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亚型与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来自潜在剖面分析的证据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ubtypes and College Students’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Evidence from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摘要: 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依恋理论,采用问卷法对526名大学生进行测查,探讨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类别及与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类型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三种潜在类型为高控制型(14.6%)、中控制型(44.3%)以及低控制型(41.1%)。以“低控制型”为参照,独生子女更容易卷入父母高控制类型的心理控制中,高职学生比本科学生更容易卷入父母心理控制。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水平在父母心理控制潜在类别上差异显著,中、高控制型下的子女越轨同伴交往得分显著高于低控制型类别子女得分。
Abstract: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attachment theory, this paper used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526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type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type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the three potential types were high control type (14.6%), medium control type (44.3%), and low control type (41.1%). Taking “low control type” as a reference, only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f the high control type, and senior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th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level of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cross potential type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with children in the medium and high control types hav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scores than children in the low control type.
文章引用:王安, 张帆 (2024). 父母心理控制亚型与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来自潜在剖面分析的证据. 心理学进展, 14(12), 542-55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919

1. 引言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起点,也是与个体生命历程发展联系最紧密的系统。在以契约和血缘为纽带特征的家庭中,父母的教养行为会对个体的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产生直接的影响。父母心理控制(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是指父母对孩子的情绪情感、亲子关系等内容进行控制,通过爱的撤回、引起内疚以及权利专断等方式来控制个体的行为、心理及情感的发展(Barber, 2010)。在我国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控制融入了较为厚重的文化色彩,父母往往将自己定位为子女的管教者,这种“管教”既蕴含着对子女的关爱,也带来权威性的控制和对子女孝顺、顺从的要求(Mousavi et al., 2016)。心理控制在传递父母爱意的同时,也可能限制子女自主性的发展,带来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

越轨同伴交往(deviant peer affiliation)是指结交具有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行为的同龄友伴(鲍振宙等,2019)。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越轨同伴交往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联,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个体越轨同伴交往行为(于浚泉等,2023)。尤其是青春期阶段的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分离–个体化”的心理发展进程中,对独立自主的要求更强烈(Deci & Ryan, 1985)。依恋理论认为,亲子交往状况会影响子女对自我及社会他人关系的形成,对子女当下及未来的社会适应、人际交往和形成稳定良好的认知经验等具有深刻影响(Kerns et al., 2015)。这一时期,不当的父母心理控制会干涉“分离–个体化”的正常发展,削弱亲子密度,导致亲子冲突升级,甚至面临亲子关系破裂,增加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风险,而自主需求的局促和受限会使个体向外寻求条件以满足自主需求的发展。自我决定理论同样强调,父母过高的心理控制水平会遮蔽子女正常的自主需求,抑制个体自主需求的表达,增加潜在社会适应不良风险(Vansteenkiste, 2010)。可见,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操纵性的教养方式,干扰了子女心理发展的自然轨迹,带来了不良社会交往的潜在风险。

结合现有研究来看,关于“父母心理控制”、“越轨同伴交往”二者的考察多以“变量中心”的研究取向进行,如研究父母心理控制、越轨同伴交往与社会适应的关系(梁晓燕等,2015),考察意志控制、越轨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和外化问题行为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王艳辉等,2024)。既往研究为理解父母心理控制和子女越轨同伴交往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但在个体差异性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将父母心理控制下的子女视为同质性群体,忽视了个体在父母心理控制类型和控制程度上的差异,难以解释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亚型对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预测作用,在心理控制维度异质性的考察上较为欠缺。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以“变量中心”的研究取向将各维度划分为不同等级,尽管可实现多种组合,却会增加统计检验的计算负荷,削弱统计检验效力(Merz & Roesch, 2011)。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有效克服了前述问题,通过分析不同群体在显性指标上的作答模式,进而识别个体所归属的亚群体类别,方便捕捉群体间异质性的特点(苏斌原等,2015)。从这一角度看,基于“个体中心”取向研究父母心理控制的类别特征及其与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自我决定理论和依恋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根据父母心理控制各条目上的作答分数,实现对父母心理控制类型的精确分类,同时考察人口学变量对父母心理控制潜在类别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与大学生群体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为进一步了解父母心理控制的亚型特点、减少父母心理控制策略使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指导,也为减少青少年不良同伴交往及预防干预提供有益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安徽省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由高校带班老师发放线上问卷,要求调查对象按照指导语完成作答。所有问卷为被试自愿填写。共发放问卷550份,剔除平均答题时间少于60 s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26份,有效率为95.6%。其中,男生150人,女生376人,生源地类型为城镇216人,乡村310人,独生子女88人,非独生子女438人,高职层次学生390人,本科层次学生13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该问卷由Wang等人(Wang et al., 2010)编制。问卷共包含18道题目,考察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控制、引发内疚等内容。问卷采用五点评分,以项目均分作为父母心理控制的总分,分数越高则说明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5。

2.2.2. 越轨同伴交往问卷

该问卷由Li等人编制,宋静静、李董平等人修订(宋静静等,2014)。询问受访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其身边朋友中有多少人出现越轨行为,例如吸烟、喝醉酒等。问卷共包含8个项目,采用五点评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数,分数越高表明越轨同伴交往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9。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1.0进行数据整理及变量间相关性分析。采用Mplus 7.4软件对父母心理控制问卷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数据分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父母心理控制问卷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第二部分将潜在剖面作为自变量,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BCH修正法研究其与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研究数据由被试自主报告,因此需要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选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共有4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因子解释率为27.38%,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的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父母心理控制及其各维度与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ain variables

1.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1爱的撤回

2.24

0.56

-

2引发内疚

2.58

0.62

0.842**

-

3权利专断

2.87

0.67

0.649**

0.732**

-

4心理控制

2.72

0.73

0.919**

0.860**

0.857**

-

5越轨同伴交往

1.37

0.64

0.165**

0.186**

0.187**

0.375**

-

注:N = 526;*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剖面分析

为探究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类别,研究参考Nylund等人的做法,以父母心理控制各条目作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以同一类型作为分析起点,逐步增加潜在类型个数进行统计分析。研究选用6个统计指标以评估模型拟合效果:AIC、BIC、aBIC、LMRT、BLRT、Entropy。其中,AIC、BIC和aBIC用来衡量模型拟合度,数值越低表示模型与数据的契合度越高。LMRT和BLRT则用于评估k个类别的模型与k − 1个类别的模型之间的比较。若LMR和BLRT的检验结果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k个类别的模型在解释方差方面优于k − 1个类别模型,反之,则应接受k − 1个类别的模型。熵值(Entropy)用于衡量分类准确性,数值越接近1,说明模型分类效果越精确。

Table 2.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fitting information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2. 父母心理控制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剖面

AIC

BIC

aBIC

Entrory

LMRT(p)

BLRT(P)

潜类别概率

1

2990.05

3005.60

2994.33

-

-

-

1.00

2

2613.48

2636.07

2619.48

0.933

0.022

0.000

0.55/0.45

3

2446.80

2478.43

2454.54

0.953

0.020

0.000

0.41/0.44/0.15

4

2395.43

2435.10

2405.89

0.918

0.042

0.000

0.25/0.30/0.33/0.12

5

2372.74

2420.46

2384.94

0.910

0.690

0.000

0.23/0.29/0.15/0.20/0.13

6

2349.90

2405.66

2363.83

0.916

0.200

0.000

0.21/0.13/0.26/0.07/0.22/0.11

注:AIC = 赤池信息准则;BIC = 贝叶斯信息准则;aBIC = 调整贝叶斯信息准则;LMRT = 罗蒙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BLRT = bootstrap似然比检验指数。

表2所示,随着潜在类别数目的递增,AIC、BIC和aBIC的数值呈降低趋势,当类别数达到3时,数值下降速度放慢,表明模型拟合度逐步改善。同时,Entropy值(熵值)均超过了0.80,在3个类别的划分下达到峰值,这表明3类别的模型在分类准确性上优于4、5和6类别模型。此外,LMRT和BLRT的p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而在5类别和6类别的模型中,虽然BLRT的差异显著,但LMRT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类别归属概率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到,在5类别和6类别模型中,有1或2个潜在类别的归属概率较低,证实3类别的模型的优越性。为兼顾模型选择的精确度和简洁性,最终确定3类别为理想的潜在类别模型。图1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三种心理控制亚型在得分上的不同表现。表3呈现了3个潜在类别的归属概率,其值介于0.974到0.988之间,归属概率理想,同样证明了3类别模型的准确性。

Figure 1. Mean scores of the three latent classes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the 18 items

1. 心理控制3种潜在类别在18个条目上的得分均值

Table 3. Average membership probability of each latent class

3. 各潜在类别的平均归属概率

类别

类别个数

百分比(%)

归属概率

C1

C2

C3

Class 1

216

41.1%

0.974

0.026

0.000

Class 2

233

44.3%

0.015

0.980

0.005

Class 3

77

14.6%

0.000

0.012

0.988

注:C1 = 低控制型;C2 = 中控制型;C3 = 高控制型,下同。

3.4. 不同心理控制类型在心理控制及维度上的差异

为进一步检验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分类是否合理,以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类别为自变量,心理控制总分及子维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被试在父母心理控制总分及三个子维度上差异显著。总体结果为F = 796.54,p < 0.001,偏η2 = 0.753,具体在引发内疚[F = 601.98, p < 0.001,偏η2 = 0.795]、爱的撤回[F = 404.65, p < 0.001,偏η2 = 0.729]及权利专断[F = 315.86, p < 0.001,偏η2 = 0.547]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揭示了三类群体在心理控制及其三个子维度上的显著性差异(p < 0.001)。这也表明心理控制的潜在类别划分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水平父母的心理控制。图2呈现的是潜在类别在心理控制维度及总分上的方差分析图,较为清晰地反映了不同潜在类别下父母心理控制上的显著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 test of each latent class on the dimension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M ± SD)

4. 各潜在类别在心理控制维度上的差异检验(M ± SD)

维度

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剖面

F(2, 523)

偏η2

事后比较

高控制型

中控制型

低控制型

引发内疚

4.12 ± 0.63

2.81 ± 0.90

1.79 ± 0.97

601.98***

0.795

C3 > C2 > C1

爱的撤回

3.83 ± 0.15

2.50 ± 0.67

1.41 ± 0.08

404.65***

0.729

C3 > C2 > C1

权利专断

4.33 ± 0.26

3.23 ± 0.15

1.98 ± 0.16

315.86***

0.547

C3 > C2 > C1

心理控制

4.12 ± 0.90

3.01 ± 0.52

1.91 ± 0.54

796.54***

0.753

C3 > C2 > C1

注:Dimension 1 = 引发内疚;Dimension 2 = 爱的撤回;Dimension 3 = 权利专断;Total score = 心理控制总分。

Figur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latent classes on the dimension of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total scores

2. 潜在类别在心理控制维度及总分上的差异比较

3.5. 人口学变量对父母心理控制亚型的影响

基于LPA结果,探讨不同潜在剖面的人口学特点是否存在差异。将潜在剖面分析结果作为因变量,性别(以男性为基准)、居住区域(以城市为基准)、是否为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为基准)、学习层次(以本科生为基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以“低控制型”(C1)为参照组,计算发生比率(Odds Ratio, OR),详细结果如表5所示。OR值表示不同性别、居住区域、独生子女、就读院校在心理控制类型上与“低控制型”类别相比的发生率。

Table 5.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psychological control subtypes

5. 人口学变量对心理控制亚型的多项Logistic回归

变量

类别

中控制型

高控制型

OR

CI (95%)

OR

CI (95%)

性别

1

1

0.84

[0.58, 1.19]

1.248

[0.81, 1.92]

居住区域

城镇

1

1

乡村

0.87

[0.63, 1.21]

1.15

[0.78, 1.69]

独生子女

1

1

1.36

[0.84, 2.19]

2.01***

[1.33, 3.05]

就读院校

本科

1

1

高职

1.85***

[1.64, 2.97]

2.46***

[1.46, 3.64]

注:OR为Odds Ratio系数;CI为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p < 0.001。

数据分析表明,当以“低控制型”(C1)群体作为对照时,与其他类型相比,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受父母高控制类型的心理控制影响(OR = 2.01, p < 0.001)。高职学生比普通本科学生更容易卷入父母心理控制(OR = 1.85, p < 0.001)、高心理控制(OR = 2.46, p < 0.001)中,即父母对高职学生的心理控制更为普遍。多项Logistic回归森林图中更为清晰直观地展现出上述内容,详见图3

Figure 3.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forest plot

3. 多项Logistic回归森林图

3.6. 越轨同伴交往在父母心理控制亚型上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修正的BCH法(温忠麟等,2023)分析学校越轨、社会越轨、越轨同伴交往在不同父母心理控制类型上的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学校越轨(χ2 = 17.55, p < 0.001)、社会越轨(χ2 = 21.37, p < 0.001)、越轨同伴交往(χ2 = 22.79, p < 0.001)在父母心理控制的3个剖面中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中控制型及高控制型的个体在学校越轨(M = 1.34, p < 0.001; M = 1.29, p < 0.001)、社会越轨(M = 1.52, p < 0.001; M = 1.52, p < 0.001)、越轨同伴交往(M = 1.43, p < 0.001; M = 1.46, p < 0.001)得分均显著高于低控制型个体得分。

Table 6. Difference test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rofiles

6. 父母心理控制剖面的差异检验

截距均分

低控制型

C1

中控制型

C2

高控制型

C3

各剖面间比较

学校越轨

1.17

1.34

1.29

χ2 = 17.55***, C1 < C2 = C3

社会越轨

1.31

1.52

1.52

χ2 = 21.37***, C1 < C2 = C3

越轨同伴交往

1.26

1.43

1.46

χ2 = 22.79***, C1 < C2 = C3

4. 讨论

4.1. 父母心理控制的三种潜在类别

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探讨了父母心理控制的潜在类别,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的分类特征,支持了心理控制内部差异性假设。综合相应评价指标确定3个潜在类别的父母心理控制的最优模型,即“高控制型”、“中控制型”以及“低控制型”3种潜在类别。研究识别出的3种心理控制亚型,分别对应于前人研究中的高心理控制–高行为控制、中心理控制–中行为控制、低心理控制–中行为控制(何妍等,2023)。这表明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一样,具备较高的异质性特点和稳定性表现,也支持了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在识别父母心理控制亚型上有良好的应用价值。本研究结果也与发展心理学中的“殊途同归”(Equifinality)的概念相吻合,即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初始变量可能导致相同的最终结果:在本研究中,这意味着家庭系统中的心理控制与其他教育手段相仿,均可能导致青少年相似的行为模式,即子女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

从数据结果看,中低心理控制类别所占比重较大,超过八成,而高心理控制型的父母占比仅在两成左右。依据资源保护理论,个人在遭遇压力情境时,会动用现有资源进行应对,也会努力增强和构建现有的资源基础,以此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Hobfoll, 1989)。在子女教育中,父母能意识到过度的心理控制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资源,为了保证心理资源不被过度损耗,父母会选择更加灵活的教育策略,减少心理控制的程度。此举有助于父母在面对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挑战,保持更好的心理状态和调适能力。资源稀缺理论同样指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个体需要关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Barber et al., 2010)。低心理控制的方式允许孩子在面对不同的社会挑战时拥有更灵活的自主性和适应性,而高心理控制型的父母则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持控制,这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并不是最经济的选择。因此,多数父母会采用更加合作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支持了多数父母倾向于寻求更平衡、心理控制程度更低的方式来应对子女的社会性交往。

4.2. 心理控制亚型与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心理控制类型的大学生在越轨同伴交往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处于高心理控制类型的大学生更可能表现出高水平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上述结果说明,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消极的教养行为,高心理控制下青少年社会交往状况较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相关研究指出,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是造成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潜在风险因子(梁晓燕等,2015)。即高心理控制的父母通过引发孩子内疚感以及否定情感等方式来控制子女的情感表达和人际交往。

研究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以压力和胁迫为主要特征的心理控制方式,干扰了子女自我意识的建立和成长轨迹的发展,增加了不良社会交往的风险。此外,本研究中父母心理控制对子女同伴交往的消极影响也支持了心理控制存在“文化普适性”的表现,即父母心理控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因其妨碍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表达而存在相同的消极影响,说明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同伴交往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

4.3. 心理控制亚型与人口学变量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非独生子女来说,父母对于独生子女的心理控制水平更高(OR = 2.01, p < 0.001),即独生子女更容易卷入父母中、高心理控制中。这一结果也与现有研究相一致。有研究者指出,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当孩子的想法或行为与父母的观点矛盾时,更容易受到父母的“情感绑架”(邢晓沛等,2017)。为了确保子女在竞争中避免社会不利处境,父母则会对独生子女施加更多的心理控制压力,进而表现为对孩子行为的严格控制和对成就的过分强调。期望理论也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线索,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由对结果的期望和对结果的价值评估所驱动(Vroom, 1964)。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缺少其他子女来分担期望。期望的集中会导致父母对孩子有更高的成就要求,为了确保子女能达到既定标准,父母可能会采取更为严格的心理控制策略,如过度监督、设定严格的规则和期望,以及对子女的行为和选择进行过多的干预。

此外,研究也发现,高职学生比普通本科学生更容易卷入父母心理控制(OR = 1.85, p < 0.001)、高心理控制中(OR = 2.46, p < 0.001),即父母对高职生的心理控制更为普遍。其原因可能与高职生所处的教育环境和职业发展路径的特性紧密相关。高职教育更侧重于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实践应用,职业路径相对明确,父母更容易感知到直接的就业压力。紧迫性和压力感可能会让父母产生更强的焦虑和担忧,进而在心理上施加更多的控制和期望,以确保子女能够顺利地走上预期的职业道路。与此相对,普通本科生的学术自由和未来选择更为多样,父母可能更倾向于鼓励子女自主探索和决策,从而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空间。

4.4. 研究意义与局限

本研究基于“个体中心”视角,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与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内在机制及个体间异质性的表现。研究丰富了生态系统论、发展情境论及家庭系统论,表明家庭环境中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从家庭层面理解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此外,潜在剖面分析方法的应用也为理解家庭教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方法视角,为今后青少年同伴交往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于干预青少年越轨同伴交往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尽管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能够促进对父母心理控制类型的理解,但潜在剖面分析仍属横断研究范畴,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后续完善。首先,本研究中采用自陈量表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倾向的影响,数据形式较单一,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法对父母心理控制内容进行评价。其次,本研究属于横向研究设计,难以判断父母心理控制是否会随着个体年龄增长导致其潜类别上出现变化,后续研究中可以截取多个时间点,结合交叉滞后模型,基于纵向追踪设计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越轨同伴交往的影响机制,或许能更好地反映父母心理控制亚型的变化规律以及对大学生同伴交往的历时影响。

5. 教育及干预启示

5.1. 理解子女心理发展需求,提供正面的社会认同

一方面,在实践教育中应让父母清晰地了解青少年心理需求的典型特征及心理控制对个体自主需求的遮蔽与弱化,尽量减少心理控制的使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父母往往将心理控制视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心关怀,这也使父母更容易表现出心理控制。因此,在与子女的沟通教育中,应尽量减少或避免心理控制策略的过度使用,不应过度干涉子女生活,也不应通过强调个人对子女的付出来引发其内疚感,而应让子女感受积极温暖的依恋关系,满足子女自主性发展的需求,并引导他们合理规划个人同伴交往,进而减少与不良友伴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另一方面,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看,一是要提供正面的社会认同:通过建立积极、和谐的班级氛围,包容、尊重和支持的学校文化,鼓励学生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感,减少他们寻求越轨同伴交往的动机。二是要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观念和应对能力,减少寻求越轨同伴交往的可能性。

5.2. 关注不同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对风险因素适当干预

生态系统论认为各生态子系统之间并非彼此割裂、单独发挥功能,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的预防和引导也应关注不同系统(同伴和父母)之间的相互影响。发展情境理论(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也强调个体与所处多元情境之间互惠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即个体发展是在多种相互作用的情境因素中进行的(张文新,陈光辉,2009)。即个体的成长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多重、动态的环境系统中进行的。因此,针对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从家庭情境要素(如行为建模和家庭参与)和同伴情境要素(如同伴支持网络和社交技能培养)出发,对多种风险因素进行干预和保护更可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4AH053137);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hykyzd202309);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hykyyb202310)。

参考文献

[1] 鲍振宙, 江艳平, 朱键军, 等(2019). 越轨同伴交往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交叉滞后分析. 心理科学, 42(5), 1134-1140.
[2] 何妍, 袁柯曼, 张明明, 等(2023). 父母控制亚型及其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 基于潜在转变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41(1),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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