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商业领域的道德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商业领域的不道德行为迅速演变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例如，长春狂犬疫苗、拼多多假冒伪劣、剥削工人、欺骗客户和供应商以及污染环境等事件。目前商业领域的不道德问题已经呈现出非常严重的态势，并且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些行为及后果引发了学者对商业领域不道德行为的持续关注和重视。商业道德敏感性是企业或企业中的个体对工作情境中道德问题的领悟和解释能力(张娜，2015)。商业道德敏感性是商业道德决策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Saat et al., 2010b)，如果个体不能识别情境中潜在的道德问题，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道德行为的(Fiolleau & Kaplan, 2016)。

鉴于商业领域中不道德行为越演越烈的趋势，提升个人和企业对情境中道德问题的敏感性就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为此，近二十年来国外研究者对商业领域的道德敏感性开展了大量研究(O’Fallon & Butterfield, 2013)。研究表明，商业道德敏感性能够有效提高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促进道德决策、减少员工偏差行为(Gok et al., 2017; Hermawan & Sari, 2018; Putri, 2018; Rousseau, 2017; Sundar & Kellaris, 2017；张娜，2015；张志聪等，2019)。国内目前有关道德认知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而有关道德敏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视角单一，促进商业道德敏感性的道德教育也尚未成系统。对于干预的探讨，不仅能拓展道德敏感性研究的思路，也用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道德敏感性的基础研究结果。本文在对当前商业道德敏感性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着重对商业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方面的最新研究证据进行梳理，并在系统分析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开展商业道德敏感性研究的方向，以期促进我国关于商业道德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2. 商业领域道德敏感性的基本现状

当前商业领域道德敏感性的现状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等领域，但这些领域从业者的道德敏感性并不乐观。

会计职业是当前商业领域道德敏感性研究最多的一个职业。近几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公司丑闻，然而这些腐败丑闻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实务中的不当行为(Ogrean et al., 2008)。研究发现，会计人员的道德敏感性并不乐观，同时他们识别不同违规行为的能力是不同的，例如，推荐不良投资、逃税、掩藏缺陷(少提坏账准备、重大事项未披露等)、超过法定污染限制等行为较难识别，赠送礼物、贿赂外国官员、投标骗局、内幕交易、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的营销策略等行为较容易识别(Saat et al., 2010a)。此外，在个人私利、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些会计人员迫于领导压力不能坚持原则，无视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如虚构收回应收账款、少提坏账准备、虚增货币资金等) (Shawver & Miller, 2017; Uyar et al., 2015)。研究还发现，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并不熟悉职业道德准则，也没有能力识别和解决道德难题(Williams & Elson, 2010)。

审计也是道德敏感性研究的重要领域。审计因其利益冲突，其从业人员的道德责任极其复杂(Chan & Leung, 2006)。研究发现，审计行业的不端行为主要有为了获取利益(如维持合作关系)和上市公司串通，参与造假，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面对被审计单位和相关部门的压力，审计人员隐瞒被审计单位的虚假信息，并出具不符合实际审计情况的审计报告(Dickerson, 2009; Patterson, 2001)；Dickerson (2009)以审计人员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超过20%的被调查者没有意识到少报审核时间和不遵守审计程序是不道德的。其中，审计人员因压力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对市场的风险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保险业的社会形象并不正面。研究发现，保险业主要存在着协助客户向公司骗保、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价的产品来获得竞争优势、在未向消费者完全披露后果的情况下获得代理许可或诱换保单、用保险佣金的部分作为回扣诱导投保等道德问题。同时，与发达国家的保险业相比，中国保险业更容易出现不道德行为(Zhang & Zhang, 2016a)。张娜(2015)的研究发现，中国保险营销员能敏感地意识到人身攻击(例如为获得优质客户，打电话威胁其他营销员)、欺瞒公司(例如协助客户骗保)是不道德行为，较难意识到虚假信息(例如推荐产品不告知保险期间)、侵犯客户(例如与家人聊天泄漏客户个人信息)是不道德行为。

3. 商业道德敏感性影响因素

影响商业道德敏感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和问题情境因素三个方面。

3.1. 个体因素

3.1.1. 性别

大量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道德敏感性(Dickerson, 2009; Lau, 2010; Ozdogan & Zeliha, 2007; Saat et al., 2010a; Zhang et al., 2017)。但仍有部分研究发现，道德敏感性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Taylor, 2013; Walsh et al., 2016)。一项元分析表明，道德敏感性的性别差异显著，即女性有着更高的道德敏感性(You et al., 2011)。这可能归结于男女性共情能力的不同。一般来说，女性的共情能力高于男性，而高共情能力的个体更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能想象不道德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就更能识别情境中的不道德问题。Zhang等(2017)的研究也证实，共情调节性别与商业道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还有研究者认为，在专业背景下，男女性因接受相同的专业训练，其识别道德问题的能力渐趋一致。但在商业背景下，由于性别社会化——男性重视成就，女性侧重关系，使得道德敏感性仍然存在性别差异(Şımga-Mugan & Önkal-Atay, 2003)。

3.1.2. 年龄和工作经验

年龄影响道德敏感性。纵向来看，年龄越大，道德敏感性越高(Dickerson, 2009)。这可能是年龄与工作经验高度相关的结果，即与年轻人相比，年长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研究也发现，工作经验影响道德敏感性。Uyar等(2015)对土耳其注册会计师的研究发现，工作经验与道德意识呈正关系。Neureuther等(2011)对200名参加商业法律课程培训的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工作经验与道德敏感性呈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积累工作经验意味着愈来愈熟悉法律法规，从而提高了道德敏感性。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年龄与道德敏感性相关不显著(Ozdogan & Zeliha, 2007; Taylor, 2013; Vansandt et al., 2006; Walsh et al., 2016)，或者，工作经验对道德敏感性无显著影响(Dickerson, 2009; Fiolleau & Kaplan, 2016)。

3.1.3. 职业

职业是影响道德敏感性的重要因素——商业专业学生或从业者比非商业专业学生或从业者的道德敏感性低。例如，Ozdogan和Zeliha (2007)对发展中国家大学生的道德敏感性现状做了调查，发现商学院学生道德敏感性比其他学院学生的低。Jordan (2005)和Jordan (2009)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商业从业者的道德敏感性更差，这可能是因为长期的专业培训和商业实践让他们意识到，为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是可以丢弃道德的。

3.1.4. 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Forsyth等(2008)的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研究发现，相对主义与道德敏感性呈负相关，理想主义与道德敏感性呈正相关(Johari et al., 2017; Marta et al., 2007)。这是因为，高相对主义的个体倾向于根据情境随时改变自己的道德标准，而理想主义者侧重于人道主义，想要以绝对公平的方式对待所有人，所以他们会更敏感地识别出道德问题。但是，在Yetmar和Eastman (2000)对税务从业人员的研究中，相对主义与道德敏感性负相关的结果没有得到支持。二是从道德哲学角度将其分为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乔学斌，2006)。Uyar等(2015)的研究发现，功利主义与道德意识呈正相关，利己主义与道德意识呈负相关。Kara等(2016)的研究也发现，功利主义者更容易识别不道德行为，利己主义更不容易识别不道德行为。

3.1.5. 人格

人格与道德敏感性存在相关。Kara等(2016)检验了大五人格和道德敏感性的关系，发现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与道德敏感性正相关。另外，研究也发现，攻击性与道德敏感性负相关(Walsh et al., 2016)；具有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道德敏感性较低(Ross & Robertson, 2003; Triki, 2012)。

此外，个体的内外控倾向也影响道德敏感性。Chan和Leung (2006)的研究发现，内控型个体比外控型个体能更好的识别道德问题。Gunawan和Munari (2019)对审计人员的研究发现，内控型个体的道德敏感性更高。Ho (2010)等也证实控制点显著影响经理人的道德感知。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马来西亚文化相关，绿色环境在马来管理者的价值观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们认为自己对环境负有责任，所以更能识别员工破坏环境的不道德行为。

3.1.6. 宗教信仰

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道德敏感性呈正相关(Alteer et al., 2013; Uyar et al., 2015)，即个体的宗教信仰越强烈，意识到道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仍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Kara et al., 2016; Lau, 2010)，这可能是因为各研究所用宗教信仰的概念不一致，例如，个人宗教信仰是商业道德态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人际宗教信仰则不是(Kum-Lung & Teck-Chai, 2010)。

3.2. 组织因素

商业道德敏感性不仅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所处的组织的影响(Craft, 2013)。组织因素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组织伦理氛围、领导风格、独立性威胁和薪酬结构。

组织伦理氛围包括伦理标准和分析轨迹两个维度(Rachels, 1999; Solomon, 1992; Victor & Cullen, 2008)。Vansandt等(2006)发现，与使用利己主义伦理标准的组织相比，使用仁爱或原则伦理标准的组织会有更高水平的道德意识。使用利己主义伦理标准和个人分析轨迹相关的组织，其员工的道德意识水平将会是最低的。Dickerson (2009)对1300名美国加州注册会计师的问卷调查发现，组织伦理氛围与道德敏感性正相关，组织伦理氛围越高，道德敏感性就越强烈。Alteer等(2013)认为伦理氛围还会调节宗教信仰对道德敏感性的积极影响，高伦理氛围和高宗教信仰的个体会表现出最高水平的道德敏感性。Salamon和Mesko (2016)对四维伦理氛围的研究发现，伦理氛围中的“集体道德敏感性——共情能力”维度对支付纪律有积极影响，公司越缺乏关怀力，延迟付款给供应商的时间就越长。

领导风格，也是影响道德敏感性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员工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与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正相关(Effelsberg et al., 2014; Mayer et al., 2010; Mulla & Krishnan, 2011; Resick et al., 2013; Thomas et al., 2007; Tu et al., 2017; Zhang & Zhang, 2016b; Zhu et al., 2016)，与交易型领导负相关(Caillier & Sa, 2016; Groves & Larocca, 2011; Zhu et al., 2011)。这是因为，伦理型领导有助于构建良好的组织伦理氛围(Mayer et al., 2010)，变革型领导能够满足下属的需求和提升下属在组织更高层次的参与(Avolio & Bass, 2004)，进而提升个体的道德敏感性。然而，交易型领导则是控制下属而非构建相互尊重的组织氛围(Avolio & Bass, 2004)。

独立性威胁。独立性是专业审计的基石，而独立性威胁损害了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进而导致不道德行为(Deangelo, 1981)。自我利益威胁是独立性威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使用客户重要性作为指标来衡量(Li, 2009)。Johari等(2017)的研究发现，自我利益威胁和道德敏感性正相关，当审计人员面对的客户越重要，审计人员识别出道德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Simga-Mugan等(2005)发现，当代理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代理人的道德敏感性最高；与第三方或社会的利益受到威胁时相比，当负责人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代理人的道德敏感性更高。

薪酬结构。Fiolleau和Kaplan (2016)发现，公司薪酬结构会影响从业者的道德敏感性，只注重经济目标的狭窄薪酬结构公司与同时注重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广泛薪酬结构公司相比，其从业者的道德敏感性会更低。这是因为，个体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在只关注经济目标的公司里，员工会优先注意与经济相关的事件，从而忽略与道德相关的事件。且长期处于只注重经济目标和不道德氛围的环境中，道德敏感性是会下降的。

3.3. 社会文化和问题情境因素

3.3.1. 国家文化

Hofstede (1984)从五个不同的维度研究了国家文化：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研究表明，权利距离和男性化与道德敏感性负相关，高权利距离的个体更能接受上下级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员工更倾向于服从上司的不合理命令，上司更愿意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处于高度男性化文化的个体也更注重自身利益，不关心他人利益(Kara et al., 2016)。因此，高权利距离、高男性化的个体更不容易识别出不道德问题。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对道德敏感性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Kara等(2016)对200名土耳其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集体主义与道德敏感性正相关，集体主义者认为自己有保护集体的责任，这能阻止个体做出不利于集体的不道德决策。然而，Chan和Cheung (2012)对12个国家271家公司员工的研究发现，个体主义与道德敏感性正相关。在低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偏爱内群体、无视外群体，特别是当不道德行为有利于内群体时，个体会表现出低道德敏感性。行业规章制度调节不确定性规避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当行业存在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时，高风险规避的个体更能识别不道德问题(Blodgett et al., 2001)；相反，当不存在正式的规章制度时，高风险规避的个体会因极力避免不确定性情境而忽略道德问题(Chan & Cheung, 2012)。

3.3.2. 问题情境因素

道德问题本身的特征也会影响道德敏感性，主要包括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效应的即时性、接近性、结果的集中性、后果的严重性和社会共识(Jones, 1991)。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结果的即时性越强，决策者与受害者在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上越相似，受影响人群越多，后果越严重，社会共识越一致，道德强度就越大，人们就更容易识别出道德问题。研究发现，道德敏感性与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效应即时性、接近性、结果的集中性、后果的严重性和社会共识呈正相关(Breda & Fiona, 2009; Dickerson, 2009; Oboh, 2019; Valentine & Godkin, 2019; Zhang et al., 2019)。目前，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后果严重性和社会共识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对道德强度其余四维度的关注很少，并且这四维度与道德敏感性关系的结论不一致。例如，Valentine和Godkin (2019)对215名美国和加拿大中西部城市的公司雇员的研究发现，效应即时性和接近性与道德敏感性没有显著相关；Chia和Mee (2000)的研究发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与道德敏感性没有显著差异。

部分研究也关注了道德问题本身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Zhang等(2019)对417名中国保险营销员的横断研究发现，个体从道德问题中感知到的道德强度与商业道德敏感性正相关。Johari等(2017)的研究也表明，道德强度和道德敏感性正相关，并且价值取向和自身利益威胁通过感知到的道德强度来间接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

4. 商业道德敏感性的干预研究

随着对商业道德敏感性重要性的认识的提升，很多国家展开了道德敏感性的干预(Shawver & Miller, 2017; Taplin et al., 2018)，在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欧洲等地的研究表明，学校教育干预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道德敏感性。例如，Kim和Loewenstein (2020)对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美国员工进行道德干预的研究发现，员工的道德敏感性有显著提高。还有学者对毕业年级114名会计专业大学生进行一学期专业实习，结果表明大学生商业道德敏感性有明显改善(Nadaraja & Mustapha, 2017)。但也有研究发现，道德干预不能促进道德敏感性(Mathis, 2012)。一项基于66项研究的元分析表明，道德干预课程与道德敏感性有中等程度的相关(d = 0.44) (Watts et al., 2017)。这意味着道德干预能够有效提高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但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影响干预的有效性。

首先，个体特征影响道德敏感性的干预效果。Lau (2010)研究发现学习准备(readiness)会调节道德教育对道德意识的积极影响，如果个体能主动学习道德并追求有纪律的想象，这可以促进个体道德敏感性的发展(Pedersen, 2009)。Saat等(2010a)发现，与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相比，学业成绩良好和平均的学生道德敏感性提高得更多。Taylor (2013)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工作经验也会影响道德干预的有效性，即道德干预对有较少工作经验的学生影响更大，但个体之前是否接受过道德教育不会显著影响干预效果。Dickerson (2009)的研究却发现，先前接受过的道德教育越多，道德敏感性会越高。

其次，教学方式影响道德敏感性干预的效果。目前，道德教育主要有两种教学方式，一种是作为独立课程进行教学，另一种是整合到其他课程中进行教学，但这两种教学方式谁更有效的问题还存在争议(Webb & Chaffer, 2016)。前者能深入学习伦理概念、理论和决策模型等内容，有充足的课堂时间进行伦理分析(如自我反省或小组辩论)；后者则能解决道德教育过于哲学化的问题，在现实商业环境中了解道德问题(West & Buckby, 2018)。研究表明，两种教学方式均能促进个体道德敏感性的发展(Martinov-Bennie & Mladenovic, 2013; Miller et al., 2014; Mladenovic et al., 2019)。目前，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大多数商业院校更多地采用整合教学而非独立教学(Dellaportas et al., 2014; Miller & Becker, 2011)。此外，课堂教学还有不同形式，例如，角色扮演、价值相关方法、学生个人开发的案例研究等也可能影响教学效果(Laditka & Houck, 2006; Coyne, Massey, & Thibodeau, 2005; Taplin et al., 2018)。

最后，实践也是道德干预的一种有效形式。Nadaraja和Mustapha (2017)采用前后测的研究设计发现，经过实践训练后的学生能更敏感地识别道德事件。实践既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道德问题具象化(Loeb, 2015)，也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Bixler, 2011)。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实践不能影响学生的道德敏感性(Saat et al., 2010b)。这可能是受实践环境的影响，在访谈中，学生报告了环境中的不道德行为，特别是客户的欺诈行为，例如客户要求编造虚假账册、为少缴税款而修改财务报表等。

5. 展望

尽管商业领域的道德敏感性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5.1. 拓展和改进研究方法

首先是测量工具的完善。目前，大多数道德敏感性测量工具都是针对某一职业领域而设计的，如商业领域中的会计、审计、保险等行业，还有许多领域缺乏测量其从业人员道德敏感性的测评工具。所以开发一整套适用于不同领域背景的道德敏感性测量工具是有必要的。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分析道德敏感性的多维结构，开发出具有良好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测评工具(郑信军，岑国桢，2007)。

其次是研究设计与方法的完善。首先，纵向研究亟待加强，现有研究表明了道德教育对道德敏感性的及时效应，但是否存在长期效应还有待研究(Williams & Dewett, 2005)。其次，目前道德敏感性的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对于商业伦理研究多采用自评问卷的形式，这种方法存在社会赞许性和自我服务偏差的问题。因此，多方法和多来源的评价者可以降低评价偏差，包括通过领导者和员工之间的相互评估或多指标(如生理指标)以获取道德敏感性的可靠信息。

最后，样本的代表性也有待提高。过去20年里，许多关于商业道德问题的实证研究使用的是大学生样本(Albaum & Peterson, 2015)，而学生由于缺乏责任感和工作经验导致无法切实想象现实生活中的工作条件，这使得他们的回答可能区别于从职人员。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现有研究推广到商业从业人员样本上以观察研究结果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5.2. 构建道德敏感性影响因素模型

目前，关于道德敏感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不论是前因变量、后果变量的研究，还是个体因素、组织因素、社会情境因素的研究。但该领域的研究存在很多不一致的结论。未来的研究应该聚焦这些争议并进行多因素的建模，以明确其作用机制。

首先，建模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商业领域道德敏感性研究中的矛盾结果的解释。比如性别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建模来解决现有研究中发现的不一致现象，并试图确定性别差异是否受年龄、工作经验或就业状况的影响。同时情绪对道德敏感性可能也有影响(任强，2010)。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移情或其他形式的情绪唤醒在道德敏感性中的作用。综上，通过建模综合考虑不同变量之间的作用，可能更能解释当前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结果。

其次，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相对比较复杂，单一变量的探讨可能会丧失其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比如个体–组织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商业道德敏感性(Ruiz-Palomino & Martínez-Cañas, 2014)。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个体–组织的交互作用对商业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同时，现有研究也缺乏对道德敏感性背后的认知过程进行研究(Jones, 1991)，这些都需要纳入相应的模型进行综合考虑。

5.3. 加强道德敏感性的干预研究

首先，现有干预研究主要是对入职前的大学生道德敏感性的干预，其他角度的干预研究及应用基本没有。因此，今后有必要加强对入职后的专业人士道德敏感性干预的研究。同时，也可以考虑社会监督和政府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Orlitzky & Swanson, 2010)。

其次，对现有干预方法的提炼和探讨，以期进一步提高道德敏感性干预的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加入教授道德课程的老师和学习道德课程的学生对于道德课程如何设计和如何实施的建议，还可以考虑利益相关者(如从业者、监督者)对道德教育有效的看法。在道德课程和实践培训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改进(Liu, Yao, & Hu, 2012)，在从业环境中赋予学生责任和提供更多的实践培训，以比较道德教育是否可以提升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

最后，在职前和职后道德敏感性干预的衔接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探讨。现有的职前和职后道德教育的衔接没有得到相应融合。职前职后的道德教育看似联系非常密切，但职前的教育是针对即将从业的大学生而设计，他们需要学的东西必定包括实践性知识，目前此阶段的培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然而，职后的教育是基于个体从业后的“再教育”，他们的起点侧重于成人化的学习，不同于学生时代的教育，因此职后的教育应该在职前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前进一步，并且更加考虑到成人学习的需求，而不是单单提高实践性知识含量。例如，道德教育在提高管理者道德意识的同时，又能促进其实现与战略相关的行动(Brown, 2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SH098。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