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文阐述了明朝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有助于深入了解明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管理，以及如何维护边疆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强调对辽东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包括如何吸纳和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移民政策以及建立羁縻卫所的措施。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还有助于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2. 辽东镇的地理战略形势
2.1. 辽东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辽东正式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纳入了燕国的版图。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辽东地区继承了燕国对辽东地区的行政管理，并且进一步完善了行政体制。“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1] (p. 1625)由于辽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且经常受到外族的频繁侵扰，行政管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史记里曾载：“燕北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2] (p. 620)为了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和稳定边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筑边境长城和设立军事要塞，加强边防防线的建设，这时对辽东的行政管理主要目的是维护边疆稳定。
到了南北朝时期，辽东地区被高句丽占据。唐朝时高句丽王对高祖俯首称臣，表示愿为唐王朝之属国。但是裴矩、温彦博等认为：“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3] (p. 5321)唐太宗曾亲征高句丽，最终于高宗时期灭亡高句丽，在辽东地区设立安东都护府。宋时，辽朝设立东京辽阳府，后金灭辽后沿用其制，属于五京之一。元朝在设立了辽阳行省进行管理。
2.2. 辽东战略地位
辽东地区自古以来便是要地，在明朝建国后，伴随着对北元残存势力提防的及对边疆控制的需求，其在国家版图中的重要性凸显。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4] (p. 1728)顾祖禹从边防战略的角度强调辽东镇位置，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
蓟镇，为京都左辅。当大宁未彻时，与宣府、辽东，东西应援，诚藩篱重地也。自弃其地以与兀良哈，而宣、辽声援绝，内地之垣篱薄矣。嗣后，朵颜日盛，侵肆有加，乃以蓟州为重镇，建置重臣，增修关堡，东自山海，西近居庸，延邪千里，备云密矣[5] (p. 6045)。
作为京城的门户，辽东对于防御蒙古、女真有重要的意义。为确保拒敌在外，明朝围绕蓟辽两地构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并派遣总兵官分驻，以保卫京畿地区的安宁。辽东镇作为明王朝的重镇，其在军事布防上呈现出交互关联的动态特性。空间布局上，辽东镇与毗邻的大宁、奴儿干都司紧密相连，与蒙古、女真、朝鲜等势力呈交错分布，而在海防架构与行政区划上，辽东则隶属于山东布政使司。因此辽东地区在特殊地缘政治框架下，建立起特殊的政治军事管理制度。
3. 辽东镇的管理体系
3.1. 辽东镇初立
元朝末期，蒙古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由于灾害、战乱、民变等因素，元朝对辽东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辽东地方豪强开始互相争斗，抢夺地盘，导致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但是此时的辽东大部分地区仍被元朝残余势力的统治着。直到洪武四年“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藉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6] (p. 475)。朱元璋派军队接管辽东并设立定辽都卫，刘益担任首任指挥同知。
辽东镇建立后，加强了明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使得边疆更加稳固。此后辽东镇通过驻扎军队、修筑长城和边堡等措施，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地方安全。发挥其“京师左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7] (p. 4)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明朝九边军镇建立时间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现有比较普遍的观点有：第一，军镇建置的标志是设立镇守总兵官。第二种观点认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在边疆地区建立军事机构。第三种观点认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要有武将和文臣[8]。本文采用以设立镇守总兵官而开始成为军镇的说法，因为采用以设立镇守总兵官为军镇建置的标志更加具体和清晰。作为军镇，强调了军事控制的集中，《四镇三关志》中记载“洪武七年，设总兵官，驻扎广宁城，镇守辽东，遂为辽镇云”[9] (p. 190)。
3.2. 辽东都司卫所制度建立
根据《辽东志》记载，明朝于洪武四年设定辽都卫，驻地位于得利赢城。定辽都卫设立后，朱元璋任命马云和叶旺为都指挥使，令其“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筑城池，以镇边疆”[10] (p. 822)。在此基础之下，明军以得利赢城基地，开始修筑城池，扩大明军在辽东南部地区的控制范围。
洪武八年，辽东都指挥使司取代了原先的定辽都卫，并将驻地设于辽阳。可以推断出，明朝在洪武初年时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尚未完全巩固。洪武四年设立的边防机构定辽都卫只覆盖了部分地区，明军仅在南部辽东地区设立了卫所。而到了洪武八年，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控制才逐渐加强，将定辽都卫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并将驻地设于辽阳，标志着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势力逐渐扩大和巩固。按照明代的军事管理体系，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管辖。虽然辽东在初建时设置了辽阳府及其下属县管辖民政，但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这些下属州县被废除，由都司直接管辖卫所。辽东都司驻守于一地，手握重兵，同时负责军事与政务的双重管理，因此成为了辽东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
此时纳哈出势力盘踞在吉林农安至辽河以北一带。明朝以卫城为核心的辽东防线逐渐向纳哈出集团聚集的金山一带推进。在金山之役后，纳哈出投降，明廷陆续增设开原、铁岭、义州、锦州、广宁等卫城。在今吉林白城一带设置兀良哈三卫，后迁至大宁。通过增设卫所，明朝将防线向北延伸。“洪武五年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还京师。……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乃还。上曰：海外之地，悉归版图。”[12] (p. 629)这表明明军已经控制了辽东局面，将其收入明朝版图之中同时，对辽沈之地的收复和平定也使明军在辽东地区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使其站稳了脚跟。为了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在辽阳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并对卫所进行调整。在洪武年间共设置了24个卫所，后于宣德五年曾设了宁远卫，共25个卫所(见图1)。辽东都指挥使司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威和独立性。辽东作为边防重地，有着女真，蒙古和朝鲜三方的军事威胁，因而，辽东从其成立之日起，便有着极强的军事属性。
由于元末的动乱，初期，军队的补给主要依赖山东的海运，将关内的粮草和兵力运往辽东。从洪武后期至永乐年间，明朝在通往卫城等经济和军事重镇的交通要路上，兴建了许多屯堡，驿站、递铺和运所等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御提供了重要支持。驿站提供了明军在辽东地区快速通讯和补给的便利，递铺则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方便军队和官员的出行。同时，运所的设置也有利于辽东地区的粮草运输和物资调度，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和稳定运行。这些设施的兴建使得明朝对辽东地区的防御体系愈发完善，提高了边疆地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Figure 1. Map of the Liaodong Reg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1] (pp. 52-53)
图1. 明代辽东疆域图[11] (pp. 52-53)
3.3. 辽东镇镇守官员体系
整个明朝时期辽东地区都未设立行政省份，而是以辽东都司为核心，辖区内军户按卫所编制，有军政合一的特征。在军政上辽东都司直属五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而民政方面则属山东行省管理，下设户部分司、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等。明朝对辽东地区的管理非常重视，皇帝往往派遣宦官监军，并且还会派遣巡抚都御史赞理军务。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陆续设立了镇守辽东总兵官、镇守辽东太监、辽东巡抚等职务。这三者是明朝前中期管理辽东地区民政军的最高官员。明朝刘元的《广宁新建镇东堂记》中记述有：“广宁于辽东为都会，辽东为卫二十有五，其戎政悉听于监军、总兵、巡抚，而听政之堂曰镇东。”[10] (p. 20345)
3.3.1. 辽东总兵
总兵成为一种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洪武年间。《明会典》记载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和管理，对军事体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其中包括总兵制度的建立。洪武年间在各地的要镇主要是塞王守边，到了建文年间，朱允炆为了削藩，令辽王回京，并且任命刘贞为辽东第一位总兵，辽东建立起总兵制度。靖难之役后，朱棣曾把辽东的总兵制度撤销过一段时间，但后因蒙古军事的军事压力，再次在辽东设立总兵制度，“戊子，命中军右都督刘江仍镇守辽东，节制辽东都司官军，遇有声息，相机调遣”[10] (p. 728)。洪熙年间，明朝在辽东设立的总兵系列官员，只有总兵和参将两个职位，到了成化初年加设副总兵一职。总指挥官作为一镇军事上的最高将领，除了镇守边疆、统辖都指挥使司及其下辖卫所的兵马，整顿军务，还有加强防御工事，包括修筑堡垒与瞭望台等职能。
3.3.2. 辽东巡抚和辽东镇守太监
明朝的统治者为了限制总兵的权力，防止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因此逐渐在地方派遣巡抚、都御使和设立镇守太监。明初，每年都会派遣监察御史巡视地方，特别是在遇到大难或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会派遣廷臣出使，他们被称为巡抚都御史，简称巡抚。正统初，为了有效管理辽东地区的军务，设立了辽东巡抚。“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驻山海关，后又驻宁远。”[13] (p. 2952)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巡抚本是中央为了监察地方而派出的监察官，其最重要职权是地方监察权。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其往往成为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
明朝在辽东设置镇守太监最早开始于永乐年间，镇守太监在广宁有专门太监府，与总兵官一同镇守辽东地方，处理军事。镇守太监当着监军的身份，是皇帝的代表，这使得镇守太监往往凌驾于总兵之上。因此，辽东地区的决策往往出自镇守太监或者巡抚之手。优点在于可以使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军事势力，维护中央的权威。
4. 辽东镇建立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4.1. 对少数民族关系的影响
辽东地区前期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离不开成熟的管理体制以及马云、叶旺等杰出将官的卓越才能。在当时，还面临着如何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以及如何治理部族聚居区域等问题。朱元璋通过设置卫所、推动移民屯田等方式向辽东西北部继续拓展。永乐时期，朱棣采用招抚女真人来控制东北：“尔等若能敬训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授以名分赏赐，俾尔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14] (p. 1734)通过设立羁縻卫所，因地制宜，在开原卫、定辽卫等地修建城池，设立州治，为内附的女真等族提供安居之地，并给少数民族首领指挥同知、千户等头衔，以确保地方军事和行政的稳定，永乐年间就设置了约一百多处羁縻卫所。
此外，明朝政府在北部地区设立努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是明代特殊的羁縻管理机构，它并非传统上全面掌管地方军事与政治事务的都司。相较于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在管理职能与组织架构上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它隶属于明朝的职方清吏司，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其管理模式近似于现代的自治区。另外其主要作用是为明朝在东北部边疆各民族实施招抚政策的行政机构，奴儿干都司的建立旨在缓和民族矛盾，安抚边疆外部族群，而非直接介入下属卫所的具体管理[15]。努儿干都司内的官员大多都允许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世袭罔替。政府通过封对羁縻地区赏赐、互市等方式使他们服从中央。在永乐十年，就设置了大量从辽东至奴儿干的水陆驿站，以促进两地间的交通往来。此后奴儿干都司的少数民族不断派人向明王朝进贡，这一系列活动间接带动了奴儿干等地土著首领的相继归顺。为增强联系并辅助安抚工作，明代在辽东专门制造适用于江上航行的船只，派遣专人运输用于招抚的物资及赏赐物品。蒙古、女真等部族通过提供本地的渔猎产品，与辽东地区进行物资交换，获取耕牛、农具、食盐、布匹等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互利贸易。这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
4.2. 对辽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
明初辽东保受战乱，民不聊生，农田荒废，人口大量减少，军队也面临粮饷短缺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辽东地区首要任务是确保地方的稳定，恢复经济发展，为此积极吸收少民以及移民“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而高丽、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处”[10] (p. 8991)。并开始建立卫所，调动军队进行屯田。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的引入使得辽东地区的人口聚集在屯堡周围，以便在需要时进行警戒和抵御敌人，平时从事农耕活动。屯田制度一度推动了辽东地区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军屯模式保障了军镇的粮食供应，人口的增加与土地的开垦也增强了辽东屯堡的防御能力。卫所的建立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军事设施的完善，卫所、驿站等，大量人员和资源涌入辽东地区，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繁荣。屯田制度的实施也提高了农田的开垦率，增加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强了地区的经济自给能力。“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貨賄羡斥，每岁终至京师，物价为之减半。”[7] (p. 268)明朝政府曾在辽东设立治所，但较长时间内是羁縻统治，辽东地区以少数民族居民，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明初，明朝政府对自愿归附的蒙古、高丽、女真等居民予以物资，并根据地域将他们编入卫所，分配田地供其屯田耕种。土著居民多数保留了各自的传统习俗。辽东卫所内各个民族共同居住，彼此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辽文化。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习俗，但在同一地区下，最终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在辽东多元文化共同体中，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辽东镇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为文化的创新和涌现提供了土壤。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节点，辽东地区在明代文化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地区文化的丰富多彩作出了贡献。
5. 总结
辽东镇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坐标，成为明王朝至关重要的边疆地带，政府对其的管理也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纵深，成为多地域间动态交互的关键区域。在明代初期，辽东都司作为该地区唯一的行政机构，历经洪武初期的军事紧张局势后，逐步健全了其都司卫所体系以及官员体系，成为东北地区最高军事机构，其内部的军事防御体系逐渐转变为纯粹的防御职能。出于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他原因的考量，明王朝把原本专注于军事职能的都司卫所，转变为兼具军事与民政管理职能的单位。辽东镇内军事聚落扮演着民族交融的桥梁与纽带角色，有效调和了边疆内外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文化共同体，对辽东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