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肺结核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其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它在各个时代都有影响，或处于潜伏状态，或处于长期活跃状态，但在工业化、移民、饥荒、贫困和人口密度增加的地区和时段更为活跃和明显。在18世纪和19世纪，肺结核成为流行病，1870年左右在英国达到高峰([1]: p. 118)。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欧洲和北美70%至90%的人口感染了结核病，结核病患者中有80%以上死亡。在欧洲，结核病的年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的800至1000人([2]: p. 4)。19世纪，霍乱等疾病也肆虐欧洲，但肺结核却在文化上更加流行，众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患有肺结核，如雪莱、济慈、拜伦、肖邦、席勒等人。并且在文学戏剧作品中，经常出现主人公是肺结核患者并且因此失去生命的情况，比如《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女主角咪咪等。肺结核被艺术家浪漫化，与该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与19世纪的社会思潮、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文学层面入手，分析肺结核在西方与中国文学中带有的意味。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视角入手，由浅及深，结合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社会思潮，分析探讨肺结核在19世纪被浪漫主义化的原因。

2. 病症特征与浪漫主义的独特审美

从表象特征来看，肺结核的病症特征与浪漫主义的独特审美存在一致性。

一方面，肺结核的症状表现为面色苍白，身体逐渐消瘦，剧烈的咳嗽和发烧会带来脸上的红晕。肺结核不同于霍乱等即便，不会造成形体上的严重损伤，患病者可以保持基本的“体面”。因此相对来说，肺结核更容易让人们在心理上被接受。肺结核患者会因身体无力而使得讲话和行动相对迟缓，这样一种近乎柔弱的状态被赋予了忧伤、浪漫、优雅、高贵的意味，显得温文尔雅。这正契合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者对美的追求。浪漫主义者逃离了启蒙时代，沉寂在自己的感官与情感中，一双明眸，脸颊的红晕，白皙的皮肤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时尚宣言，被引领潮流的浪漫主义者中模仿。例如法国作家小仲马在《茶花女》中描绘玛格丽特外貌时，有意将肺结核的症状与“美丽”相联系，比如因低烧而呈现出的“玫瑰色的脸颊”，因疾病的消耗而“颀长苗条”的形体等([3]: p. 7)。白皙的皮肤、红润的脸颊和嘴唇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的时尚，白皙的皮肤、温文尔雅的言行是高贵身份的特征之一，而因风吹雨打而变得粗糙的棕色皮肤被认为是粗鄙的下层阶级的标志，因此健康的人有时也会假装患有一种肺结核带来的疲累([4]: p. 86)。这种病态的审美根源于19世纪贵族的衰落，经过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贵族与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争夺皆以失败而告终时，贵族阶级转而在文化上寻找自己的优越性。“文化修养”成为了贵族阶级在美学理想和身份优越感的寄托，以区别于资产阶级“低俗的”物质性优势。纤瘦的身体不同于那些资产阶级中肥胖粗俗的饕餮之徒。结核病带有的柔弱忧郁的气质，成为了贵族的身份特征。这种将肺结核症状与贵族气质、美学理想相结合的病态审美，使得肺结核患者的形象逐渐脱离了单纯病理学的范畴，成为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学符号。

另一方面，肺结核的又一症状表现为持续性发烧，被浪漫主义者视为身体内部激情的发泄和燃烧。在他们眼中，患病者受到缠绵而又磨人的热情折磨，因此结核病常常被想象成爱情病的变体([5]: p. 20)，结核病的症状尤其使女性具有更加“美丽”的体态以及诱惑力，成为浪漫主义者描绘感官享受和张扬情欲的方式，并为放浪形骸，反叛理性和世俗的行为开脱责任。因此患有肺结核的交际花形象在作品中时常出现。浪漫派崇尚穷尽灵魂，凸显人的热情、欲望、痛苦、绝望，“他们在爱情中探寻解放，在所爱的女人中探寻神性”([6]: p. 37)。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是贤淑，贞洁的伟大形象，而是一个个敏感和怀春的创造物，是为了爱情而受苦受难的生命，因肺结核而死茶花女正是这样的形象。通过将这些角色塑造成不畏世俗眼光、勇敢追求真爱直至生命终点的形象，浪漫主义者鼓励人们正视并拥抱内心的激情与欲望，即便这些追求最终可能导向悲剧。这种对个体情感价值的强调，与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作家的笔下，爱情在死亡中毁灭，美丽的陨落和生命的消逝，使美和爱情具有了永恒和灵性的特点，这也是浪漫派对于人的情感和欲望讴歌和表达。

3. 治疗过程与浪漫主义的自我放逐

肺结核的治疗过程与浪漫主义者自我放逐的心态存在内在吻合。肺结核是一种慢性疾病，“consumption”是肺结核的对应名词之一，意为“消耗”。它不同于鼠疫和霍乱，不会导致快速的死亡和明显的恐怖症状。但是在19世纪的医疗条件下，并无有效治疗方法，它几乎是一种绝症，意味着接受死亡的审判。由于结核病的病变器官在肺部，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到地处偏远、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疗养院进行长期治疗。这一漫长的疗养过程被视为逃离城市与现实、回归自然、探寻生命价值与死亡意义的旅程，正是浪漫主义者向往的反叛现实，进行自我放逐、表达自我精神世界的过程。

回看欧洲浪漫主义的诞生，也正是出于对现实的反叛和对自然的回归。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教会与上帝的崇高形象大打折扣，欧洲人心中崇高的宗教感情受到打击，处于信仰上的失落状态。而后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建立起了新的理性信仰，构想起一个不断进步、摧毁偏见、迷信、无知，向着自由、平等、博爱发展的理性世界，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的自相残杀造成恐怖残酷的现实，使启蒙思想家做出的理性推断与现实出现了巨大的对比和反差，起源于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思潮即作为对理性主义的抵制和反对，在欧洲其他地区流行起来。浪漫派反叛理性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将世界现实切割成了数学一般对称的碎片，但现实作为鲜活的整体，需要以非数学的方式去欣赏，过分的理性主义使人类情感受到了阻碍，人类的活力被严整的科学秩序所局限，苍白简单的公式无法描述和替代人们创造的热情以及整个丰富的感官世界。失去传统宗教信仰与现实理性信仰的浪漫主义者陷入一种无信仰的迷茫状态，转而探寻自然、自我意识、内在精神、主观理想、情感欲望。他们强调精神生活，试图为遭受社会苦难和政治欺凌的人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因此浪漫主义者有一种无法忍受现实世界，被驱逐流放之感，于是逃向自我，沉溺自我，退向精神深处和心灵城堡，建立起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

而肺结核的治疗过程为浪漫主义者逃离现实、探寻自我、回归自然提供了一种契机。长时间的静养与隔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远离尘嚣、深入内心的契机。在风景优美、安静偏僻的疗养院中，肺结核患者不会立刻面对死亡，而要经过比较漫长的治疗过程，更加清晰直观地体会到生命的“消耗”和流逝。面对死亡的漫长过程容易引发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在疗养疾病的同时，也是身体与心灵的对话和对抗。身体史中关于身体症状的描述隐藏着复杂的情绪，包括怀疑、绝望、愤怒、无能为力、无限的忍耐等[7]。在医学条件落后的时代，医生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痛发作时的身体的反应和感受，导致了各种心理状态，患者深入探寻自己的灵魂和天性，感受人的内在无限精神的悸动，探寻生命的意义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世界，不再追求理性与科学的完美解释，而是更加珍视那些无法被量化或逻辑化的情感体验。因此，在情感丰盈，内心敏感的作家笔下，肺结核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学性。狄更斯曾将肺结核描述为“死亡与生命如此奇特的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泽，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和恐怖”([5]: p. 19)。

4. 病痛折磨与浪漫主义的自我探寻

肺结核患者所遭遇的病痛，被浪漫主义者比喻为自我在探寻新信仰时所遭受的折磨，这是19世纪肺结核被欧洲社会浪漫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以赛亚·柏林将浪漫主义定义为：“浪漫主义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the Maladie du siècle)……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8]: p. 23)世纪病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形象，风行于19世纪。世纪病与肺结核带有的文化意味十分相似，都深刻地反应了浪漫主义思想。“作为疾病的浪漫主义、‘世纪病’，即不拥有过去的传统信仰，也不拥有现在的理性信仰，伴随着相应的实践与道德表现，恰恰证明缺乏信仰，受到渴望塑造一种信仰的折磨……([6]: p. 36)”在19世纪人们的眼中，患有这样的疾病，受到这样的折磨的人，仿佛具有更加丰富和高贵的思想。因此，文学家喜欢在作品中塑造患有结核病的人物形象，借此体现其内心世界的思考与挣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主观理想、情感欲望等。患者遭受的病痛的折磨，恰好可比拟为浪漫主义者在思考与重塑新的自我信仰中所遭受的痛苦，表达内心的探寻与挣扎，在病痛的反复发作中，或在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反复打击中毁灭自己，创造自己，实现自己。狄更斯对肺结核的描述，实际上揭示了肺结核作为一种疾病的独特魅力——它既是生命的终结者，又是灵魂的试炼场。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患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那些平时被日常琐碎所掩盖的深刻问题。这种思考往往能激发出人性中最真挚纯粹的情感，使得肺结核患者形象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深度。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和艺术家不但在作品中表现这病态美，同时希望自己具有一副肺结核病人的面容和形体，甚至希望自己死于这种不治之症。拜伦曾说：“我宁愿自己死于痨病……因为女士们全都会说‘看看可怜的拜伦吧，他弥留之际显得多有趣啊！’”([5]: p. 30)

雪莱、济慈、拜伦、肖邦等文学艺术巨匠都曾患有结核病，艺术家忧郁的性格、复杂的内心思想和压抑的精神状态使得他们更容易染病，更使结核病披上了一层高雅文化与玄妙思想的外衣，济慈似乎体现了长久以来的结核病和天才之间的联系，雪莱曾经在书信中安慰济慈：“肺病是一种偏爱像你这样的诗人的病”([9]: p. 131)。他自己将这解释为“人类苦难与最高形式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必要平衡”，他反问道：“难道人们不明白一个充满痛苦和烦恼的世界，对培养智慧和灵魂是多么必要吗？”([4]: p. 78)那些封闭自我而醉心于书本和内心精神的人，神经和精神容易变得过度紧张或压抑，因此耗尽了一生所储存的能量，最后精疲力尽。肺结核便成为比喻这一过程、渲染美化这一结局的要素。疾病成为了一种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人格的自我表达和发泄。浪漫主义者沉浸在自我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思想的迸发与挣扎中寻找自我，鄙夷并且隔绝外界，因此产生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骄傲的孤寂感。肺结核被赋予了思想和修养的意味，代表了高尚充沛的情感，更加敏感的意识和复杂的心理，健康反而变得平庸，甚至粗俗。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结核病来表达某种渴望和追求，寻求一种身份的优越感，以区别于那些平庸的无思想的普通人。这种将结核病与天才、高雅文化紧密相连的观念，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认知与艺术创作。它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即认为疾病，尤其是结核病，是艺术家精神深度与创造力的象征，是通往更高层次精神世界的必经之路。

5. 结论

西方身体史理论认为身体不仅仅是生理的身体，也是文化的身体，是被构建的身体。因此，对于某一种疾病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化和社会的思潮。肺结核在文化上的流行既是这一状况的典型代表，它的病症特征、治疗过程以及因此带来的病痛折磨符合了人们的审美想象和精神需求，因此与浪漫主义结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隐喻。浪漫派曾主张要回到日耳曼先祖的状态，做一个“高贵的野蛮人”，但并不意味着要成为某个未开化国度中不谙世事土著，过原始的生活。它仅仅代表一种态度，是对18世纪繁琐的规则与秩序的反叛，需要通过走向过去、走向内心、走出外部世界来逃离，也代表了浪漫主义者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不满，以及内心追求的精神态度。他们并不是真正期待生命的死亡，而是表达对信仰的探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肺结核作为浪漫主义的缩影，代表了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和敏感而丰富的思想，是19世纪它在文化上风靡欧洲的真正原因。

当结核的真正病因——结核杆菌被发现，以及20世纪相关疫苗问世，链霉素作为治疗方法出现后，结核病被现代医学所驯服，它便再没有可以被想象和隐喻的空间，不再是贵族和艺术家的疾病，也没有什么可怕与可爱之处了。历史赋予和构建了肺结核文化意义，将疾病和痛苦幻化成为了审美和愉悦，表现出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和价值的“倒错性”。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待疾病重归理性，以科学来解释疾病，病态的审美逐渐失去了市场。但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探索能力是有限的，每一场大瘟疫也总与文明相连。疾病作用于人，以及由人组成的整个社会，而人是具有自我意识和感情的个体，必然会对疾病做出生理以外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无论是面对未知疾病与死亡威胁时产生的恐惧，还是对疾病做出的反应和人文解读，都是群体状态和时代的写照。中世纪的人们面对黑死病时，将瘟疫的发生解释为人类的罪恶引起神的愤怒；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将结核病变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疾病的传播更为迅速，影响也更加深远，并与每个国家和个人息息相关。不同群体和政党对待疾病的态度，是其价值取向的反应，甚至带有了政治意味。疾病总是灵活多变，与人共生同行，受到重重渲染，在人与疾病的博弈史中，也包含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搏斗，在医疗、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都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演化，对疾病的了解，即对人类自身的了解和认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