结 [62]；由于“阶级经验”含义的不确定性而造成新的“经验主义” [63]；以及造成阶级的“同质化”叙述，忽视主体身份差异性，看不到黑人、妇女、少数的不同群体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64]；在分析由平民与贵族、商人之间所构成的“力场”时，汤普森忽视了平民或统治阶级内部因有财产分化而表现出的不同的政治态度 [65]，等等逐一显现。然而，“文化主义”范式有利于打破传统历史书写中社会深层“结构”的简化论与“绝对”的限制，在“自下而上”与“人民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社会史突破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西方自由主义史学的结构主义局限，这种以普通人民群众经验为中心和18世纪家长制文化霸权的研究范式扩充了史学研究的主题，一定程度上纠正过去研究中对文化方面的关注不足的弊病，开辟了80年代早期在英国史学界产生的新社会文化史领域，新社会文化史学家批判性继承汤普森“文化主义”范式中统一的工人阶级文化与经验叙述，倡导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语言”和“性别话语”的历史开始流行。并且，在英国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以“突破了对文化生产机制的研究从而转向对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重要性研究。”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特别是冷战结束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范式的进一步衰落，史家们继续反思“文化主义”范式，利用工业化时期“文学、语言、视觉影像”等资料，主要关注“阶级”、“性别”、“种族”、“民族”等身份政治历史和殖民地、跨国跨区域的劳工史 [66]。可以说，从宏观新史学内部发展趋向来看，汤普森新社会史的“文化主义”模式对20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各领域研究取向的转变影响深远。

6. 结语

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多重时代、政治、文化、理论语境加之早期工人教育和第一代新左派运动实践经历中，汤普森劳工史研究“文化主义”的突出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得以创作。汤普森新社会史研究“文化主义”范式上呈30~50年代英国左派史学文化的“人民历史”与“自下而上”传统理念，又关注近代早期激进运动斗争经验，是70年代后期文化史真正从“潜流”到“主流”的先驱。

汤普森史学“文化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阶级形成于经验和文化中。汤普森“经验”概念的提出和阶级意识理论的成熟，丰富扩大了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阶级的历史解释，并且，汤普森在批判性继承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从18世纪统治者、平民、资产阶级三者关系的相对平衡上提出了取代原有传统社会分析中所运用的“家长制”这一看来非常松散的词汇来分析传统社会即将崩溃，工业社会全面来临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状况和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形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贵族——平民”研究模式，成为“文化主义”范式另一个重要表现。“文化主义”范式亦是汤普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理论的前提下，遵循“自下而上”、“人民历史”与“阶级斗争”的分析路径并推动英国新社会史学在60~70年代繁荣发展的一种具重要影响史学范式。

“文化主义”在当时的英国新左派、新社会史与文化研究学界产生广泛回响，并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史学转折调整视阈下英国史学的路径走向。60~70年代英国左派运动受到挫折，在一定程度上陷于僵局的背景下，年轻的一批史学家退回到抽象的领域和本质主义的策略中对“文化转向”和经验分析大加攻击。然而，理论的实践影响是鲜明的，汤普“文化主义”的范式与其现实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它代表了战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和文化理论领域战略的一种路径，有利于新左派运动的发展。而汤普森重视历史进程中文化与道德因素的调节作用，却在60~70年代英国新社会史学界独树一帜，形成了至今依然赫赫有名的“华威学派”，促进了新社会史研究取向转型，将战后英国新社会史“文化转向”继续发扬光大。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还影响了历史工场运动的发展。女权主义者更是以其治史精神为依托，开辟了妇女史文化分析的新维度。在战后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不断吸纳借鉴“文化主义”范式中“阶级经验”，开拓了工人日常生活史研究。从而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突破，也是对战后英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种史学回应。“文化主义”范式有重视文化与经验，轻视理论与结构的弊端，从而在维护促进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基本立场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理论的贫困”，但是从更广阔的时代学术文化史演进的纵向轨迹看汤普森史学研究“文化主义”范式的深远影响，可以发现，“文化主义”范式也影响着英国20世纪后半期新史学的各个领域普遍发生的研究取向与路径的转换。

NOTES

¹“文化转向”主要指20世纪60~70年代发生于新史学内部的一种研究取向，旨在探究普通民众历史经验，特别是以社会下层的经历情感与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关注感知形式、历史意义与史学理解的变迁，注重史学各领域，例如社会史学与人类学、文化研究、文化史等诸多学科领域与方法的结合，推进“综合的”“整体的”“社会的历史”研究范式的史学转变。早在80年代后，以J. S.琼斯(Gareth. S. Jones)，J.W.司各特(Joan. W. Scott) M.C.斯坦因博格(Mac. Steinberg)、小威廉•苏威尔(William Swell Jr)等为代表的英国新文化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与“意义”进一步推进了英国史学“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他们针对汤普森工人阶级研究的“文化主义”进一步批判，倡导研究“实践”中工人阶级对待文化霸权与反霸权策略，阶级“语言”、性别或种族的“语言”(话语)的主张。关于对这些史学家主张的研究可见B. D. Palmer,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xiv.17.19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