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教育被视为提升一个人能力和素质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家庭是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教育场所。随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基本均衡化,家庭教育成为了影响孩子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子女的教育支出是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1]。作为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渠道,增加子女教育支出是家庭的必然选择。子女教育支出中,影子教育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较大[2]。影子教育是指主流学校教育投射出的一个影子即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近年来,我国影子教育规模不断扩张[3]。与传统意义下的家庭教育支出不同,影子教育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中所占比重较大,其内容也更加细致化、个性化、专业化。影子教育支出看似与“教育均衡”的观念背道而驰,却是家庭在时代背景与高等教育筛选机制下的理性选择[4]。在义务教育基本实现基本均衡化的今天,家庭消费不断升级,消费结构中的影子教育支出占比逐步增加。在这个背景下,影子教育也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研究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文献中,不少研究聚焦于家庭特征、子女自身等角度[5] [6]。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研究子女的影子教育投入时,父母的影响不可忽视。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体现了父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存在代际传递性的,而影子教育支出是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本文提出问题: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有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更高,且具有更强的获取、甄别信息能力。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也会更加重视。在内卷化的社会下,“鸡娃”成为一种社会趋势。父母期望孩子获得更好的成绩,无论是在基础的学科教育,还是在各种才艺上。增加影子教育支出是提升子女资本的重要途径。由此,为了积累更高的子女人力资本,重视教育的父母会增加影子教育支出。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影子教育支出正相关,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也越高。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Mark Bray是较早研究影子教育的学者,他将课外补习教育称作影子教育,由于课外补习依赖于学校教育,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而变化,就像学校教育的“影子”一样。影子教育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家庭中子女的影子教育参与情况、家庭的影子教育支出以及影子教育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等。
对于影子教育的需求的研究可以使用是否参与课外补习、参与补习的时间以及花费在补习上的费用来衡量。影子教育存在于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它的需求与供给受到两方面共同影响:一是宏观因素影响,二是家庭微观决策的影响。
宏观因素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教育市场状况是影响影子教育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和东欧国家中,经济增长伴随着家庭实际收入的提高,家庭会倾向于在子女的教育上有更多的支出[7]。不仅如此,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和毛入学率越高,课外补习教育相对越少[8]。文化也是影响影子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在“强调努力”的国家中,补习十分普遍,比如许多亚洲国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家庭对影子教育的需求较大[7]。此外,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密切也会刺激影子教育需求增加。若教育与就业关系紧密,会加剧教育竞争,并且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需要通过筛选机制,意味着父母会增加教育支出,以提高孩子学业成绩,让孩子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9]。
影响影子教育需求的微观因素可分为家庭、学校和个人层面。家庭层面上,影子教育是一种私人产品,家庭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参与影子教育。我国的城镇家庭的影子教育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 [10];土耳其家庭影子教育的支出弹性为单位弹性[11];韩国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5 [12]。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家庭中获得兄弟姐妹越多,平均每个子女获得的资源会变少。儿子偏好会导致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公,郑磊(2013) [13]的研究发现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学校层面上,学校的效率低下会增加学生的影子教育需求。如果公立学校教育系统较差,父母会通过补习来充实子女的教育[12]。随着学生所在教育阶段的提高,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下降,但影子教育支出显著增加[14]。个人层面上,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越大[15]。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可以从收入、投资意愿和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高受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能够在职场中占据更为优越的位置,从而拥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水平。这一经济优势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在面对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时,能够展现出更强的经济承受能力。处于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负担远高于高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负担[16]。高受教育程度的父母不仅有足够的资金来覆盖这些额外的教育开销,而且往往愿意为了孩子的未来发展而做出这样的投资。此外,教育支出在高学历父母的观念中,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极具潜力和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他们深知,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仅凭学校的基础教育已难以满足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高标准要求。因此,这些父母更加倾向于将家庭预算中的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子女的教育提升,无论是参加各类补习班、兴趣班,还是购买优质的学习资源和工具。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即通过加大对子女影子教育的投入,以期在未来获得更为显著和持久的教育回报,包括子女在学术成绩、综合素质乃至职业道路上的显著提升,从而确保子女能够在未来社会中保持竞争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其次,由于自身受益于良好的教育,高学历父母深知教育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的不可替代作用,它如同一把钥匙,能够开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因此,他们更加愿意并且有能力投资于子女的教育,不仅限于提供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如选择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先进的学校,还积极为子女创造更多元化的学习机会,如参加各类补习班以巩固学科知识,加入特长班以发掘和培养个人潜能,这些都被视为提升子女未来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途径。教育投资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高学历父母普遍对家庭教育有着更高的理论认知水平[17]。而薛海平等人(2014)的研究也进一步强调了影子教育在提升儿童学业成绩方面的作用,课外补习有助于学校质量较高、成绩较好的留守儿童缩小其与非留守儿童的成绩差距[18]。这些额外的教育支出不仅反映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他们为了子女全面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高学历父母不仅关注子女的学业成绩,更重视其兴趣爱好的培养,力求在多个维度上促进子女的全面发展,除了在校教育的支出外,对补习班、特长班等影子教育支出也情有独钟[19]。
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在高学历父母加大对子女影子教育投资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与深刻验证。这一效应,在此情境下,具体化为一种强有力的驱动力,它不仅点燃了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还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持续投入的决心与毅力。当父母决定增加对子女影子教育的经济支持时,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便以一种直观而深刻的方式显现:基于对子女未来潜在收益的乐观预期,父母心甘情愿地倾注更多的财务资源、宝贵时间以及无价的情感关怀,旨在全方位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质量。通过精心策划并增加影子教育的支出,高学历父母不仅为子女铺设了一条通往优质教育资源的坦途,还营造了一个更加有利于学习与成长的环境。这种投资不仅丰富了子女的知识库,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还显著提升了其综合素质,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等,为子女在未来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赢得更高社会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下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大舞台上,高学历背景与丰富的教育资源已成为子女获取竞争优势不可或缺的两大法宝。高学历父母深谙此道,他们通过增加影子教育投资,为子女解锁了更多元化的学习途径与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子女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独树一帜,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其为子女投入的影子教育支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父母的学历层次越高,其对子女在影子教育方面的投入亦将相应增加。
3. 数据、变量和模型
3.1. 数据来源
为研究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影子教育支出的关系,本文使用了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本文根据家庭编码,匹配成人库和少儿库,从中获取本文重点关注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影子教育支出数据。
3.2. 变量设定
本文关注的自变量是“父母受教育程度”,来自CFPS2018问卷中“已经完成的最高学历?”的回答情况。根据家庭编码,识别出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使用父母中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作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代理变量(0 = 文盲或半文盲,1 = 小学,2 = 初中,3 = 高中,4 = 大专,5 = 大学本科,6 = 硕士,7 = 博士)。
因变量为“子女影子教育支出”,使用CFPS2018少儿代答问卷中“参加亲子班或课外辅导班,及请家教一共花了多少钱?(元/年)”问题的回答度量。根据家庭编码,匹配父母和子女。在变量设定时考虑到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影响,使用“平均每个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数据数量级有一定差距,自变量取值在0~7之间,而因变量取值普遍1000以上,因此在回归时,将因变量的数值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有:父母收入的自然对数(元);孩子是否在重点或师范学校(0 = 否,1 = 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学历(1 = 不用上学,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5 = 大专,6 = 大学本科;7 = 硕士,8 = 博士);孩子的上学阶段(1 = 小学,2 = 初中,3 =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本文删掉了一些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数据,最后剩下548个样本。在样本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和硕士之间分布,均值处于初中和高中之间。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存在较大方差,表现子女影子教育支出在不同样本间的差异较大。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学历最低为初中,最高为博士。样本中子女的上学阶段最低为小学,最高为高中。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
|
|
样本数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解释变量 |
父母受教育程度 |
paredu |
548 |
2.5876 |
1.1543 |
1 |
6 |
被解释变量 |
平均每个子女的影子教育 支出的对数 |
lnkewai |
548 |
7.5804 |
1.3797 |
1.609438 |
10.91509 |
控制变量 |
父母收入的对数 |
lnincome |
260 |
10.6083 |
0.9329 |
6.39693 |
13.42247 |
孩子是否在重点或示范学校 |
zhongdian |
393 |
0.3511 |
0.4779 |
0 |
1 |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学历 |
qiwang |
478 |
5.9812 |
0.8722 |
3 |
8 |
孩子所在的上学阶段 |
grade |
478 |
1.1632 |
0.3972 |
1 |
3 |
3.4. 模型
为验证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3.1)
X是控制变量,本文重点关注
的值,它反映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子教育支出有无影响和影响的方向。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对2018年的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①仅使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②中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③加入了省份虚拟变量。考虑到截面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问题,因此在模型④中加入了robust稳健标准误。在四次回归中,通过逐步添加限制条件,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① |
② |
③ |
④ |
lnkewai |
0.1888*** (0.0349) |
0.2162*** (0.0567) |
0.2300*** (0.0622) |
0.2301*** (0.0631) |
lnincome |
|
0.0692 (0.0692) |
0.1337 (0.1337) |
0.1337 (0.0822) |
zhongdian |
|
0.1621 (0.1621) |
0.0936 (0.0959) |
0.0936 (0.1740) |
qiwang |
|
0.0631 (0.0988) |
0.0003 (0.0997) |
0.0003 (0.1051) |
grade |
|
−0.4098 (0.2789) |
−0.5868** (0.2901) |
−0.5868* (0.3023) |
常数项 |
1.1564*** (0.2687) |
0.2728 (1.0307) |
−0.6342 (1.2655) |
−0.6342 (1.3517) |
省份虚拟变量 |
否 |
否 |
是 |
是 |
调整后的R平方 |
0.0492 |
0.0833 |
0.1736 |
0.2923 |
F值 |
29.3 |
4.67 |
2.46 |
|
观测值 |
548 |
203 |
203 |
203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4.2.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孩子的不同上学阶段的影子教育支出情况,将样本分成两组,小学阶段和小学以上阶段,进行分样本回归。表3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程度会减弱。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子女教育阶段的提升,子女自身的自律能力提高,在学校就可以完成学习任务,对补习的需求减少;此外,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子女的学业成绩基本已经定型,此时就算提高影子教育支出,回报也不如在之间的教育阶段高。
Tabl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
① |
② |
lnkewai |
0.2494*** (0.0646) |
0.1189*** (0.2321) |
常数项 |
−0.8288 (1.3350) |
−10.815** (4.4686)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省份虚拟变量 |
是 |
是 |
调整后的R平方 |
0.1893 |
0.2029 |
F值 |
2.54 |
1.45 |
观测值 |
186 |
17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在影子教育领域的支出具有显著且积极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父母的学历越高,他们越倾向于为子女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影子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然而,这一正向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子女学龄阶段的不断提升而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换言之,在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如小学及以下阶段,父母的高学历背景对子女影子教育支出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然而,随着子女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阶段,如初中、高中乃至大学,这种由父母受教育程度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则相对减弱。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父母教育背景与子女教育投资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教育政策制定者、家庭以及教育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旨在更加精准地理解并优化教育资源在不同学龄阶段的配置。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影子教育支出正相关,背后有多重因素。首先,高学历父母更重视教育的全面性和深度,倾向于通过课外教育拓宽子女视野,提升综合素质,这种价值观传递直接影响了支出决策。其次,他们拥有更多教育资源,能更有效地为子女获取优质课外教育,如名师授课,进一步提高了支出。社会经济背景亦不可忽视,高收入家庭可能更易承担高额课外教育费用,而低收入家庭则面临经济压力。此外,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同样重要,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能鼓励教育投入,而市场提供的多样化课程和服务则满足家庭需求,两者共同影响支出水平。
针对影子教育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强化正规教育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要从根本上缓解影子教育的过度扩张,关键在于提升正规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在改善教育基础设施、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培养并激励优秀教师团队方面。通过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丰富课程内容、实施个性化教学等措施,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学校获得全面而优质的教育,从而减少对影子教育的依赖。此外,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关注学业成绩,也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社会实践及心理健康,以此提升正规教育的整体竞争力。第二,规范影子教育市场,保障消费者权益。影子教育市场的无序发展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因此,建立健全影子教育市场的监管体系至关重要。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教学内容、师资资质等标准,确保所有培训机构均符合教育规律和行业标准。同时,推动影子教育机构信息透明化,包括课程设置、费用结构、教学成果等,便于家长做出理性选择。设立投诉与监督渠道,及时处理消费者反映的问题,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第三,提升家长教育意识,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的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教育路径。因此,加强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尤为关键。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定期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工作坊等活动,邀请教育专家、心理学家分享科学的育儿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解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应避免盲目跟风参加影子教育课程。同时,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生活,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机制,共同探索适合孩子发展的教育路径,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综上所述,维护教育公平,既需要强化正规教育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也需要规范影子教育市场,更离不开提升家长的教育意识和科学育儿能力。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引导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双重提升,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