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广泛使用为全球经济的腾飞注入强劲动力，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愈发凸显。世界各国开始积极寻求经济发展的绿色途径，绿色技术创新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与早已步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市场为导向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随着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迄今为止，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已进行广泛且深入地探讨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国内绿色技术创新领域文献的基本情况，其次基于对近年来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综合梳理，深入探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和相关实证研究，系统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效果，同时提出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通过中国知网内置高级检索功能设定检索条件进行文献检索。具体检索条件设定如下：主题设定为“绿色技术创新”，文献期刊类别设定为“核心期刊或者CSSCI”，文献时间范围设定为1994年1月至2024年7月，共获得1707条中文文献检索结果。经过人工删除检索结果中与议题无关或重复的文献、访谈、会议以及新闻报道等，最终确定1661篇符合要求的中文文献，文献更新时间截止至2024年7月25日。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用于可视化和分析科学文献的软件，主要用于对特定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呈现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结构和发展趋势。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利用CiteSpace软件(6.3. R1)绘制知识图谱从而可视化呈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文献分布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现状分析
3.1.1. 发文数量分析
通过整理年度发文数量(见图1)发现，国内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发文量整体而言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1994年至2015年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和初步发展阶段，年度发文量始终保持在50篇以下，而2016年以后大幅增长，发文数量从2016年的45篇增加到2023年的372篇。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the field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1994 to 2024 (as of July 25, 2024)
图1. 1994~2024年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发文数量(截至2024年7月25日)
3.1.2. 作者分析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p in the field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2. 绿色技术创新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网络密度值为0.0007，表明该领域内学者间合作紧密程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发文量排名前六的高产作者分别是汪明月、李颖明、张伟、陈劲、毕克新和王子彤，其中汪明月、李颖明和王子彤合作关系稳定，研究成果丰硕，三人同属于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其余学者合作研究也以2~3人为主，关联较为分散。
3.1.3. 机构分析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得到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3所示，网络密度值为0.0011，表明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多数研究成果为机构内单独完成，为数不多的机构合作研究群体也以地区合作为主。发文总量排名前六的机构分别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南大学商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其中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文量高达39篇，远多于其他机构，研究成果突出且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时间较早。此外，大多数研究机构为经济管理学院或商学院，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被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所关注。
Figure 3. Distribution knowledg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3. 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3.2.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3.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最大的圆圈对应的关键词“绿色技术创新”出现频次最多，高达750次，其余出现频次在50次以上的关键词按频次高低依次为：“环境规制”(215次)、“技术创新”(206次)、“绿色技术”(84次)、“绿色发展”(82次)、“数字经济”(70次)、“绿色金融”(70次)和“绿色创新”(55次)。由此可见，迄今为止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动因、影响因素、激励机制和效率度量。
Figure 4.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i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eld
图4. 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3.2.2. 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ure 5. Emergent knowledg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5. 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为验证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热点的识别结果，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得到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2003年至2011年研究关注以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2012年至2021年研究着重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和影响因素，2022年至今研究集中于媒体关注和数字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
3.2.3.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本文基于LLR算法对绿色技术创新关键词进行聚类，得出聚类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分别为0.6747和0.8666，均高于常规判定标准，表面得到的聚类标签能够科学准确地反映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关键词的聚类情况。主要聚类标签有：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发展、融资约束、碳中和、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溢出效应等。在关键词聚类基础上生成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如图6所示，直观反映了1994年~2024年绿色技术创新关键词的演化路径，结合文献发布的时间序列分析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期(1994年~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基础理论和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延伸拓展，出现“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两个关键词表明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如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阶段初步发展期(2010年~2015年)，学者们着重研究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第三阶段繁荣期(2016年至今)，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样本数据逐渐增加，作用效果日趋显著，年度发文量快速增长，研究更多关注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创新效率的度量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提出，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不断丰富，未来将会形成更加完善的体系。
Figure 6. Timeline of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6. 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4. 概念界定与度量
4.1. 绿色技术的界定
绿色技术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社会生态运动，又被称为环境友好技术或生态技术。其正式概念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1994年，当时Braun & Wield在所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绿色技术的概念，将绿色技术描述为一系列能够减少环境污染或降低资源消耗的技术、产品和工艺的统称[1]。目前，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对于绿色技术概念的界定虽然尚未完全达成一致但大同小异。何隽(2010)认为绿色技术旨在通过应用环境科学来保护自然生态和资源，以消除人类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其目标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回收、固体废物管理、可再生能源、水净化、节能减排技术、污水处理、环境治理等多个方面[2]。2019年4月15日，我国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将绿色技术明确定义为能够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涵盖产品从设计生产到消费和回收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尽管各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对绿色技术的界定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可以将绿色技术概括为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耗、改善环境的技术。
4.2. 绿色技术创新的界定与度量
4.2.1. 绿色技术创新的界定
关于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国外学术界相较于国内而言起步更早。Fussler & James (1996)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在技术或产品等方面进行的能有效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的创新[3]。Bernauer T et al. (2007)将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进一步拓展，提出绿色技术创新是对所有有益于生态的创新技术的总称[4]。国内学者也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展开了诸多研究并提出各自的见解。焦长勇(2001)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的绿色技术从创新思想形成到用于产品生产并最终将产品推向市场的全过程[5]。杨华峰(2005)则提出绿色技术创新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统称，具体可以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6]。基于对上述学者所界定的绿色技术创新概念的整理，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的创新思想从形成到被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4.2.2. 绿色技术创新的度量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常用度量指标依据视角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投入视角，用研究与开发费用(R＆D)来度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第二类是基于产出视角，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或者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比值来度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由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通常列示于管理费用科目中对外披露，并且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更能直观体现出绿色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和产出效率，因此现有研究广泛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度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反映了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才实际代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李炳军等，2023) [7]。除上述两类常用指标外，部分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采取不同的指标度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例如研究与开发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研发投入与三废排放量的比值。
5.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
5.1.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动因分析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认为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受到制度环境的限制和影响，而制度环境又受到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North (1990)将制度宽泛地定义为由社会产生的塑造人类行为的规则，认为制度对企业经营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可以划分为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等和非正式制度如约定俗成的道德伦理标准等[8]。Fiss & Zajac (2004)指出为了符合制度要求和满足社会公众的期待，企业会优先考虑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而非仅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决策标准[9]。Jennings & Zandbergen (1995)率先将制度理论用于解释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行为[10]。随后众多学者展开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制度理论也成为分析企业绿色行为动因的主导理论。其中大多数是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出发，主要围绕“波特假说”展开。“波特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进行创新，创新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企业因保护环境而增加的额外成本。然而过于严苛的环境规制可能起到反效果，导致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末端环境污染的治理中去，进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甚至有些企业会选择迁移到环境规制更弱的地区以规避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环境规制可以划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而前者又可以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三类。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国家制定的强制性环保法律法规等，这类环境规制通常迫使企业必须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节能减排，否则企业将面临停业整顿甚至强制倒闭的风险。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了通过调节企业利润以约束企业环境管理的行为而利用市场机制设计的排污税费、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避免巨额的环境违规成本或获取尽可能多的税收优惠，同时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也能部分弥补绿色技术创新成本进而增强企业的创新意愿。自愿型环境规制是指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旨在保护环境的承诺、协议或计划，部分企业为了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会主动响应，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5.2.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动因分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源于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反思，1963年美国斯坦福研究院将利益相关者明确定义为“如果没有获得其支持，企业将无法生存的组织或群体”。后续学术界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和分类展开了多角度研究，其中以Freeman的观点最为典型，经传播后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Freeman (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一个组织达成其目标，或者因组织达成其目标过程而受到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11]。利益相关者理论强烈地质疑“公司由持有该公司普通股的个人和机构所有”的传统核心观点，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企业在追求股东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还应当全面考量并平衡其他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致力于创造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价值的成果。因此，企业不能一味强调自身的财务业绩，还应当关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5.3. 以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的动因分析
Penrose (1959)较早提出资源基础视角，将企业视为资源的集合体，认为企业的成长既受制于内部资源又被外部机会所约束，尤其强调企业在某个时点上扩张的方向和程度会受到内部资源的性质与可得性的桎梏[12]。Wernerfelt (1984)正式提出了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他认为企业拥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其中不可模仿的特殊资源是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竞争的关键所在[13]。然而Hart & Dowell (2011)认为RBV忽略了企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可能制约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14]。自然资源基础理论(Nature Resource Based View, NRBV)在RBV的基础上拓展了企业所处的情境，加入了自然环境约束，强调未来企业的竞争优势所在是进行环境可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该理论的核心在于企业如何利用自身能力与资源来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因此，为了持续地创造竞争优势，企业会选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6.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因的实证研究
6.1. 环境规制
基于制度理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因实证研究中，大多数是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出发论证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有所差异。李怡娜和叶飞(2011)对148家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强制性的环境法律法规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而激励性的市场经济手段和优惠政策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影响则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激励性经济手段和政策有待完善并且尚未真正落实到位[15]。然而随着国家地区和非政府组织对绿色技术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也日趋凸显。刘冰等(2022)通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和三重差分方法分析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中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正向的激励作用，并且企业选择进行绿色创新这一行为不仅仅是对技术的升级迭代，同时也是变相地对严苛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规避[16]。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相比，当前学术界对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探讨和研究相对较少。储勇等(2022)研究发现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实用外观专利创新水平，然而却对绿色发明专利具有抑制作用[17]。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强度差异、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和产权性质差异。首先是强度差异，较低强度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挤占技术研发投入、阻碍绿色技术创新，而适度的环境规制则会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郑兵云等(2024)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证实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确存在“U形”关系，具体表现为：当环境规制的强度尚未达到创新补偿的临界点时，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但一旦环境规制强度达到并超过这一临界点，即进入最优区间后，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将呈现正相关关系[18]。其次是区域差异，以我国为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较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政府重视环境保护政策落地，企业更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中部地区处于二者之间，存在逐底竞争东部地区产业承接权的可能。再次是行业差异，企业所处行业不同，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受环境规制的影响会有明显区别。王锋正和姜涛(2015)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对我国资源型行业下开采洗选业和初级加工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通过增加治污成本和挤占创新投入抑制开采洗选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但对初级加工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9]。最后是产权性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展现出了相对更强的意愿和动力。一方面是因为绿色技术创新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具有更强的公共价值属性，导致企业难以基于内在的盈利动机积极地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政治关联，使其比非国有企业承担更重的节能减排环保任务，但同时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更小的市场生存竞争压力带来的更强的抗风险能力。然而，非国有企业往往有较高的创新效率，并且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加自主和迅速地选择绿色创新活动以培养竞争优势，国有企业则由于产权属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委托代理和预算约束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滞后于市场。
6.2. 利益相关者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因实证研究以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为出发点展开。根据所拥有资源的不同，利益相关者通常可以分为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第一类所有权利益相关者是指持有公司股票的一类人，如股东和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的经理人。从经理人角度而言，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认可与信赖，从而与之建立良性关系推动企业业务的发展，经理人为了借此提升企业绩效以维持自身的地位和获取丰厚的薪酬就会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第二类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是指与公司有经济往来的相关群体，如员工、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等。从消费者角度而言，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人们的环保意识日趋增强，消费者更加青睐于环境友好型产品，企业为把握住绿色消费需求的增加所带来的新的市场机遇，就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还能树立企业绿色形象并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从供应商角度而言，环保意识越强的供应商越会通过供应链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战略规划，强烈的环保意识甚至会促使供应商终止与重污染企业的合作关系，进而使得那些致力于绿色经营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供应商的信赖和合作机会。从竞争对手角度而言，如果竞争者通过提供环境友好型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优势，那么企业会效仿竞争对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推出同类型产品或降低成本以改变自身的劣势地位。第三类社会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在社会利益上有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机关、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媒体可以通过发布企业环境信息引导社会公众对企业污染问题的关注，进而通过舆论效应向污染企业施压，企业意识到其环境污染的行为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力的丧失和股价的暴跌，就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来树立积极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形象。然而刘亦文等(2023)指出，媒体关注所引发的舆论压力可能会诱导重污染企业采取表面性的“漂绿”行为，而非对减少环境污染有实质影响的绿色技术创新[20]。
6.3. 资源基础
当拥有足够的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力与资源时，企业会倾向于采取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以构建持续竞争的基础(Leonidou et al., 2017) [21]。对企业而言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资源整合过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支撑。企业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具体包括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等。从有形资源来说，绿色技术创新不能一蹴而就，整个过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此时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和承担的融资成本则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企业规模反映为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大企业凭借这两方面优势可以更好地展示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无形资源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信息有效共享和交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高质量人力资本附带高质量知识资本，这类知识的高频率交流会产生直接的知识外溢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进而推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7. 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7.1. 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路径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分析。首先，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通过债权融资方式获得资金会短期削弱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而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但企业因此而获得政府补助和享受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其次，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更加吸引媒体关注，媒体环保监督能纠正企业的违规行为而获得长期品牌效应，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再次，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获得的利润。此外，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开发出环境友好型绿色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的同时增加新顾客，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形成技术壁垒，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最后，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树立绿色企业形象，一方面吸引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和绿色基金投资，从而减少融资成本和增加企业价值；另一方面能得到消费者认可，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对企业经济绩效都会产生正面影响。而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和ESG绩效的影响路径则相对简单，绿色技术创新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废弃物排放改善环境绩效，也能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
7.2. 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目前关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已经相对丰富，其中绝大多数研究是从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两个角度展开，关于ESG绩效的研究相对较少。
7.2.1. 经济绩效
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无定论，通常用ROE来衡量企业经济绩效。大多数学者认为绿色技术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夏文蕾等(2020)基于对重污染企业的实证研究，认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显著提升，但这种提升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具有滞后性，即绿色技术创新仅对长期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媒体环保监督能有效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22]。范宝学和王文姣(2019)的研究同样表明，煤炭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23]。然而，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观点，指出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呈负相关。杨静等(2015)基于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公开绿色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阶段中国企业采取绿色创新战略反而会对企业价值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24]。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部分学者认为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或不确定关系。Soltmann C等(2015)的研究就指出，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并且小规模企业难以到达经济绩效改善的转折点[25]。此外，陈雨柯采用Hamamoto的两阶段法进行研究后发现，环保研发投入对企业的经济绩效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6]。
7.2.2. 环境绩效
绝大多数学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这一观点持赞成态度，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来证明。企业环境绩效的衡量一般依赖于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回收比以及环境资本支出等指标。李婉红和李娜(2023)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指出智能化转型能正向调节该影响作用[27]。基于2011~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罗恩益(2020)经研究同样发现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有效提升环境绩效，并且财税激励能够显著强化这一效果[28]。汪明月等(2021)以实地调研的642家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得出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其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结论，同时认为企业环境绩效正向推动其经济绩效，并且单位环境绩效所能产生的经济绩效会随着环境绩效的改善而增加[29]。
7.2.3. ESG绩效
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相比，较少学者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郑元桢等(2023)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其ESG绩效的提升，并且这一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对ESG绩效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30]。更多学者则关注企业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薛龙等(2023)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加强内部监督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实现，并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31]。李井林等(2024)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年~2019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样得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结论[32]。
8. 结论与展望
8.1. 研究结论
综合对内外部多因素的考量，企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减轻环境污染。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需要企业持之以恒地投入。本文首先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文献数量从2016年起大幅增长，“环境规制”和“数字金融”等是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其次基于对近年来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综合梳理，以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并详细阐述与此相关的实证研究，系统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同时归纳关于此影响的不同学术观点。
8.2. 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外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已相对丰富，但还存在局限，本文认为还有以下一些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 深化作用机理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试图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如何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但是“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研究仍然缺乏，此外相关调节变量的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入，这将有助于完善现有的绿色技术创新理论体系。
2) 深化影响关系研究。实证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到特定条件的影响而存在转折点，但现有文献缺乏将正向绩效和负向绩效纳入统一框架的综合性研究。对如何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由负向转向正向这一关键科学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