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等诸多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中国进入了“未富先老”，这些增加了养老主体的压力[1]。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自1992年起，党和国家逐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家庭养老，确保老年人得到妥善照顾。《“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强调了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如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分类养老服务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要“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体系”。《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包括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为老年人提供底线标准的服务保障。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重新构建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从传统“孝”文化的视角来看，养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孝”文化。家庭养老的理念根基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孝”文化之中，“孝”文化不仅支撑着家庭养老，还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模式。将“孝”文化作为支撑的家庭养老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养老方式，对于家庭个体、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建设性和实践价值。所以，“孝道建设是老龄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代矛盾转换后人们生活要求更高的时代之需”[2]。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孝文化的价值并未因时代的进步而褪色，反而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大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孝文化中的“养亲”理念促使社会探索多元化的养老路径，如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结合专业服务等形式，以适应现代家庭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孝文化中的“敬亲”、“顺亲”精神，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精神支持都是不可替代的。

2. 孝文化与家庭养老概述

2.1. 孝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认为，孝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历史的长河中，孝文化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而且在某些时期，它还被统治者用作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孝”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并在周代成为常用字。孝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学界一直存在孝观念起源的具体时间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孝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另一类学者认为孝起源于殷代时期。实际上，“孝”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最初是指尊敬长辈与繁衍子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指“善事父母”，这就是儒家所倡导并被大众广泛接受认同的孝的核心内涵。

首先，孝文化保障了家庭养老。孝文化强调尊敬和照顾长辈，这种价值观深植于中国家庭之中，为老年人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在传统观念中，子女有责任确保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这种责任感促使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和支持的关系。因此，孝文化不仅维系了家庭的和谐，还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养老保障，使得家庭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温馨港湾。

其次，孝文化保障了国家安定。在中国封建社会，孝道被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石。统治者通过推崇孝道，将家庭中的孝行扩展到对国家的忠诚，从而形成了一种“忠孝一体”的社会氛围。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人们在家庭中培养的责任感和道德规范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孝文化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还对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孝文化规范了社会道德。孝文化强调的是对父母的尊敬和照顾，这种基本的家庭伦理观念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当每个人都在家庭中实践孝道，承担起对长辈的照顾责任时，这种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就会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孝文化教导人们要尊重长辈、关爱家人，这些价值观在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和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互相帮助的社会风气。通过孝文化的传承和实践，社会道德得到了有效的规范和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支撑。将孝文化与现代社会价值观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两者在尊重个体、追求平等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互补与融合的空间。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独立与自我实现，这与传统孝文化中强调的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有所不同。然而，孝文化中的“敬”与“爱”，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尊重长辈、关爱家人并不冲突，反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道德基础。此外，孝文化中的“顺”并非盲目顺从，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基础上，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开放、包容、沟通的理念不谋而合。

2.2. 家庭养老概述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今的工业社会，家庭养老始终是最为主要的养老方式。费孝通认为，“家庭养老是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代际互惠反哺模式”[3]。故而，现代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由家庭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保障的制度[4]，其实质是代际间建立在终身积累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交换的“反哺式”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家庭成员的互相照顾为模式的传统养老模式。这种模式遵循“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历代君王的推崇和孝文化的广泛传播。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责任，形成了以家庭为依托的养老体系，并且家庭养老是老年人养老的首选方式。家庭更加了解老年人的身心特点与需求，有利于更加精准地进行生活照料[5]，它涵盖了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宽慰三个层面。经济支持是养老的基础，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如食物、衣物、住所等。随着老年人可能面临的健康问题，他们还需要身体护理与生活帮助。精神宽慰则是家庭养老的最高境界，它强调在满足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确保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情感满足。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养老模式，深深植根于孝文化的土壤之中，以孝为核心。它不仅从道德层面对人们进行约束，还从情感层面进行引导，激发人们为家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内在动力。与其他养老模式相比，家庭养老模式因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强烈的情感纽带，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更大的保障力度。

3. 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的现实困境

3.1. 孝文化实践的现实难题

传统孝文化在理论上为家庭养老提供了道德指导和精神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仅凭孝文化本身并不足以完全解决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孝文化的精髓虽然在理念上为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了规范和引导，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各种现实障碍，导致许多老年人仍然面临养老困难。在家庭养老责任的承担上，子女的义务是普遍认可的。然而，除了精神文化层面的考量，现实中的诸多因素也对家庭养老构成了阻碍。在赡养老人的过程中，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的紧张以及子女间的责任推诿都是影响孝文化具体实践的现实难题。有时候，即使子女有孝心，也可能因为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而无法有效解决家庭养老中出现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变化的双重挑战。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从2014年到2023年十年间，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55.92%，呈现出逐渐加速增长态势，截至2023年末，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已超过联合国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线[6]。同时，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减少。家庭规模的缩小意味着养老负担更集中于少数家庭成员，使得老年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因此，仅仅依靠孝文化的精髓来推动家庭养老的实践，并不能真正改变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行为关系，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

3.2. 社会孝风欠佳

多元文化思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利益与价值，导致一些忽视孝道、重视利益的现象出现，使得孝文化的社会传播风气欠佳。一是多元文化思潮扭曲了子女的孝心。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使得传统孝文化的社会传播效果面临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家庭关系疏远，以利益为中心，甚至产生老年人“无用”的极端看法。吴念韦等学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分析发现全中国中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3.61% [7]。二是大众传媒的失范。如今的以利益为导向的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为了迎合用户需求，时常对孝道文化进行恶搞和恶意加工来博取眼球和流量。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得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更加困难。三是子女缺乏良好的家风教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对以传统孝文化精髓为内核的家风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更关注子女的学习、生活等[8]。

3.3. 政府相关孝法不健全

传统孝文化在家庭养老中的融入困难，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一是政府在家庭养老方面的直接支持政策不足。在对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和社区服务来提供间接支持，约占43.33%，而直接针对家庭和家庭照料者仅占比7.44%和4.60% [9]。二是家庭养老压力沉重。在缺乏政策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家庭和照料者本身承担的养老责任非常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这使得子女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充分照顾老年人，导致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所弱化。

4. 优化路径

4.1. 社区辅助缓解养老压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子代在赡养老人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不仅是因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也是因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对夫妻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去全面照顾老人，这就需要我们探索和实施更加多元化的养老手段。一方面，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体系的核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老年人情感依托和生活照料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强调和培养家庭中的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照顾和陪伴。另一方面，社区养老可以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社区养老服务可以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帮助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通过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专业和便捷的服务，同时也为家庭成员提供喘息的机会。通过家庭、社区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和温馨的养老环境，让传统孝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4.2. 营造良好的孝道社会风气

将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不仅是每个家庭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拓宽实现途径，共同营造一个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社会风气对子女孝文化的认知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古语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各种活动和教育，提升公众对孝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和教育，评选社区孝亲模范，通过为居民树立积极正面的榜样，激励大家学习并实践孝道。同时，对社区中的不孝行为进行批评与制止，以此激发社区居民形成孝亲意识，促进孝文化的传播和实践，从而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孝文化，使其成为社会共识和行动指南。

4.3. 政府推进孝道建设

政府在孝道建设的推广和实践中的角色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家庭养老压力的减轻和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也是完善孝文化传播环境和渠道的必要条件，有利于传统孝文化精髓与现代家庭养老的有机结合。一是建设福利措施支持家庭养老。通过建设具体的福利体系和政策措施来认同和关照老年人的价值，推动家庭劳作的价值实现。例如，为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提供税收优惠或购房补贴等直接减轻家庭照料的压力。二是有效制约不孝行为。在推广孝文化的同时，法律应当对不孝行为进行制约，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政府需要全面落实老年人的权益，将孝亲思想融入法律法规，坚决抵制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并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三是监管孝文化传播渠道和内容。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孝文化传播渠道的监管，确保信息的健康和正面。对于媒体平台上歪曲孝文化精髓的内容，应加强审核并惩戒不当行为，避免不良网络观念对家庭成员的侵蚀。相关部门应当颁布相关治理条例，提高管网治网能力，如对抖音、快手等媒体平台加强审核，惩戒歪曲改造传统孝文化精髓者，避免家庭成员遭到不良网络观念的侵蚀，不能让类似“啃老族”、“吸血族”的不良观念成为一种潮流时尚[10]。通过这些措施，政府不仅支持家庭养老，还促进了孝文化的传播和实践，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更加友好和支持的社会环境。

此外，构建更具时代感的孝文化，意味着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社会的元素与需求。应强化孝文化的教育功能，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渠道，普及孝文化的现代解读，引导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念与养老意识。其次，鼓励创新养老模式，如智慧养老、远程陪伴等，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孝行更加便捷高效，同时不失温情。再者，倡导双向互动，鼓励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知识、经验交流，形成代际间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孝文化融入我国家庭养老路径，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现代社会养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通过深入挖掘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既尊重传统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养老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5. 结语

家庭养老自古以来一直是养老的普遍方式。以“孝”文化为指引的家庭养老，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还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关怀。在代际关系上，家庭养老促进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精神关怀上，基于“孝”文化的家庭养老能够为老年人带来归属感。在家庭内部进行家庭养老，不仅降低了社会的养老成本，也减少了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养老方面的投入。尽管传统的“孝”文化源于古代社会，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新时代在家庭养老上，“孝”文化传递的尊老敬老观念依然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孝道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千百年来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孝文化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思想观念和文化载体，只有在家庭关系融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因此，继承和发展传统“孝”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温馨和支持的生活环境，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