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代西方关于人性的探讨普遍聚焦于个体的自由及其异化现象，摒弃了从抽象的普遍人性观念出发的传统路径。这些哲学家们倾向基于人的具体行为和实际生存状况来深入反思和剖析人性的本质。以萨特和马尔库塞为典型代表，两位思想家均基于捍卫人类尊严的立场，深入探讨了人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别阐述了自己具有特色人性观念。
2. 两者关于人类本质的核心思想
2.1.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萨特生活的时代，法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当时的资本家持续对工人进行压榨，导致社会矛盾频发，加之法国在二战中的失败，以至于人民对生活的态度渐渐开始悲观，对人性也渐渐失望。在这种情况下，萨特聚焦于个体的生存、自主、自尊与宿命，探讨人与宇宙的互动，以人的内在感知为起点，对人的实质与自由进行了存在论上的阐释。他致力于为处于逆境中的人们探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并发起对人性异化的坚决反抗。他坚信人的运势应由自身掌控，立志将上帝之席让位于人类。“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1]。他强调，个体的实质与个体的自由并非等同，因为自由恰恰构成了个体存在的核心。人类的价值与意义，蕴藏于自主行为的真谛里。人的本质及其潜能的展现，全然操纵于个人之手。因此，萨特将其存在主义哲学视作一场捍卫人类自由与尊贵的理念革命。
萨特的自由理念根植于个体主观意识，换言之，其哲学基础源于个人内心的主观体验。在此核心要旨下，他继承并丰富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探究方法，同时吸纳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及其方法论原则。萨特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出了新的规定。他肯定“反思前的我思”，即情绪化的和行动化的我思，而非笛卡尔提及的理性与认知的自我思考。他坚信，宇宙并非仅是思维的对象，而是持续经历与遭遇的客观实体。在众人的眼中，世界往往呈现出险阻与挑战的现象，情感乃是个体在面对外界时本能展现的一种心理反应，情感无需借助任何中介，便直接对整体性的世界表达否认或排斥。换言之，情绪乃是意识自由与自律的显性体现。
萨特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关于意向性的理念，对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与物的客观存在进行了彻底的划分，区分为主观的自为与客观的自在之存在。他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共同构筑了一个统一的存在整体。一方面，客观的自在存在优先于主观的自为存在，后者无法独立于前者而单独存在。舍弃自在存在的实质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自为存在赋予自在存在以意义，若抛弃自为存在，自在存在便丧失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他认为人们始终追求成为自在和自为相统一生命实体。然而，人类渴望实现的这一愿景注定是徒劳无功，因为“自在存在”与“自自为存在”在本质上是相异的，不论人们倾向于哪种抉择，均无法将“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彻底融合。实际上，人类与世界的纽带既无法彻底融合，又难以彻底割裂。人类与世界，思维与实体，非但无法融合为一，反而始终处于一种激烈的矛盾与碰撞的状态之中。相较于物体的客观存在，人类的存在显现为自由意志的展现。人类始终需着眼于未来之路，未来的视角铸就了过往与当下的价值。由于人类的存在并非单纯对过往的沿袭，也不是纯粹由现状塑造，它实则是一种直面诸多潜在选择的自主思维。
在萨特的视角中，人类所拥有的无条件自由并非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它实际上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必然命运。只要我生存，便注定拥抱自由之翼，因为我必须自主抉择命运之路。在人类面前，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不复存在的，永恒的真理也荡然无存，绝对的价值更是虚无。自由在于个体自主作出的抉择与规划，并承担起随之而来的义务。自由将人类置于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性苦境之中。人类必须独立肩负起世界的重负，找不到任何可以减轻或转变压力的依托。在苦难与绝望的深渊中，人们才能真正感悟到自由的真谛。人类难免遭受林林总总的苦楚，但根源所在，却是源于个体自主的意识。人类并未因自主的享有而沐浴在幸福之中，反而被苦难的阴影所笼罩。面对时间的流逝，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类常常感到困惑和无措，心中充斥着不安与惊慌。大多数人面对此类痛楚倾向于回避，宁愿放弃个体的自由。萨特坚信个体的自由与所处的环境是紧密相融的，若不存在外界的实体和他人的存在，如果没有外在环境的威胁与阻碍，自由的选择便没有任何意义。个体的彻底解放，本质上彰显于其面前存在一个亟待超越的对象。人类必须屈服于众多限制，人的这种自由也只能是境况下的自由。
萨特以自由来替代上帝，为人类找到了一个主体性的地位，凸显了在持续的抉择与自我否定中探寻生命价值的重要性。鉴于他立足于个体主观角度以阐述人类的自由，且在人与世界的紧张互动中审视人的生存状态，他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立个体”的绝望之中。他认为，人类生存的窘境，其根源不仅在于个体与周围环境的疏离，更在于人与人之间难以规避的争端，这便导致了人们时常感受到深深的苦楚。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实体，内心深处既渴望拥有独立的、无拘无束的自主权利，同时又向往从稳定的环境中寻求安宁与庇护。然而，鉴于自在存在的本质与自为存在的意志限定，这份愿景注定无法达成，类人由此而感到痛苦和绝望。于是，萨特给人下了一个非常悲壮的定义：“人是无用的热情”。
2.2. 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
由于二十世纪科技水平提高导致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式微，以及政治高度集权带来的公民个体思想的束缚，使得现行社会架构下探寻人性的真谛已无可能，加之现实哲学的追求也不能导向人类应当享有的自由，马尔库塞便对当代西方文明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深刻批判。他认为，解放个体的核心在于颠覆那些束缚生命自由的文明体制，进而构筑一个全新的、无拘无束的文明共同体。沿着这一轨迹，他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紧密联结。一方面，他运用心理分析的观点来丰富和扩展马克思的理论，试图为历史唯物论奠定生物学上的根基，进而把社会变革归结为原始冲动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借助马克思主义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阐释和提升，实现了精神分析理论的革命化与政治化。他将两种理念融汇贯通，倡导以变革为核心，引领人们从束缚性的文化迈向自由解放的爱欲解放观。
采用人文主义视角，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遵循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三段式发展逻辑，马克思构建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性回归的理论。马克思阐述人类本质为“自主自发的行为”，该理念将此理想化的劳作视为评估人类本质实现与否的准则，揭示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人的异化现象，即人性本身的扭曲。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劳动观念，不仅局限于经济生产范畴，更深刻地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本质。由于消除私有财产制度仅是摆脱劳动异化的手段，而非终极目标。人类天性的回归即代表了人的根本属性的彰显，象征着人的生命得以彻底释放与自由。但却无法回答人的本性解放与人的真正自由究竟何在。所以在深入拓展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念及其性压抑观点的框架下，马尔库塞对此给予了明确的阐释。他坚信弗洛伊德最卓越的成就在于揭开人类心理构造的隐秘，进而阐明了人性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潜意识的心理现象时，弗洛伊德将其视作人类本能行为的体现，这些行为大致可划分为生存本能的展现与毁灭本能的展现。生存本能即人类固有的自我防护驱动力，涵盖了对生命延续的基本渴望，而其中最为强烈的冲动无疑是性的渴望。弗洛伊德将性欲细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专指男女间的性冲动和行为；另一类是广义的，涵盖人类固有的愉悦欲望，因而被称作“爱欲”。爱情欲望，实则是性欲的升华与蔓延。性欲所象征的原始愉悦，仅限于局部，受限且有限；而爱情欲望所追求的原始愉悦，却是全身心的沉浸，多层面的享受。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对性冲动与恋爱冲动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界定。爱欲象征着原始性欲的提炼，它意味着性欲在数量上的扩展以及品质上的升华。在爱情的目标上，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肉体欢愉，而是趋向于精神层面的升华，由性感的范畴扩展至美感的领域。在爱情的范畴上，它跳脱了仅仅局限于异性之间的结合，拓宽到了对所有生命个体的欣赏与热爱，将性快感的享受扩散至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在爱情的实质上，爱情不再仅仅是为了生殖，而是渴望解除一切束缚，追求的不仅是性行为的解放，更是整体生命存在的自由解脱。作为生命本能的体现，情爱揭示了人类深藏的原始生机活力，切实映射了人们对爱情与自由的深切向往。“这种追求成了人类生存的目标”[2]。
马尔库塞视爱欲为人类本质的核心属性。人类的生存核心本质上是对爱与自由的渴望，生存的竞争实质上是追求愉悦的斗争，愉悦准则是生命存在的核心法则。在人类文明的演进长河里，人们一直恪守着追求满足的法则，不停地奋斗，争取自由与幸福的实现。在马尔库塞的观点中，只有将爱欲当作人类本质的体现，便能探寻到人性异化的根本原因，从而揭示文明社会存在的问题症结。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对爱的渴望与欲望便持续遭受遏制。因此，马尔库塞提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是从一种压迫性文化逐步演化为另一类更为自由的、非压迫性的文化形态。他将人类文明对情感欲望的克制细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作“根本性的抑制”，另一类则界定为“非必要的抑制”。前者主要源于生活资源的短缺和种群延续的必然要求。鉴于生产效率的不高，文明社群出于推动生产力进步与社会成员间凝聚力的需要，对人性的原始冲动实施了必不可少的管制与遏制。后者则意在于巩固并提升统治架构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欲望施加的非理性抑制。这种束缚体现在森严的阶层化职业分配、家长式的家庭结构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严密管控等方面。人类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逐步从“根本性的抑制”过渡到“非必要的抑制”的历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为了促使人类生活由原始的野蛮逐步迈向文明的境界，对原始性欲的克制是必不可少的。在极端艰苦的物质环境中，在尚未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之下，人类必须约束自身的原始冲动。然而，伴随文明的演进，伴随着统治阶层权益的持续扩张，除了“根本性的抑制”之外，还额外叠加了“非必要的抑制”。在当今文明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压迫现象，无论从范围还是效能来看，均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当代社会推崇的“非必要的抑制”实际上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极端权力统治。
在马尔库塞的观点中，人类文化的发展应当推进充满自由与正义的社会构建。当代工业化的辉煌并未切实满足人类本性的需求，反而转向维护当权者的私利。他一边咒骂现代科技与文明产物为现代生活带来的束缚，批判当代社会对人性的释放构筑了无数阻碍；另一面则着重指出，现代文明同样为我们摆脱过多束缚提供了切实的机遇，照亮了通往一种无拘无束文明的光明前景。由于当代工业文化不仅提供了极为充实的物质资源，更实现了用最少的工作量满足人类持续上升的需求。当代社会将爱欲的束缚转化为了非必要的禁锢，已经脱离了原本基础的情感压制范畴。因此，根除此类压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被禁锢于人类潜意识深处的自由渴望，终将绽放成现实。摒弃非必要的压抑，象征着爱欲的释放，预示着一种无拘束文化的诞生。这不只代表单个生命的自由，亦表现了人与人之的和谐与自自由。人类社会消除了紧张与分歧，个体与社群之间泯灭了争议与矛盾。在充满彼此关爱与亲近的社会中，个体的爱欲需求得以尽情释放，获得最大化的实现。
3. 两人观点之比较
萨特与马尔库塞作为当时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巨擘，其理论各具特色，内涵丰富，各自蕴含着独特的哲学理念。
萨特的哲学思想立足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双重维度，他坚信作为根本的、实质性的、具备意图的、主动的存在，其核心地位正是源于这两种存在方式的相互依存与互动之中。因为自在存在是为自为存在服务的，它只是自为存在的境遇，它与自为存在一起构成了自为存在的世界，这也就是萨特所说的“具体物”的世界。萨特进一步指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是紧密相连，互为依存的。若自为存在失去自在存在的支撑，便成了无实体依托的虚幻存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然而，自在之存在实质上是偶发性的，它唯有依托自为的存在，方能赋予其含义与依据。因此，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依托于偶然的境遇，这种境遇的实在性唯有通过我思或自我意识才能确立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正体现了人为主体，为万物确立法则的过程。萨特还认为，唯有人类物化于物，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与愉悦。因此，在历史社会的范畴内，个体须将自身物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方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与超越。但人是历史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客观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会有着不一样的选择与实践活动，最终造就的人的本质便也会不同，所以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是不能割裂。因此，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种主观性的意志自由。
马尔库塞不认同萨特将个体自由与存在直接划等号的理论，对萨特将自由实质化的观念予以严厉反驳。他认为，萨特的生存哲学源于对存在这一抽象观念的探讨，“萨特把自由视为本体难免失之抽象”[3]，因为人类的存在实质上是“沉沦”的、不完整的。因此，自由体现为一场持续的进程，即在不断克服“沉沦”，持续超越自我及环境的挑战中，逐步达成圆满存在的旅程。换言之，人类在本质上既是存在又是非存在，唯有历经这样持续的进程后，人类才能成为真实的自我。他批评萨特的哲学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是对传统唯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具有极浓的思辨色彩。由于萨特哲学出发点的这一性质，因而必须克服它，必须由现实的出发点来代替它。这也便是马尔库塞以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学说的“爱欲”作为其哲学体系出发点的大概原因。尽管马尔库塞选择了与萨特哲学相异的道路，但他并未坚守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正确阵地，导致其起点依旧显得虚无缥缈，依旧暴露出同萨特哲学相同的弊端。
4. 结论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自由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程度各有不同，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和探索却永远没有止境，不同时代的自由有着不同的内容与内核。回顾西方人性论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人性论始终与时代变迁中的现实问题紧密交织，人类社会的持续进化不断促进着对人性的探究向更深层迈进。实际上，探讨人类本性的研究过程，乃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显及隐、由绝对观念过渡至相对观点的深化进程。历经数千载文明之演变，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持续转化视角，探究了人性的多维面向。随着各个时期需求的转变，他们采纳了各式各样的思维路径与理念，进而塑造出截然相异的人性观念。当代西方关于人性的探讨演变，显著地昭示了这种由单一回溯路径向全方位融合途径的转变。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提升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ZFZJX202307)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