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类书是中国古代独具编纂智慧和体裁特色的典籍，它博采群书，分类编次，以供人们查阅之需。正如明人胡继宗在《艺文类聚》序言中所云“词人文士赖之寻绎；学士大夫借以考索”[1] (p. 1)，因而类书不仅是文人写诗作文的资料宝库，而且是学者考订掌故的参考资料。又如元人毛直方在《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序言中所说“往往以补风化，扶世教为本”[2] (p. 1)，因而类书又是反映时代风尚，维系世道人心的读物。再如《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所言“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3] (p. 1141)，则类书还是保存古旧文献的渊薮。
我国古代类书从魏文帝曹丕组织儒生编撰《皇览》发其端，到隋唐以后类书的编纂规模逐渐扩大[4]，从唐代的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到宋代的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再到元代的日用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事林广记》《翰墨全书》等，再到明清时期的类书高峰《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历代相沿不绝。类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上自天文地理，下到日用百器，这些内容大多不载于正史，因此弥足珍贵。
目前学界对断代类书如魏晋、唐宋和明清类书，以及专题类书如敦煌类书等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相较而言，针对元代类书的相关研究尚显薄弱，只有少量论文，而尚无专著出版。元代类书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及了解元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贾慧如新著《元代类书研究》一书(以下简称贾著) [5]，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专题性研究以及综合性研究的方法，对元代类书的整体面貌进行了全面考察，总结其编纂和流传情况，探究其学术价值和影响，阐发其时代性和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元代类书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对元代类书的相关研究打好了基础，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下笔者就贾著读后略陈一孔之见，所论若有不当之处，还请作者与方家批评指正。
2. 通俗日用：类书的历史演进与元代类书的编纂
《元代类书研究》一书正文共分七章，全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作者用力颇深，考证扎实，取得了重要的学术创见。
贾著在第一章“类书的演变与特点”中，回顾了我国古代类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指出类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极具特色的文献典籍，它博采各种文献，分类编次，以备检索，因而兼具工具书和百科全书的双重作用。在探讨类书起源这一问题时，作者否定了清人汪中、马国翰、纽树玉的观点，认为无论认为类书起源于《吕氏春秋》还是《淮南子》都显牵强，详考二书内容发现其既非对原始文献的撮述，又非对原始文献的编排摘录，而仅仅是阐明观点的论述性文章的汇集，这与类书的定义不相符。作者认为张舜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于大成所言类书起源于《尔雅》的观点也不妥当。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尔雅》确实“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符合类书在形式上的特点，但仔细考察其内容发现，均为训诂名物之言，可见其为类似如今字典或词典的训释之书，有作者的疏解和观点，并非辑录和撮述之书。作者同时认为马国翰和袁逸所言类书起源于《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的观点，亦不足以取信。实际上自宋代学者王应麟提出我国古代最早的类书起源于《皇览》这一观点以来，明代学者焦竑，清代学者如孙冯翼、邵晋涵、章学诚等均认同这一观点，近来学者如胡道静、夏南强等亦皆主“《皇览》说”。
第二章中，贾著从社会基础、物质条件、自身发展、学术要求四个层面讨论了元代类书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发展情况。元灭南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内行中原汉法，对外推动开放交流，促进了元代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这为元代类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统一国家的建立，结束了我国自唐末以来陷入的分裂与扰攘，长期南北隔绝的境况不复存在，正如陈垣先生所言“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6]，南北混一产生了新的文化需求。作者指出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大众对国家的行政区划、地形地理、以及元朝统治者所制定和实行的官制和法律均深切关注。
元代类书编纂者及时将这些内容编入类书中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群书通要》《事林广记》等并广泛地传播到社会上，加深了民众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政府职能的认识，因而这些类书的编纂和刊行在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元朝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即位后重用如许衡等儒生并“行汉法”，元朝的王公大臣以至后代诸帝均标榜汉文化，这些政策的推行为元代类书的编纂提供了政治保证。这些元代类书或摘录前贤嘉言懿行，或列载冠婚丧葬之仪、第舍车舆之志、衣服器用之法，均明显传达出传播汉文化以兴邦国的信息。另外，元代蒙学类书如《纯正蒙求》《历代蒙求》《声律发蒙》《敏求机要》《六艺纲目》等；元代科举应试类书如《汉唐事笺对策机要》《皇元大科三场文选》《丹墀独对》等刊行，表明元代蒙学教育和科举的发展也推动了元代相关类书的编纂。因而元代类书的发展是基于统治阶级“行汉法”的政策推行以及文人儒士自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双重结果。此外，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在宋代趋于成熟，而到了元代其出版技术较前代又有新的进步和创新。元代雕印典籍的种类繁多，内容广泛，涉及医学、科技、农学、类书、历书、曲本、杂剧、附图故事、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等，而且元代雕印的书籍中附载插图的现象较宋代大大增加。元代刻书活动主要以书坊、书院和私宅家塾为主，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南方的江浙、福建等地，在宋代刻书活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些均提升了书籍出版的能力，为元代类书的刊刻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第三章中，贾著分别通过对类书编纂的动机与方式、编纂者的生平与学术、元代类书的基本类型等三方面探讨了元代类书的编纂。作者指出，纵观整个元代类书的编纂，虽然编纂者的动机可能是多元化的，但归纳起来大概有治学、讲学、应试、存礼、日用、营利这六方面。由于类书荟萃成言、兼收众籍、广大悉备，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参考资料和知识信息，因而可以为阅读古籍和学术研究者提供寻览便利。例如元代类书《韵府群玉》，其书“以事系韵，以韵摘事，经史子传，搜列靡遗”，极便学术研究检索资料。元代类书的编纂也为人们写诗作文提供了材料和范式，如《诗学大成》《诗学集成押韵渊海》保存了许多古代诗文，不但方便作诗者查找诗文名句的出处，而且可以启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再如元代类书《翰墨大全》一书，里面包含了书仪和各类启札的内容，其选文精粹，内容广大悉备，这样一部写作大全，为当时人们应付各种文体写作提供了参考。
还有一类“蒙求”的元代类书，在实际应用中被赋予了教化和教材的功能，如《纯正蒙求》《声律发蒙》等，对养正学生的伦理道德发挥着重要作用。《类编例举三场文选》《皇元大科三场文选》等类书，则属于汇集元代科举程文的一种应试类书。《事林广记》“官制门”、“刑法类”，《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等“礼制”类书，包括了社会和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使人们能够更好地遵循社会的行为规则和伦理纲常。元代“日用”类书如《居家必用》《青钱启札》以及《事林广记》“公理类”、“闺妆类”、“茶果类”、“酒曲类”等，内容更加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为百姓大众提供日常生活中遭遇问题时的解决之道和应急之方。这些元代类书的编纂和刊刻发行，不但满足了民间日用需要，而且为编纂者和书坊谋得了厚利。
第四章中贾著分别从流传方式、流传范围以及存佚情况探讨了元代类书的流传。作者指出，元代类书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种流传方式：一是抄写；二是刊刻；三是影印。元代类书后代的官抄主要是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的收录和抄写。虽然现存《永乐大典》仅为残帙，但保存的元代文献包括元代类书应该最接近原书面貌。《四库全书》抄入了不少元代类书，全文收载的元代类书有《事文类聚》《韵府群玉》《纯正蒙求》《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等，其缺点是四库馆出于节省纸张、控制规模的考虑，将有些类书的原书子目及序跋削去不录，这些重要内容的缺失影响了对这些类书的应用与研究。除了官抄，部分元代类书如《敏求机要》《群书通要》《裁纂类函》《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等均是通过仅存之抄本流传下来，这些在元代类书中显得尤为珍贵。由于类书非经史重典，因而在刊刻方面表现出私刻多而官刻少的特点。但由于元代类书在日常生活中实用性强的特点，因而流传较广，也受到官府的认可和重视，如《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元代类书尚有明司礼监刻本存世，明代官刻书较慎，因而这些书的留存就更显得异常珍贵。此外，留存于世的元代类书大多被视为善本收藏于海内外各大藏书机构，研究者利用多有不便，而古籍影印既保存了古籍原貌形态，也扩大了传播范围，也为元代类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元代类书除了在国内流传外，通过官方的赏赐馈赠、域外使者和僧人的求书购书、传教士和汉学家的搜集、以及书籍贸易等方式，流向东亚的朝鲜和日本，东南亚越南等邻邦，向西乃至于欧美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藏书机构收藏有数量众多的元代类书，朝鲜和日本还翻刻了不少元代类书。这种汉籍在东亚两地的翻刻现象，反映出两地对元代类书的重视和广泛使用。实际上，出于历来对元代文化重视不够，以及元代类书私刻多而官刻少的情况，从整个类书发展史来看，元代类书也不引人注意，因而元代类书疏于整理，使得不少元代类书散佚不存。作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7]，经过新的考辨和增订，得出元代类书共计约55种，现存30种，散佚25种，较为清晰地考证出元代类书的存佚情况及数量。
第五章贾著从编排体例、类目设置、分类思想以及类书的检索四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元代类书的编排体例与类目体系。作者指出，类书发展到元代，其编排体例较前代更为完善，此时的元代类书以按类编排为主，同时按韵编排的类书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从整个类书发展史来看，按类编排的编纂体例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初步类分到经目纬目有序结合，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变化过程。在此之间，元代类编类书处于衔接和过渡阶段。类编类书首先要设计出逻辑合理的门类体系，然后再用这个体系统辖和组织各种材料，其优点在于“枝干清楚、层次分明，能突出各种材料的上下从属和相互的联系”[8]。元代类编类书的编排也承袭了前代特点，一般是在类目之下，辑录事实和诗文两方面的材料。元代类编类书具有事文类聚、事文类要、事文求全以及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的特点。此外，就现存的按韵编排的元代类书来看，就有《韵府群玉》《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和《诗学集成押韵渊海》四部。韵编类书的优点是以有穷之韵系无穷之事，大大加强了知识的系统性和包容性。
元代类书在类目设置方面，将“事实”和“文类”固化为二级目录。在经目和纬目方面，大多数一级经目曰“门”而不曰“部”；纬目中，类目名称的针对性也加强了。总之，韵目用以隶字，而类目用以隶事，韵目与类目相结合，可以把以类相从的各种资料与按韵目排序的单字合理的编排在一起，改变了类书单纯的分类方式，提升了类书检索的效率，在类目设置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从元代类书的分类思想来看，由于元人关注民生日用，因而在元代类书类目上反映出注重人事、务实治生的思想。这些类书编辑者采取聚类成编的方式，为人民提供方便的日用参考，使得类书走出书斋，走向民间，成为普通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工具和指南。
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贾著分别从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两方面探讨了元代类书的价值。作者指出，元代类书不仅包含元代社会、文化、民俗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对于前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各方面都有涉及，因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元代类书保存的有关元代典章制度和语言文化等内容，丰富了元史研究的材料，成为元史典制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如有关元代行政区划的详细记载，元代类书《事林广记》“郡邑类”所记载的元代制定上下路县的条例以及上县改立州治的奏议，不但早于《元史》，并且与《元史·地理志》关于各路、州、县的记载有所不同。再如《事林广记》“官制门”、“官员禄廪俸给”两个类目中，载有大元官制、杂流品秩、皇元朝仪之图三个图表，这些内容讲述了元代官制与前代的相承关系，对研究元代职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除了以上内容，元代类书还保存了许多元代经济制度、科举制度、宗教、艺术、衣食日用、文书契约、拜命择日、养生疗病、休闲娱乐等方面的资料，为元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除了史学价值，元代类书收载了不少元以前或整或散的典籍材料，时移日换，这些古文献或亡佚、或已非原貌。依据元代类书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辑佚和校勘，恢复其古籍原貌，于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在结语中，作者给类书作一个定义就是：类书是采摭群书中的各种资料，按照一定方法重新编排，为人们提供检阅方便的一种工具书，是中国所独有的文献载体，迄今所见，其编排体例有按类编排和按韵编排两种形式[5] (p. 288)。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元代类书的三大特点：一是实用性；二是商品性；三是普及性。其地位和影响有三方面：其一，从内容来看，元代类书开启了规模编纂通俗日用类书的先河；其二，从编排体例来看，元代类书对后世类书的编纂影响深远；其三，从文献本身来看，元代类书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如今，学科多元化已成趋势，学术研究的交叉和融通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科学研究方法，正确看待类书典籍在整个文化史中的价值，并不断深入挖掘和开展类书的相关研究，这既是相关学术工作者的任务，也是职责。
3. 填补空白：元代类书研究的特点与创新
第一，选题独到，代表主流、前沿的学术方向。我国古代类书自《皇览》开端后[9]，历代相沿，蓬勃发展，到唐代进入重要发展期，产生了一批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利用的重要类书。到了宋元，类书发展进入成熟期，其数量、种类以及内容的广博均超迈前代。元代文化在继承和吸收宋代文化已有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俗文化已成潮流。因而元代类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生活需要，实用性较前代大大加强，并为其后明清类书的编纂和刊刻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学术界以往关于我国古代类书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六朝、唐宋及明清，相较而言，针对元代类书的相关研究，仅有少量学术论文，没有专著出版，在整个断代类书研究史中尚显薄弱。贾著是首部系统研究元代类书相关问题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古代类书中有关元代类书研究的空白。
第二，综汇多方史料，注重比较研究，考证扎实。针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敢于大胆提出与前贤不同的学术观点，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功底。如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将《文献通考》归为类书；张涤华《类书流别》将《经世大典》归为类书；庄芳荣《中国类书总目初稿》将《元典章》《文献通考》归为类书；赵含坤《中国类书》将《文献通考》《经世大典》归为类书。作者通过考辨三部书编纂体例和内容后指出，《文献通考》《经世大典》《元典章》均属于政书而非类书，概因政书叙论结合，而类书则为材料汇编。再如《声律关键》八卷，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二书均将之列入元代类书，作者通过考证《声律关键》的编者郑起潜之仕履以及《宛委别藏》抄本所存淳祐元年(1241)正月六日尚书省札子，得出此书当属宋代无疑。这些考证有理有据，对学界多年来对上述问题的误读有所突破和创见。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历史考据法以外，还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如关于《元代类书影印情况简表》[5] (p. 126)《海外收藏元代类书简表》[5] (p. 132)《元代类书著录情况表》[5] (p. 167)《元代类书统计表》[5] (p. 173)等图表，均系作者查阅和爬剔大量史料精心结撰而成。通过大量图表将庞杂的史料数据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化繁为简，直观说明元代类书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元代类书统计表，除了标明书名、编辑者、卷数、所在书目这些基本情况外，尤为可贵的是，还标明了存佚情况。这不仅首次较为详细地为学界提供了元代类书的数量和存佚情况，也为后来的学者能按图索骥，查阅和研究元代类书相关情况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四，对类书价值的客观评价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类书典籍在古代地位不高，常被诮称为“兔园册子”、“俗书”。甚至到清代四库馆臣亦认为类书之体一兴，“而操瓢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甚至认为某些元代类书“踳驳亦甚”、“尤为秽琐”，是“至陋之俗书”，其书“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3] (p. 1151)。由于清人重汉学，尚考据，对待文献史料崇尚“采铜于山”，然而这些针对类书的评价未免囿于偏见。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有关元代类书价值的论述，有力地回应了这些带有偏见的观点。但作者同时也指出，由于古代类书为资料汇编性质的工具书，大多成于众手，内容割裂，编纂粗疏；加上古人引书，往往撮叙大意，并非全部照录原文，甚至不标出处。因而我们在使用类书之时，应该详悉利弊，谨慎考证，适当使用。
4. 金无足赤：研究的不足与可供商榷之处
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与所有精益求精的学术著作一样，《元代类书研究》一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美中不足或可供商榷之处。
首先是文本方面存在小瑕疵。如该书第5页脚注“黄镇伟《中国版本书化丛书·坊刻本》、陈红彦《中国版本书化丛书·元本》”中的“中国版本书化丛书”，应当修订为“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第46页正文“从太祖忽必烈开始”，应当修订为“从世祖忽必烈开始”；第174页表格中多处“《善本书室藏书记》”，应当修订为“《善本书室藏书志》”。
其次是引用期刊论文时核对不太准确。如第14页“仝建平：《〈翰墨全书〉三题》，《史志学刊》2010年第2期”中，“《史志学刊》2010年第2期”实为“《沧桑》2010年第4期”。概因《沧桑》期刊于2015年才更名为《史志学刊》，虽然《史志学刊》和《沧桑》是一脉相承，同刊异名，然而在引用之时，似乎用原刊名《沧桑》更为合适。此外也将引文刊期“2010年第4期”误写为“2010年第2期”，也应更正。
第三是注释体例不纯。如第7页同样引用两篇期刊论文，前者徐梓《历史类传统蒙童读物的体裁和特征》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将其放入脚注中；而后者谢永芳《元明清蒙学韵对类读本的发展及其价值》一文，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1期”，却将其放入正文中并用括号括住。类似情况还有多处，注释体例不太统一，还需调整。此外，如第162页正文中“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馆藏目录(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所附网址放入脚注中，似乎也更合适一些。
《元代类书研究》全书皇皇四十余万言，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在出版前犹应注意反复校雠，字斟句酌，避免歧义。作者要是将来修订再版时，能将相关问题略作修订和调整就更加完善了。以上近乎苛求的意见，仅为笔者一家之言，所论亦未必允当，尚需作者与读者参校。
5. 结语
总之，瑕不掩瑜，贾慧如《元代类书研究》一书，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文献扎实，方法独到，在充分掌握并吸收前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追踪最新的研究动态，并对前人研究中的若干薄弱环节重点进行研究，是近年来类书研究、乃至元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部具有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高水平专著。正如周少川在本书序言中所云，该书“有力推进了元代文化史、类书编纂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又如温旭所言，该书“是系统研究元代类书的代表作，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面貌”[10]。笔者亦认为这是一部颇具新见的重要学术著作，尤其在推动类书学等相关研究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因而值得学界给予特别关注。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甘肃元代碑刻收集、整理与研究”(2024lzujbkyxs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