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严武，字季鹰，天宝四载(745)以父荫调补太原参军，至肃、代严武多次节度剑南，对稳定蜀地贡献颇多。但因擅杀章彝等行为被传统史学家描写为一个擅杀残暴的武臣，可见严武又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大臣。因此，学界关于严武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严杜关系[1]和剑南道经略[2]，对于严武入蜀原因和其在蜀地的经略鲜有关注。因此，笔者将通过对严武两次入蜀原因和被贬巴州时期的刻石活动进行分析，进而深入探究肃宗至代宗初期唐廷的西南经略与严武在肃宗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2. 严武首次入蜀原因辨析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潼关之役唐军战败，安史叛军攻破长安。时任侍御史的严武扈从玄宗入蜀，一月后严武奉玄宗命赴灵武册封肃宗。在此期间，严武自身的河西军背景和首相房琯“名臣之子”的推荐使严武得以平步青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超擢给事中、京兆少尹。但是至德二年(757)房琯案的爆发使严武的仕宦生涯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贬房琯刘秩严武诏》载：
房琯素表文学，夙表名器。由是累階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性自任，怙气恃权……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嗣言谈，有朋党不公之言……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3], p. 468)。
由引文可知，严武因与房琯“潜为交结”最终被肃宗皇帝归为房琯一党而被贬巴州，从而在至德元载(756)奔赴行在后再一次与蜀地产生联系。但是严武与房琯“结党”恐仍需商榷。
第一，就房、严二人关系而言似乎并不像《贬房琯严武刘秩诏》中那般紧密，传统史籍中未见有严武所参与的房琯主导之政治活动，甚至在陈涛斜之战中房琯宁可任命宋若思、邓景山、李揖、贾至等从未有过军旅生涯的文儒之士辅助自己([4], p. 3321)，也不愿任命对蕃作战中崭露头角的严武参与此次战役。1由此可见，严武与房琯间虽有所交游，但是年过花甲担任宰相的房琯与年轻后辈严武之间关系并不如学界所论之紧密。此外，《新唐书·严武传》中：“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居不为礼”([5], p. 4484)亦是严、房关系的重要体现。
第二，房琯罢相的主要原因乃为其本人在人事方面的越权之举。2李璐缘提出宰相成为朋党核心的权力之源来自于宰相自身对官员选任的自主权([6], p. 57)唐代规定五品以下官员均由宰相访择闻奏，然后下制授之([4], p. 1804)。由此可见，宰相对于中、低一级大臣任命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这种情况在房琯任相的玄、肃鼎革时期愈加明显，甚至利用此项权力打击异己，公报私仇。贺兰进明事件即为明证。据《资治通鉴》载：“房琯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命琯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琯以为摄御史大夫。”([7], p. 7120)引文可见房琯与肃宗皇帝在如何任命贺兰进明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肃宗皇帝认为应任命其为岭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可在房琯实际操作中却只授予摄御史大夫即临时加御史大夫衔。肃宗对此不解的问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4], p. 3321)贺兰进明对此解释道：“琯与臣有隙。”肃宗在听到贺兰进明的回答时亦表示赞同。
贺兰进明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安史之乱之际宰相房琯权力的过载，而房琯与朝中官员所构建的交游网络更是让肃宗皇帝倍感危机。正如贺兰进明又上疏：“(房琯)又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4], p. 3321)因此，对于经历过专权宰相李林甫政治迫害的肃宗皇帝绝不会允许房琯“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行为([8], pp. 97-121)。所以，肃宗皇帝就利用处理董庭兰贪贿案之机，将房琯、刘秩、严武等人驱除出政治中枢。
综上所述，严武与房琯为忘年交，严武与其有所交游。但是，其未曾参与房琯相关的政治活动。然而由于房琯自身越权之举与房、严二人交游紧密的缘故，严武被肃宗打上了房琯一党的标签，进而被驱除出中枢政局并且开启了第一次蜀地仕宦之旅。
3. 严武首次入蜀任职巴州时的石刻活动与政治寓题
严武于至德三年(758)至上元元年(760)两年多的时间内任职巴州刺史，在此期间共进行了囊括铸造巴州南龛石窟观音菩萨像在内的三次与佛教相关的刻石活动来实现对当地民众的教化和对中央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以求能够早日返回政治中枢。
乾元二年(759)，巴州刺史严武修建了巴州南龛石窟菩萨像，属官巴州长史韩济作《救苦观世音菩萨铭》记录了此次刻石活动。他在《救苦观世音菩萨铭》中写道：“于铄使君，孝心不忘。观音菩萨，灵性克彰。吴天永永，司报无疆。南山岩岩，庶乎有常”([9], p. 206)字里行间无不表达出韩济对严武孝心的表达，同时鉴于石窟碑铭普遍刻于交通要道的镌刻地点，无疑会对巴州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推动巴州地区的民众的教化。黄婷亦指出严武作为京城而来的长官其顺应了巴蜀地区佛教的发展，通过发挥佛教的济世软化的功能从而对巴州地区的民风民俗的教化起到了推进作用([9], p. 100)。
刻于上元元年(760)的南龛光福寺石刻与巴州西龛龙日寺诗刻则表达出强烈想要返回朝廷中枢的政治诉求。严武在《奏请巴州南龛寺题名表》中写道：
臣倾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前件古佛龛一所，旧石壁镌刻五百余铺。划开诸龛，化出众像，前佛后佛，大身小身，琢磨至坚，属岁绵远，仪形亏缺。乃扫佛苔藓，披除榛芜。仰如来之客，爰依鹫岭；祈圣上之福，新作龙宫。精思竭诚，崇因树果，建造屋宇叁拾余间，并移洪钟一口。庄严福地，增益胜缘。焚香无时，与国风而荡秽；然灯不夜；助皇明以烛幽……臣幸承恩宥，驰赴阙庭，辞日奏陈，许令置额。伏望特旌裔土，俯锡嘉名……
敕旨：其寺宜以光福为名。余依。
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9], pp. 208-210)。
由上述引文可知此篇奏表是严武赴朝廷面陈肃宗时所奏，在表中严武极力表达其为国祈福的心理。“焚香无时，与国风而荡秽；然灯不夜；助皇明以烛幽”两句更是表达了自身想要再次回到中枢，助国平叛的急迫心理。黄婷指出严武回到政治中枢正是切中了肃宗皇帝的佛教迷狂[10]，但是严武又是如何切中佛教狂迷的呢？
笔者以为此与肃宗皇帝灵武朝廷合法性构建的政治宣传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弥勒信仰传入中国后，梁武帝、隋文帝与武则天等多位君主均将佛教作为自己即位合法性的政治宣传工具，进而将封建皇权与宗教信仰相融合。肃宗皇帝亦是如此，其在即位伊始便积极营造自身转轮王形象并通过不空等僧人翻译《王法政论经》和《大随求陀罗尼》等佛学经典将大乘转轮王思想融入到肃宗的政治实践当中，进而为肃宗平定叛乱、重塑自身正统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11]。此外，肃宗皇帝还通过设置内道场、迎佛骨舍利等佛教活动打造了一个与玄宗时代完全不同的新时代以此实现自身正统地位的巩固。因此，严武第一次入蜀期间的石刻活动正好切中肃宗利用佛教所进行的政治宣传，进而得以再次回到中枢。
4. 严武二次入蜀原因探析
严武凭借着在巴州刺史任上的刻石活动得以在上元元年(760)再次回到政治中枢担任河南尹，次年，河南尹临时驻地长水失陷，严武客游京师。直到段子彰叛乱袭杀遂州刺史嗣虢王巨后，严武才被认命为东川节度使以接替李奂。此时，虽然段子璋叛乱已经被平定但是蜀地仍然存在隐患，据《旧唐书·崔光远传》载：“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段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4], p. 3319)。”上述引文展现了段子璋叛乱的平叛过程和善后事宜，兵败的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奂在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光远的帮助下结束了此次动乱。但是，崔光远并没有处理好平叛后的善后事宜，以致“将士肆其剽劫，乱杀数千人”。在此复杂背景下严武由文臣接替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奂一事颇为诡异。但从严武及严氏家族成员的履历似乎能发现此次严武入蜀的一丝端倪，前文已述严氏家族作为一个军功起家的家族，此时家族文化虽已经逐渐实现转型，但仍然存在着尚武的基因，元稹所撰《严绶行状》言：“自高祖至王考礼部府君，为政皆严明无畏避。初府君为松滋江陵令，恃豪赖军目气势者，比比皆杖杀。先是开元天宝间，安之尉京剧、挺之更右职。破坏豪杰如神明……有唐言专断者，先严氏焉。”([3], p. 6665)
引文所见，严氏家族的尚武基因已经深刻影响了其家族成员的行为处事方式进而这种“武人化”倾向为严武节度两川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此外，严武早年河西幕府的任职经历使其军事能力得到了一定锻炼，进而能够在第三次入蜀后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展露头角。除自身军事能力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玄肃之争亦是肃宗朝剑南道人事变动的重要诱因。据司马光考证玄宗返京时蜀中尚有卫兵700人左右([12], p. 60)，而段子璋便是依靠此支军事力量发动了此次叛乱，进而干扰唐肃宗的西南经略。正如陈乐保所言段子璋是唐玄宗在蜀中精心布置的一颗棋子，是玄宗希望企图维系玄宗在剑南影响的军事寄托([12], p. 67)。结合上述陈乐保先生的观点可以得出推论：段子璋之乱是二元格局下玄肃之争在地方上的延续。而严武作为扈从玄宗皇帝入蜀的大臣之一在蜀地应具有一定的威望，同时严武此前的河西军背景又使严武与肃宗的关系亦相对紧密。王帆指出肃宗在马嵬驿之变后最初目的地为河西地区而非灵武，直到灵武即位后依然倚重具有河西军背景的将领[13]。因此，严武得以在被贬巴州两年后再回中枢任职河南尹。由此观之，与肃宗、玄宗均有紧密联系的严武似乎是相对合适的人选。
其次，《新唐书》中的一则史料值得我们关注，据《新唐书·严挺之附严绶传》载：“挺之从孙绶。绶父丹，尝为剑南盐铁、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辞不拜。”([5], p. 4485)前文已述，严丹早在唐玄宗时期便通过与梓州刺史武集之女的婚姻而迁徙蜀地，至严武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时严丹已然担任剑南盐铁、青苗、租庸使。虽然严丹在其堂兄弟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时为避嫌而并未拜谒严武，但严丹与严武的这层关系亦可以为严武提供蜀地的相关信息，进而为严武提前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提供一定帮助。
最后，严武在长达两年刺牧巴州的经历亦为严武积累了足够的地方治理经验，进而能够在经略剑南的过程中展现出过人的才略。杜诗《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14]该诗以老农为视角叙述了严武任职两川后严武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生产的经略观同时亦展现了严武的才略。因此，严武的地方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亦是肃宗皇帝任命严武东川节度使的重要原因。
综上可述，严武的河西军经历带来的军事能力和在玄宗与肃宗之间扮演的角色成为了严武第二次入蜀的重要原因，此外严氏家族在东川的仕宦活动亦为严武提前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供了信息支持，进而为严武顺利经营蜀地奠定了基础。
5. 严武二次入蜀后的经略措施
在严武入蜀后不久，西川节度使崔光远病逝，肃宗便任命严武兼任成都尹进而节制东西两川。严武下车伊始便积极恢复生产，革除弊政，杜甫《说旱》云“自中丞下车之初，军郡之政，罢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百事冗长者，又以革削矣”([3], p. 3657)。由此观之，严武节制两川后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那么严武是如何对蜀地加以经营的呢？笔者将在此处进行深入讨论。3
段子璋之乱的根源虽然在于玄肃之争在地方的延续，但是亦从侧面反映了两川地区将校跋扈的现状，面对这种情况广德二年(764)春正月严武再任两川节度使时以雷霆手段处死梓州刺史章彝以树立在威望。4章彝此人事迹正史极少涉及，好友杜甫的几首诗歌似乎可以还原章彝的事迹。韩成武、韩梦泽指出章彝在职期间多有不法行为。例如在广德元年(763)冬率三千余士卒整日游猎，以至于军备不整[15]。若是于和平时期进行游猎活动亦无可厚非，但此时吐蕃已经攻破唐都长安，代宗出奔陕州。而此时与吐蕃接壤的西川地区形势亦为严峻，据《旧唐书·高适传》载：“代宗即位，吐蕃陷陇右，渐逼京畿。适练兵于蜀，临吐蕃南境以牵制之，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4], p. 3331)因此，在广德二年春严武诛杀章彝亦在情理之间，但未经奏报便擅自杀害一镇节度未免有越权之疑。然而，严武此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旧唐书·严武传》评价道：“蕃虏亦不敢犯境。”([4], p. 3396)
此外，蜀地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了地方势力发展的乐土。王伟指出入唐后蜀地未经战乱，进而豪强大族没有受到抑制，从而蜀地的豪强士族得以结交地方州郡长官以维持自身在本贯的影响力[16]。因此唐玄宗开元年间起唐廷在经营蜀地时便开始任用有影响力的大族子弟帮助节度使共同治理，例如，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张宥担任剑南节度使时已经任用鲜于仲通担任剑南采访支使，其任职期间张宥极为看重鲜于仲通。据颜真卿所撰《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仲通)神道碑铭》载：“二十七年，长史张宥奏充剑南采访支使，宥方谋拔安戎，独与公计画，幕中之事，一以咨公”([17], p. 42)然而张宥的信任引来了与其同来蜀地任职的章仇兼琼的仇视。因此，在章仇兼琼接替张宥担任节度使时便“移郡收公，月余乃放之”([17], p. 42)但是介于鲜于仲通蜀中大族的身份以及早年相识杨国忠的缘故章仇兼琼再次对鲜于仲通委以重任([12], p. 68)，使其再次回到剑南节度使府的权力中枢。
基于两川地区的这一情况，严武入蜀伊始便接受节度判官韦收的举荐任命同为蜀中大族的严震担任要职。据《旧唐书·严震传》载：
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已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东川节度判官韦收荐震才用于节度使严武，遂授合州长史。及严武移西川，署为押衙，改恒王府司马。严武以宗姓之故，军府之事多以委之，又历试卫尉、太常少卿([4], pp. 3404-3405)。
引文所见严震家族长期生活于梓州地区，凭借家族的影响力[18]和所积累的财富在唐肃宗至德、乾元年间屡次以家财助军进而得以步入仕途，出任王府谘议参军和州长史等官职，严武节制两川期间因同族之故将军府之事多以委之。进而通过地方大族为媒介加强自身对于两川地区的控制。
最后，严武延续了高适积极练兵备战的策略，在保持蜀道畅通的同时利用两川赋税重金养士以协助唐中央完成对蕃作战的战略目标。前文已述，自广德元年起吐蕃趁安史之乱河西、陇右兵力不足的时机数次侵唐，进而对长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面对“关中危机”时唐廷采取了区域联动作战的方式给予应对[19]，严武作为剑南节度使在任期间为扭转高适以来西川对蕃作战“师出无功”的不利局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准备。
第一，严武赴任之前便处理了徐知道叛乱后的遗留问题，进而保障唐中央与剑南道之间信息的畅通。史载：“宝应初，蜀中乱，山贼拥绝县道，代宗忧之。严武荐旰为利州刺史，既至，山贼遁散。”([4], p. 3998)至此，蜀道再次畅通，中央与剑南的联系得以恢复。
第二，严武广德二年(764)第三次主政剑南期间延续了高适练兵备战的经营策略，并广纳贤才。据戴建华统计在此期间有文献记载的幕僚人员就高达严武11位，其中最为著名的为论惟贤。论惟贤本是贞观时期吐蕃国相禄东赞子孙，据吕元庸《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铭并序》载：
公讳惟贤，字惟贤，其先西土人也。高祖讳东赞，作相于西戎，因官立姓，遂为论氏……曾祖陵，与祖躬仁同总众于东。至高宗朝，拔部落七千余帐归国，拜特进左玉钤卫大将军，封归怀郡王……公少有志尚，奋身辕门，随先父统其士马，与元帅哥舒翰掎角盾寇，锋刃既接，大小数十战，摧陷坚阵。洎王帅失御，以智信保全所领之军，驰于灵武，扈从肃宗，与先父洎乎昆弟，立勋成效，不可备述([3], p. 4890)。
由引文见，论惟贤其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潼关之战中在哥舒翰主力部队溃散的环境下仍然能“以智信保全所领之军”可见其军事才能之卓越。此外，论惟贤家族吐蕃人的身份无疑更加了解吐蕃的风土人情与作战方式。由此观之，论惟贤的到来无疑为严武和唐军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严武除广纳贤才外，练兵备战重金养士亦是其经略的又一重大举措，据《旧唐书·崔宁传》载：“严武为剑南节度，赴镇过利州，心欲辟旰(崔宁)为部将，以利非属部，旰难辄去，俾旰筹之。旰曰：‘节度使张献诚见忌，且又好利，诚能重赂之，旰可以从大夫矣。’武至剑南，遗献诚奇锦珍贝，价兼百金，献诚大悦。武乃遗献诚书求旰，献诚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剑南，武奏为汉州刺史。久之，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赏赍过厚。”([4], p. 3998)文中记述严武赴任剑南途中为了得到崔宁而重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进而终于得偿所愿。此后，崔宁在之后的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进而得到了严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的丰厚赏赐。
正是在严武正确经略策略的指导下剑南道最终完成了中央的战略构想并在广德二年九月取得了当狗城与盐川城战役的胜利，进而确保了都城长安的安全。然而不幸的是，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病逝，两川地区再次陷入动乱。严武之死对唐王朝的两川经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鉴于郭英乂、崔宁等人的兵乱，唐王朝不得不再次将剑南道一分为二，进而严重削弱了两川地区的军事经济实力，正如高适《罢东川节度使表疏》所言：“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也。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终久，不亦至艰！”([3], p. 3628)
综上所述，严武对于剑南两川的经略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在经济方面严武革除弊政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同时起用蜀地大族进而巩固自身地位降低治蜀的执政成本；在军事方面采取重金养士的策略积极出兵牵制吐蕃，进而在代宗初年的唐蕃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严武的经营策略和“武人化”倾向亦为此后的西川节度使的继任危机埋下了伏笔。
6. 小结
严武作为肃、代时期的名臣，在整个玄宗朝的仕宦始终沉寂下僚在天宝十五年(755)奉玄宗之命册赴肃宗后平步青云，但与房琯的交往却使其的仕宦生涯发生重大变化，进而远贬巴州。此后，凭借在巴州的刻石活动与自身复杂的军事、政治背景得以三次节制剑南，从而在此期间积极备兵待战、恢复生产从而为剑南道的稳定以及唐朝的剑南经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NOTES
1陈冠明先生指出严武在天宝十三年被哥舒翰奏为节度判官乃是源于严武跟随哥舒翰从拔洪济城、大漠门之功也。
2学界关于房琯罢相原因大致可分为两派，以任士英、陈冠明、田恩铭等人为主的学者认为玄、肃之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邓小军为主的学者则相对淡化玄、肃之争的影响，认为清流士大夫与浊流士大夫的党派之争才是房琯罢相之原因。
3从上元二年(761)起至永泰元年(764)短短四年间严武两次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并且在宝应元年(762)九月被征召入朝。为方便讨论，此处将严武对严武两次剑南节度使任期一起讨论。
4关于严武擅杀章彝一事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传统文献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均认为该事件的发生乃是因严武跋扈而致。新世纪以来曾晓云与韩成武、韩梦泽对该事件提出新的看法。曾晓云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该事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严武再任成都尹时，章彝已然进京入谏。因此，严武擅杀章彝事件为小说家所建构。韩成武、韩梦泽则通过杜诗与两《唐书·严武传》的对比认为严武并非擅杀章彝，而是有充足的依据笔者比较赞同韩成武、韩梦泽的观点。曾晓云将《新唐书·严武传》中欲杀章杜一事联系起来认为严武与杜甫之前关系已然发生不愉快，以为如果严武杖杀章彝，杜甫怎会在此年六月再入严武幕府；其次章彝接到入朝令的广德二年春为何会逗留蜀地。有鉴于此曾氏以为严武杀章彝之言为子虚乌有，笔者认为曾氏所言严武欲杀杜甫之事乃是小说家之言，学界对其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其次，严武任职成都尹乃是在广德二年正月，杜甫作《奉寄章十侍御》一诗作于广德二年春。因此，严武有充足的时间处理章彝。最后，章彝在职期间存在不法行为，杜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亦可证明。因此，严武亦有杀章彝的动机。综上笔者认为严武杀章彝确有此事，但存在越权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