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结婚率的持续降低和离婚率的持续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2015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1224.71万对(粗离婚率2.79‰)，而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已下降至814.33万对(粗离婚率为3.09‰) (国家统计局)，婚恋难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穆光宗，2021)。不光我国境内存在婚恋难这一现象，位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在随着传统家庭观念和婚育观念的改变下，也同样存在离婚率攀升和结婚率递减的现象(邱红，赵腾腾，2017；全信子，2013；张冬冬，2017)。为减弱结婚率与离婚率变化对人口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日韩政府相继推出《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家庭友好社会环境建设促进法》以减少单身人口数量、增强家庭稳定性和促进子女抚养(汤梦君，2013)，但均收效甚微。如此，怎样有效助推个体建立稳定婚姻关系迫在眉睫。

婚姻是亲密关系的重要组成成分，而心理学研究中的亲密关系多指婚恋关系(陈国典，杨通平，2020)。在生活中，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不光可以提供夫妻支持应对(dyadic coping)，以预测个体的疾病发展与好转(Ge et al., 2020; Traa et al., 2015)，还能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进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Song & Fan, 2013)。因此，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并从中获益无疑成为每个人的愿景。然而个体拥有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资源往往存在差异，比如由于收入稳定、受教育程度高和资产充分的个体往往比资源较少的个体在面对问题时拥有更多且更为灵活的解决办法，因此在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上更具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这一指标来反映个体或家庭在资源上的差异(Mueller & Parcel, 1981)，主要包括收入、教育、职业和资产这四个重要部分。因此，众多研究者开始探讨SES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学和家庭学领域中，SES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系已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探讨(Cherlin, 2005)，涉及了SES和结婚率(Bloome & Ang, 2020)、离婚率(Maciver & Dimkpa, 2012)以及后代抚育方式(Bradley, 2016)等方向。相比之下，从心理学视角对此问题的探究甚晚，且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包括对SES与家庭暴力间相关性的研究等(Silva et al., 2014)；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择偶策略(吴宝沛等，2014；李雪，郑勇，2019)、亲密关系质量(陈国典，杨通平，2020)、亲密管中的自我扩张(贾凤翔，石伟，2012；赖晓璐等，2018)和网络亲密关系(孟庆东，王争艳，2009)等方面，少有考察SES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系(Karney, 2020)。但如前所述，SES对亲密关系影响的探讨对亲密关系的建立及其维持具有众多积极意义。因此，亟需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梳理出SES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希望能为我国研究者未来在该领域的拓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希望能助力于我国婚恋关系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拟先阐述SES与亲密关系之间关系的三种理论假说，然后从亲密关系的建立、维持和解体这一顺序，详细梳理现有SES与亲密关系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后根据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展望。

2. 理论假说

2.1. 心理取向理论

心理取向理论(The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Account)认为个体早期在不同SES阶层的生活经历会对其思维方式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影响(Kraus et al., 2012)。具体而言，对于高SES阶层的个体，其生活环境中的资源和机会充分，因此在获得优质资源方面显得足够便捷和理所应当。在这种情境下成长的个体更加以自我中心并有着更强的掌控感，与他人互动时缺少对他人感受的考虑和忽略环境因素。相反，对于低SES阶层的个体，其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有限，这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对环境和他人更加敏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更乐意与他人合作以获得更多资源和优势(Kraus et al., 2012; Markus & Kitayama, 1991)。心理取向理论的观点得到了众多研究的支持，比如在情绪感知上，低SES阶层的个体比高SES阶层的个体更容易感知到他人的情绪变化(Kraus et al., 2010)，体验更多与他人相关的情绪(如：同情，敬畏)而非与自我相关的情绪(如：自豪) (Piff & Moskowitz, 2017)；在处理问题上，遇到不确定因素时更倾向于寻找他人帮助(Piff et al., 2012)。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缺少直接证据表明其在解释SES与亲密关系间关系上的可靠性。比如现有研究大多显示低SES阶层个体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处理社交关系(Bianchi & Vohs, 2016)，但该结论是否能说明低SES阶层个体的家庭关系更加和谐还不得而知。此外，该理论认为高SES阶层的个体大多成长于个体主义社区，低SES阶层的个体大多成长于集体主义社区，而低SES个体在人际关系上的优势正是来源于其成长于集体主义社区。但有跨文化研究证据表明集体主义取向对人际关系不一定带来正面影响：与奉行个人主义的北美相比，奉行集体主义国家，如西非地区的个体对他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Adams, 2005; Lu et al., 2021)，中国人在情绪报告中表现出对他人更多的嫉妒(Liu et al., 2019)等。因此，未来需要更多针对不同SES阶层亲密关系的研究从正面探讨SES与亲密关系的联系，并通过跨文化研究以探讨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取向对不同SES阶层心理的影响。

2.2. 压力与资源理论

和重视个体过往经历的心理取向理论不同，压力和资源理论(The Stress and Resource Account)更看重个体的即时处境。该理论认为伴侣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既可能促进其情感发展，也可能加速其分离，而这主要取决于用于应对压力的资源的多少(Hill, 1958)。当资源足够伴侣解决问题时，外部压力有助于其情感发展，当资源不足以伴侣间问题的解决时，外部压力则会加速其分离(Li et al., 2021)。研究者认为压力情景主要借助两种途径对亲密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影响伴侣间的互动来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比如因处理问题时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的增加而导致双方交流减少；另一条途径则是压力情景增加了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难度，进而增加了维持亲密关系的挑战性(Kwon et al., 2003; Neff & Karney, 2017)。因此，根据压力与资源理论，由于低SES阶层的伴侣面临的压力情境数量比高SES阶层的伴侣更多，如健康问题、职业问题(Li et al., 2014; McLeod & Kessler, 1990)和情绪问题(Kushlev et al., 2015)等，以及处理压力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更弱(徐安琪，2012)，因此其伴侣间亲密关系的维持显得更为困难。

2.3. 择偶策略理论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认为个体所在的SES阶层会对其配偶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Grossbard, 1985)，据此提出了择偶策略理论(The Mating Strategies Account)。该理论认为婚配市场上的男女比率会对包括性行为、结婚率和离婚率在内的许多婚恋因素产生影响。比如当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时，男性将面临更大的择偶压力因此更倾向于和女性建立长期亲密关系，并对伴侣更加忠诚同时注重自身事业的发展。此时总体的结婚率将上升、离婚率下降、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也将减少。而当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时，拥有更多选择权的男性将拒绝或轻易做出承诺，此时结婚率将下降、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将出现增长(Averett et al., 2018；邢采等，2012)。应用到SES阶层上，研究者发现由于男性的职业选择往往比女性多样，收入导致的差异使不同SES阶层上的男女比也存在一定差异，高SES阶层的男性比例更大、低SES阶层的女性比例更大(Clary, 2011)。两性择偶时均倾向于选择和自己教育背景、经济地位匹配的伴侣(郭云蔚，2021)，因此高SES阶层的男性得努力争取少量的该阶层女性，低SES阶层的女性需要仔细甄别该阶层的少量具有能力的男性。换句话说，择偶策略假说认为不同SES阶层的个体会采取不同的择偶策略将对其亲密关系产生影响。高SES阶层的个体在择偶时会更看重对方职业、学历的匹配度，其次是双方的性格是否契合、沟通是否顺畅，而这些因素都是维持健康亲密关系的关键。相比之下，低SES阶层的个体由于较少的选择和择偶标准，彼此间缺乏信任和忠诚亲密关系的维持也会更加困难(Lichter et al., 2019)。

总的来说，心理取向理论更看重个体的成长环境对其未来亲密关系发展的影响；压力与资源理论更看重伴侣面临的压力情境对其亲密关系维持产生的影响；而择偶策略理论更看重个体在亲密关系建立时的偏好(表1)。

3. SES与亲密关系的建立、维持和解体

由于亲密关系存在建立、维持和解体这三个阶段(Perlman & Fehr, 1987)，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从这三个阶段梳理SES与其之间的关系。

3.1. SES与亲密关系的建立

不同SES阶层的个体相遇后，是否要选择发展亲密关系则涉及到个体的择偶策略。现有研究显示不同SES阶层个体的择偶策略也存在差异，比如1) 在结婚时间点的选择上，拥有大学学历的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获得的成就(包括收入潜能等)日益明显，因此更易吸引同样具有高收入的伴侣(Greenwood et al., 2014; 王鹏，吴愈晓，2013；朱州，赵国昌，2019)，而这便可能导致高SES阶层的个体推迟结婚以拥有和其SES阶层相似且对长期亲密关系的维持更有利的伴侣(Voydanoff, 1990；和红，谈甜，2021)。2) 在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上，与高SES阶层的个体相同，低SES阶层的个体对亲密关系也抱有价值期待(徐安琪，2012)。但是正如择偶策略理论所述，低SES阶层的男性比例较小、女性择偶的竞争压力大；因此低SES阶层的女性更难找到和自身收入相匹配或更高的伴侣，进而导致其对发展长期亲密关系持悲观态度并较少做出发展长期亲密关系的承诺(Edin & Reed, 2005; De Hauw et al., 2017)。与之相反，低SES阶层的男性知道自己在婚恋市场上更为“抢手”，因此具有一定能力的男性存在更多的不忠行为、拒绝做出长期亲密关系的承诺，而不具有能力的男性为了避免提出承诺后被拒绝使自己失望则倾向于拒绝做出承诺(Harknett & McLanahan, 2004)。

一旦不同SES阶层的个体开始建立亲密关系，其亲密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会出现差异。研究显示，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体相比，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体其亲密关系的某些阶段会加快，比如可能更早地发生性行为(於嘉，谢宇，2017)，在发生性行为后可能更早同居，第一个孩子也更可能在婚前出生(Sassler et al., 2016；李丁，田思钰，2017)。然而许多情况下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伴侣相比，低SES阶层个体间的亲密关系常常发展到同居这一阶段就终止了，这大大削弱了结婚的可能性(Bagley et al., 2020)。SES不光和伴侣间的结婚率存在关联，其对生育也会产生影响。研究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首次生育年龄一直在上升(赵梦晗，2016)，低SES阶层女性的首次生育年龄比高SES阶层的女性提早了近十岁，未婚先孕的可能性提升了近五倍(Lundberg & Pollak, 2015)。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1) 高SES阶层的个体更奉行“先结婚后生娃”的准则，因此稳健发展的亲密关系便使其首次生育年龄逐渐后延。2)高SES阶层的个体更看重个人发展，因此其更可能等到自身发展稳定、亲密关系稳定后才会将生育子女提上日程(Curtin & Martinez, 2014)。3) 由于拥有更严格有效的避孕手段，高SES阶层的个体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也小于低SES阶层的伴侣，这便可能导致其首次生育年龄更高、非婚生子女数量更少(Harrison & Goldenberg, 2017; Williamson et al., 2009)。

3.2. SES与亲密关系的维持

亲密关系建立后，即使是不同SES阶层的伴侣也都会面临一系列普遍性挑战，比如对家长身份的不适应、伴侣间的沟通、性行为和家务分配等(Trail & Karney, 2012)。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则和SES阶层有关，比如调查显示低SES阶层的个体在维持亲密关系时常会遇到更多诸如失业导致家庭经济危机之类的问题(Hogendoorn et al., 2021)。在应对困境时，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低SES个体由于经常暴露在压力情境下，因此其心理弹性更好，能更好地调整自身状态从而缓冲困难带来的冲击进而更易维持亲密关系(徐安琪，2012)。但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与之相反的恶化效应(exacerbation effect)，即认为低SES阶层的伴侣往往同时面临多种挑战，不同的挑战均会消耗其应对资源，使其面对困难的反应更差，进而不断恶化他们的处境(Neff et al., 2020; Ogan et al., 2021)。相比之下，当前恶化效应得到了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有研究者对美国四个州影响伴侣婚姻满意度原因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了七个与低亲密关系满意度相关的因素：缺乏高中文凭、心理问题、药物滥用、经济压力、急性压力、社会孤立和家庭暴力(Rauer et al., 2008)。这些因素不光在低SES阶层中更为普遍，并且其与关系满意度间的关联受到其他风险因素累积的调节，具体表现为多种风险的叠加会使其对亲密关系的恶化效应更明显(Curtis et al., 2020)。不仅压力累积带来的恶化效应会影响低SES阶层的亲密关系，不同压力源对其亲密关系产生的影响也与高SES阶层不同：仅仅增加高SES阶层伴侣间愤怒情绪的情境可能对低SES阶层伴侣间的亲密关系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在一项针对男性未来十二个月就业不确定性的研究中，发现工作稳定性和家庭矛盾在低SES阶层中显著相关，而在高SES阶层中并不存在相关性(Fan et al., 2019)。

低SES阶层的个体除了面临着更多问题带来的挑战，他们还缺少高SES阶层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优势与资源。因此，高SES阶层的伴侣更容易地处理自己面临的困难，由问题较少的优势群体变成处理问题时更有优势的群体；而低SES阶层的个体则会更加处于劣势(Williamson et al., 2019)。持有压力和资源理论的研究者认为，伴侣面临的经济压力会直接影响其心理压力进而恶化关系中的矛盾。比如面临经济问题的夫妻间表现出更多的敌意与更少的温情(Masarik et al., 2016)，由于困难情境会增加伴侣间冷静沟通的难度进而影响伴侣间的亲密关系(Williamson et al., 2013)，因此低SES阶层面临的种种问题将使伴侣间的沟通变得不顺进而影响其情感稳定。

当亲密关系出现问题但伴侣无法自己解决时，高SES阶层伴侣更倾向于向外界寻求帮助和干预(Halford et al., 2006)，而低SES阶层的伴侣则担心寻求帮助会耗费大量金钱，并且他们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渠道获得有效帮助(Williamson et al., 2019)。不仅如此，现有帮助高SES阶层提高亲密关系质量的手段并不适用于低SES阶层的伴侣(Lundquist et al., 2014)。比如常用的认知行为疗法其治疗经验往往来自高SES阶层和中SES阶层的伴侣，而不同SES阶层的伴侣面临的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又不尽相同，因此其需要经过调整才能适用于低SES阶层的伴侣(Bradbury & Bodenmann, 2020)。当然，常用于其他SES阶层的帮扶手段的标准也并不适用于低SES阶层。比如在判断问题出在哪一方身上时，根据关系学中的需求退出模型(demand/withdraw pattern)，当一方寻求改变而另一方想要维持现状，高SES阶层的个体更倾向于减少在另一半身上的投资，而低SES阶层的个体往往调整自身状态并付出更多(Christensen et al., 2006)。因此对于高SES阶层的个体而言，亲密关系中的供求模式往往与其外在表现相反，对于低SES阶层的个体而言则相同(Ross et al., 2019a)。

3.3. SES与亲密关系的解体

在亲密关系的解体这一问题上，部分研究者认为低SES阶层的离婚率更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持有心理取向理论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低SES阶层的个体应该更看重伴侣间的联结(Kraus et al., 2012)；此外，由于低SES阶层的结婚率低于高SES阶层，这或许反应了他们更可能和发展稳定的对象结婚因此离婚率应该更低；最后，低SES阶层的个体由于更有可能因为难以独自解决经济问题而维持不满意的亲密关系(Harknett & Kuperberg, 2011)。但与这些研究者的假设不同，大量研究发现，与高SES阶层的个体相比，低SES阶层的婚姻更不稳定(Maciver & Dimkpa, 2012; Park & Raymo, 2013)、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波动较大(Jackson et al., 2017)、亲密关系更容易解体(Lundberg et al., 2016)。或许低SES阶层的个体确实拥有上述这些维持亲密关系的优势，但事实证明他们往往会面临更多的不利局面，这些不利局面往往在其亲密关系的维持里占上风。

不同SES阶层的伴侣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是他们为何决定结束亲密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往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不够充分多样，比如现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为亲密关系解体后从一方的或双方搜集的数据展开纵向研究(许琪等，2015)或分析不同地区的离婚率与其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亲密关系解体的原因(徐安琪，叶文振，2002)。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研究发现影响不同SES阶层人们的婚姻满意度的原因大体相同(如个人观念不同) (Chi et al., 2020)；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Amato & Previti, 2003)，比如和择偶策略理论一致，高SES阶层的个体更看重在亲密关系中的精神陪伴，因而他们更可能出于关系角度结束亲密关系，包括婚姻中缺乏沟通、不再相爱和性格差异等。而低SES阶层的个体虽然也希望在亲密关系中得到精神陪伴，但是现实存在的物质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将伴侣是否履行家庭职责放在决定是否结束亲密关系的首位。因此低SES阶层的个体更可能因为家庭暴力、未对家庭付出和药物成瘾等问题决定结束亲密关系(Cornelson & Siow, 2016)。

SES对亲密关系解体的影响不光体现在亲密关系结束的原因上，其也影响个体在亲密关系解体后的处境，因为离婚往往伴随着个体经济地位的下降和经济保障的减少(Hogendoorn et al., 2019)。对于低SES阶层的个体而言，在离婚后找到新伴侣并回到离婚前的经济水平并不容易(Ozawa & Yoon, 2002)，而高SES阶层的个体在结束一段关系后其更可能快速投入下一段关系并且经济恢复状况更好。同时由于高SES个体亲密关系解体的可能性也更低，因此其子女往往可以继承到更多的财富，将不同SES阶层的差距在后代上延续(Greenwood et al., 2014)。

总的来说，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上，相较于高SES阶层的个体，低SES阶层的个体更难找到满意的伴侣；在亲密关系的维持上，低SES阶层的个体比高SES阶层的个体面临更多难以处理的问题与挑战；与高SES阶层的个体相比，低SES阶层的亲密关系更易解体、解体原因更受物质因素影响并且亲密关系解体带来的不良影响多于高SES阶层个体。

4. 问题与展望

当前研究虽然在SES与亲密关系的建立、维持和解体的关系探索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研究方法单一。首先，现有关于SES与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多为问卷调查研究和社会学倚重的质性研究，即通过已有的数据、观察和访谈等考察SES和亲密关系之间的关联，再通过思辨对此进行理论阐释(如 Amato & Previti, 2003)，而实验研究甚少。这就意味着已有的相关结论更多是确定两者的相关性，难以证实其因果关系。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开展行为实验等方式对SES与亲密关系的因果关系加以探究。其次，现阶段对SES与亲密关系的探讨更多是站在横断面的角度，而忽略了追踪长期的亲密关系(Ross et al., 2019a)，因此难以获得此类研究的动态变化。未来可开展长期追踪调查，对SES和亲密关系间的动态关系加以讨论。最后，现有研究对于SES的测量主要通过量表进行。由于SES的评定方式存在主观和客观两种，不同测量方式得到的测量结果也不尽相同，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主观量表或客观量表中的一种展开(Cornelson & Siow, 2016)。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非完全一致且两者间的关系既可能呈现正相关也可能呈现负相关(李培林，张翼，2008)。相较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虽然不够客观，但是更易捕捉个体对于控制感、主观幸福感等指标的感知(Sakurai et al., 2010)。因此在探讨SES和亲密关系的关联时，未来研究可采取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结合的测量方式，使测量结果既具客观性又能反映个体主观幸福感等指标，同时使SES与亲密关系间的结论更稳定可信。

第二，取样代表性不足。现阶段探讨SES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亲密关系质量间相关性的研究大多在大学生中展开(Totenhagen et al., 2019)，而大学生的亲密关系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难以对诸如婚姻等亲密关系发展后期阶段问题做出准确判断(赵冰洁，2002)。此外，大学生的SES阶层也不够多元化，因而难以代表不同SES阶层的特点。因此，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应扩大样本范围比如增加对低收入亲密关系质量和满意度的研究、增加对不同学历层次个体婚恋观的研究，以得到SES与亲密关系间更客观、普适的结论。

第三，文化背景局限。现有关于SES与亲密关系间关系的理论大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展开，对我国SES与亲密关系间关系的研究是否存在指导意义还有待探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社会转型期城镇化速度加快、社会阶层不断解体和重新组合(Xu & Hamamura, 2014；张宛丽，2000)、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激烈碰撞(黄梓航等，2021)，以及个体主义的上升和集体主义的式微(蔡华俭等，2020)等特点。在这一充满冲突和融合的大环境背景下，基于个体成长SES阶层的个体/集体主义倾向分析SES对其亲密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的心理取向理论等还能否发挥解释力有待探讨。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做长期追踪以观测在部分价值观念转变情况下SES与亲密关系间关系的代际变化，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的SES阶层个体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做研究以检证现有理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