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幸福倾向指个体追求和获得幸福的方式(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主要包括两种方式(Huta & Waterman, 2014)，一种是强调追求即时快乐以获得幸福的快乐幸福倾向，另一种是强调追求人生意义、通过个人发展、发挥自我价值以获得幸福的意义幸福倾向。意义幸福倾向可以促进学习行为(石霞飞，王芳，左世江，2015)和学业成就(Kryza-Lacombe, Tanzini, & Neill, 2019)，长久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吕国庆，周琰，2021)，拥有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Ortner et al., 2018)，从而降低人们的焦虑抑郁水平(Kryza-Lacombe, Tanzini, & Neill, 2019)，最终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已有研究对意义幸福倾向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多集中于文化(Park, Peterson, & Ruch, 2009)、父母(Huta, 2012)、同伴(郭震等，2018)等环境因素和人格(Pollock et al., 2016)、决策风格(Bubić & Erceg, 2018)等个体因素。
然而，较少有研究同时结合环境和个体这两个因素去考察其作用。在当今社会，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一些大学生选择了一种被称为“躺平”的生活方式。“躺平”行为分为两个维度：“觉醒躺平”和“逃避躺平”。“觉醒躺平”是指个体在审视现实后，选择自我和解式的“躺平”，而“逃避躺平”指丧失斗志且无所事事地“躺平”(李帅等，2022)，是一种消极应对方式(林龙飞，高延雷，2021)。逃避躺平作为一个复合概念，既包括社会压力这一环境因素(孙时进等，2021)，又包括个体行为这一个体因素(沈东，2022)。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因素，对于这种复合因素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将探讨逃避躺平这一复合因素对意义幸福倾向的影响。已有研究证明了二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消极应对方式，其逃避躺平水平越高，其意义寻求行为则越低(赵丹等，2014)，进而导致其意义幸福倾向水平越低。具体来说，当个体倾向于采取逃避躺平的态度时，他们往往更少地参与到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追问中。这种逃避不仅减少了个体对生活的积极体验和参与度，而且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困境时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和创造力，从而进一步降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长期来看，逃避躺平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个体陷入一种被动和无力的状态，难以实现个人成长和心理福祉的提升。但是逃避躺平是通过怎么样的内在心理机制影响意义幸福倾向，目前仍然缺乏研究探讨。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逃避躺平和意义幸福倾向的内在心理机制，丰富意义幸福倾向的理论内容，以期为大学生逃避躺平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做出贡献。
人际关系困扰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感到不适并阻止自身在人际关系里正确发挥作用的现象(Markey et al., 2014)。从经验研究方面来看，与他人建立的积极关系越多，即人际关系困扰越少，其意义幸福倾向也越高(Delle Fave et al., 2011)。这种倾向通过增强个体的善良人性感知和促进亲社会行为而起效，善良人性感知是指对人性本善的信念，这种信念能够促使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更多的信任和开放性，从而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同时，亲社会行为如帮助他人、分享和合作，也能够加深个体与他人的联系，提高社会支持感，从而降低因人际关系问题带来的心理压力。因此可推测，人际关系困扰和意义幸福倾向存在负相关。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和同伴支持(Jiang et al., 2015)会增加意义幸福倾向，然而人际关系困扰越高的个体，拥有的朋友和支持就越少(梁婷等，2023)，由此推断，人际关系困扰越高的人，其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同伴支持越少，进而导致较低的意义幸福倾向。人们的人际关系困扰也会受到逃避躺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越是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其人际关系困扰的问题也越严重(杨晓莉，马书采，高晓丽，2009；Popescu et al., 2010)。逃避躺平作为消极应对方式的一种(林龙飞，高延雷，2021)，可以推测，越是采取逃避躺平这种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其人际关系困扰的问题也越严重。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人际关系困扰在逃避躺平与意义幸福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逃避躺平会造成人际关系困扰增加，进而降低意义幸福倾向。
虽然高逃避躺平可能会显著预测个体具有更高程度的人际关系困扰，但并非所有具有高逃避躺平特质的个体都会面临高水平的人际关系困扰。因此探讨逃避躺平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就十分必要，而中庸思维(Zhongyong Thinking)可能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在其中发挥作用。中庸思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思想文化沉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维方式之一(Zhou et al., 2019)。中庸思维是指个体整合外在条件和内在需求，充分考虑行为发生后果的一种思考方式，包括整合性、和谐性和多元思考(吴佳辉，林以正，2005)。中庸思维作为中国人特有思维方式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在大学生中庸思维与焦虑、抑郁等消极心理状况呈现显著负相关(陈佩儀，陈瑜，杨雪岭，2021)。中庸思维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中庸思维特质越高，其个体表现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好(巩萱萱，2023)。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能动地积极发展自我、不断适应和更新(Bandura, 1989)，而认识环境的方式能够带来不同的动机、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中庸思维使得个体以整合、全面、平衡与和谐的方式对环境进行认知和解读(郎艺等，2024)，当个体面对生活呈现出逃避躺平的心态，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往往导致个体面临更高水平的人际关系困扰，而中庸思维作为一种保护因素和调节因素能改善个体的社会适应性，注重外在人际关系和谐性，降低逃避躺平带来的社会适应不良的后果，减少人际关系困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中庸思维在逃避躺平和人际关系困扰中起到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广州市某大学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这些学生来自中国不同的省份和地区，而且在大学学习不同的专业。参加研究者都是自愿的，在填写调查问卷前阅读了相关信息，并通过完成问卷表示同意参与。我们向每一位参加者确保这些数据将严格保密，不会对外泄露或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在征得学校和学生同意后发放网络调查问卷660份，剔除连续作答及极端数据后，共回收61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2.58%。调查对象年龄范围为17~21岁(平均18.42 ± 0.644岁)，包括男性217人(35.52%)，女性394人(64.48%)。
2.2. 工具
2.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编制：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学生干部。
2.2.2. 逃避躺平量表(Questionnaire of Lying Flat)
由李帅等人(李帅等，2022)编制，共13个条目，包括逃避躺平和觉醒躺平2个维度，本研究选用其逃避躺平维度，反应个体逃避躺平程度，共8个条目。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每项分值采用1分(非常不符合)~5分(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躺平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83。
2.2.3. 人际综合诊断量表(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sessment Scale, IRAS)
由郑日昌(郑日昌，1999)编制，包括了28个条目4个维度。采用“是”或“非”两种回答，答“是”的题目得1分，答“非”的题目不得分，最后算出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困扰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99。
2.2.4. 幸福倾向量表(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 OHS)
由Peterson等人(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编制，石霞飞等人修订(石霞飞，王芳，左世江，2015)，共12个条目，包括2个维度，分别为意义幸福倾向和快乐幸福倾向。本研究选取量表中的意义幸福倾向维度，反映个体意义幸福倾向程度，6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量表，每项分值采用1分(非常不符合)~5分(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意义幸福倾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23。
2.2.5. 中庸思维量表(Zhongyong Thinking Scale)
由吴佳辉和林以正(吴佳辉，林以正，2005)编制，共13个条目，包含多方思考、整合性与和谐性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每项分值采用1分(非常不符合)~7分(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中庸思维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17。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周浩，龙立荣，2004)对上述量表所代表的逃避躺平、人际关系困扰、意义幸福倾向、中庸思维4个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12个因素的特征根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8.23%的变异量，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1。逃避躺平与意义幸福倾向、中庸思维呈显著负相关，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正相关。意义幸福倾向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与中庸思维呈显著正相关。人际关系困扰与中庸思维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
M |
SD |
1 |
2 |
3 |
1逃避躺平 |
18.75 |
5.02 |
- |
|
|
2人际关系困扰 |
7.80 |
6.00 |
0.244** |
- |
|
3意义幸福倾向 |
19.52 |
3.98 |
−0.227** |
−0.263** |
- |
4中庸思维 |
71.09 |
10.29 |
−0.167** |
−0.203** |
0.481** |
注：**P < 0.01，***P < 0.001。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将逃避躺平、意义幸福倾向、人际关系困扰、中庸思维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对转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变量 |
人际关系困扰 |
意义幸福倾向 |
β |
SE |
t |
β |
SE |
t |
逃避躺平 |
0.230 |
0.040 |
5.756*** |
−0.164 |
0.040 |
−4.048*** |
人际关系困扰 |
|
|
|
−0.215 |
0.040 |
−5.375*** |
性别 |
0.087 |
0.082 |
1.056 |
0.010 |
0.081 |
0.123 |
是否学生干部 |
0.226 |
0.090 |
2.510* |
−0.125 |
0.089 |
−1.406 |
R |
0.266 |
0.317 |
R2 |
0.071 |
0.100 |
F |
15.348*** |
16.875*** |
注：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2；*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s
表3. 中介效应
效应类型 |
效应值 |
标准误 |
95%LLCI |
95%ULCI |
总效应 |
−0.213 |
0.040 |
−0.293 |
−0.134 |
直接效应(X→Y) |
−0.164 |
0.040 |
−0.243 |
−0.084 |
间接效应(X→M→Y) |
−0.050 |
0.014 |
−0.080 |
−0.025 |
注：X、M、Y分别表示逃避躺平、人际关系困扰、意义幸福倾向。
将性别、是否学生干部作为协变量，运用SPSS 27.0 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4，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意义幸福倾向的中介作用。运用Bootstrap法对本研究样本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及置信区间。检验结果显示，在逃避躺平与意义幸福倾向之间，人际关系困扰的简介效应值为−0.050，95%的置信区间为[−0.080, −0.025]。同时，直接效应值为−0.164，95%的置信区间为[−0.243, −0.084]。因此，人际关系困扰在逃避躺平与意义幸福倾向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表3、图1。
注：***P < 0.001。
Figure 1.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distress
图1. 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作用
将性别、是否学生干部作为协变量，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参照Hayes提出的MODEL 7对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逃避躺平正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 = 0.208, t = 5.232, P < 0.001)，且对意义幸福倾向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164, t = −4.048, P < 0.001)；中庸思维负向预测人际关系困扰(β = −0.158, t = −3.982, P < 0.001)；逃避躺平和中庸思维的交互项负向预测意义幸福倾向(β = −0.076, t = −2.148, P = 0.032)；人际关系困扰负向预测意义幸福倾向(β = −0.215, t = −5.375, P < 0.001)。以上结果说明逃避躺平不仅直接影响意义幸福倾向，同时也通过人际关系困扰对其产生影响，而中庸思维对人际关系困扰的调节作用显著。
Table 4. Mediating model test on the moderation of eudaimonic orientation by avoiding lying flat (n = 611)
表4. 逃避躺平对意义幸福倾向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n = 611)
预测变量 |
人际关系困扰 |
意义幸福倾向 |
β |
SE |
t |
β |
SE |
t |
逃避躺平 |
0.208 |
0.040 |
5.232*** |
−0.164 |
0.040 |
−4.048*** |
人际关系困扰 |
|
|
|
−0.215 |
0.040 |
−5.375*** |
中庸思维 |
−0.158 |
0.040 |
−3.982*** |
|
|
|
逃避躺平 × 中庸思维 |
−0.076 |
0.035 |
−2.148* |
|
|
|
性别 |
0.110 |
0.081 |
1.356 |
0.010 |
0.081 |
0.123 |
是否学生干部 |
0.178 |
0.089 |
1.998 |
−0.125 |
0.089 |
−1.406 |
R |
0.319 |
0.317 |
R2 |
0.102 |
0.100 |
F |
13.696*** |
16875*** |
注：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2；*P < 0.05，**P < 0.01，***P < 0.001。
为进一步分析调节效应是实质，按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将中庸思维划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进行简单斜率比较，结果显示(见图2、表5)对于低、中、高水平中庸思维的大学生而言，逃避躺平对人际关系困扰的预测作用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低：β = 0.283，t = 5.374，P < 0.001；中：β = 0.208，t = 5.228，P < 0.001；高：β = 0.132，t = 2.480，P = 0.013)。即中庸思维的水平越高，越能够调节逃避躺平对人际关系困扰的正向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见图3。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Zhongyong thinking
表5. 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分析
中庸思维 |
Effect |
SE |
t |
95% LLCI |
95% ULCI |
M − 1SD |
0.283 |
0.053 |
5.374*** |
0.180 |
0.387 |
M |
0.208 |
0.040 |
5.228*** |
0.130 |
0.286 |
M + 1SD |
0.132 |
0.053 |
2.480** |
0.028 |
0.237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diocre thinking on avoiding lying flat and interpersonal distress
图2. 中庸思维对逃避躺平和人际关系困扰的调节效应图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3. Moderation model of Zhongyong thinking on avoiding lying flat and interpersonal distress
图3. 中庸思维对逃避躺平与人际关系困扰的调节模型图
4. 讨论
以往对意义幸福倾向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单方面的环境因素或个体因素，鲜有研究同时结合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去探讨其对意义幸福倾向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逃避躺平会通过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作用影响意义幸福倾向，并且该中介受到中庸思维的调节。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意义幸福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并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减少消极行为等具有指导意义。
本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困扰在逃避躺平与意义幸福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本研究的研究假设相一致。这表明具有逃避躺平的大学生不仅会有更低的意义幸福倾向，而且会有更高的人际关系困扰，进而导致更低的意义幸福倾向。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有研究发现，越是选择逃避躺平的个体，其自尊水平就越低(李帅等，2022)。当这类个体面对人际关系冲突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缺乏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能力，不相信自己能处理好这些问题，从而会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最终导致其人际关系困扰也越多(杨晓莉，马书采，高晓丽，2009；Popescu et al., 2010)。另一方面，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人具有关系需要、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当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个体才可以健康成长(吴才智等，2018)，并朝着积极的自我提升、追寻意义的方向发展(Deci & Ryan, 2000)。人际关系困扰高的个体，关系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会导致个体朝着自我妨碍、较低意义幸福倾向的消极方向发展。本次研究首次将人际关系困扰作为逃避躺平影响意义幸福倾向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逃避躺平作用于意义幸福倾向的内在机制。此外，这一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在促进大学生意义幸福倾向的工作中，可以通过减少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方式，来消除逃避躺平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增加意义幸福倾向的发生。
本研究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在控制了被试的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后，中庸思维能调节逃避躺平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假设得到验证。这表明逃避躺平对个体人际关系困扰的预测作用会随着中庸思维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即中庸思维在逃避躺平和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中起着缓冲作用。中庸价值取向强调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是高中庸思维个体的内在追求之一，高中庸思维的个体注重维护自身的人际关系，以实现与周围环境“人、事、物”中人与人的和谐(杜旌，段承瑶，2017)。因此即使被试拥有着同等水平的逃避躺平倾向，低中庸思维水平的个体则缺乏该因素的保护和调节作用，在逃避躺平的心态下，选择消极对待自身与环境的关系，表现出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高水平中庸思维者更有可能考虑到自身与外界环境的平衡，而维系自身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庸思维作为一种保护和调节因素可以降低个体出现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可能，从而减少人际关系困扰。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课题编号：2023J065-2)。
2023年度广州新华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课题编号：2023J06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