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许多创作者为响应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命题所体现的不同艺术特色和审美旨趣，往往会在作品中对一些特殊人物形象进行再塑造。随着文艺创作整体的起势，释家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逐渐走向繁荣。中国文艺美学和释家文化存在多层关联，释家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研究价值，释家人物的塑造也是这一命题的重要分支。在中国文艺美学中，由于对特殊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书写有限，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外，对如何在美学表征上运用释家人物形象的研究不足，而对释家人物形象的总体性考察对中国文艺学的意义创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不应忽略的宝贵遗产。
作家汪曾祺受在家乡寺庙中所见所闻以及家庭生活等经历影响，几种因素共同决定了他对释家文化的高度认可，因此释家人物形象也在汪曾祺作品中孕育而生，且形成了较鲜明的风格。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中的故事围绕着乡间寺庙展开，叙写特色表现为汪曾祺对僧人在寺庙中的日常描写，他所描绘的释家人物形象与严格意义上的释家人物形象有所不同，他们不受戒律清规的约束，日常生活也与正常生活无异，这样的形象增添了作品的艺术色彩、对作品主题的表达起到了推动作用。
2. 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文艺作品中的运用
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文艺作品中的运用方式繁复，通过不同的运用手法所彰显的作用各异，在宏观上，主要体现为突出主题、丰富创作风格和推动释家文化的传播三方面的作用。
2.1. 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文艺作品中用以突出主题
释家文化作为我国一种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内涵和价值，它的传播与在文学作品中的创新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且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人文环境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推动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积极地接纳释家文化并在其中创新，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核心内容之一，释家文学主要关涉到人生意义，这是人之为人的自觉，也是各大文化体系的母题与成就所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此方面独具特色。释家文化是人类解答意义困惑的文化创构，文学创造则为人类提供审美栖居的意义生活[2]。中国现当代的文艺创作一直以来都与释家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关联，文艺作品中的释家人物形象常用来突出主题。
中国文艺作品中不乏通过运用人物形象等释家文化因素来体现其释家思想和教义教规。鲁迅幼年时期曾在长庆寺龙祖和尚处做徒弟，初步接触了世俗化的释家。因此其许多作品就包含着传统的释家文化，他在《破恶声论》中就有提到了其对释家文化的认识，他认为释家文化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充足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他在《阿Q正传》中就叙述了关于释家命运和轮回的设定，用以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封建、腐朽，穷苦人民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也无法逃脱残酷的命运。《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也向上天祈求力量，丰满了“狂人”这一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批判。陈忠实的《白鹿原》展现了白鹿两个大家族在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再现了许多的礼俗，其中对丧葬的描写体现出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转世再生”等观念，无疑受到了释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茅盾的《子夜》也以释家为背景，描写了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社会的真实图景，深刻刻画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和前途，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释家文化通过对丰富文艺作品的表达和主题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表现出二者多层次的关联，对于如今的文艺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2.2. 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文艺作品中用以丰富创作风格
释家文化的影响可以在文艺的创作风格中得到体现，作者在塑造释家人物形象时通常会运用一些相关的理念，突出作品的释家文化背景。释家所倡导的如“空灵宁静”、“超脱尘世”等理念，经常会给一些创作者启发，这些启发自然而然体现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其通过细腻的文字描写和精妙的形式构思，塑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钱钟书的《围城》，主人公方鸿渐曾在寺庙里寻找心灵的安宁，这一情节就加入许多释家元素，对于表现他性格中的最大特点，即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和精神危机而缺乏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不由自主地流露怯懦情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作品被赋予了更加独特的风格。又如余华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受到社会的各种冲击，在绝望的氛围中逐渐学会如何“活着”。作者引用了释家的“缘起法”概念，释家概念的运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出福贵在生死面前感悟到的人生真谛，也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的智慧，即接受生活的苦难、忍受荒诞的事实，也透露人们面对绝望时的无奈与软弱。
2.3. 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文艺作品中用以推动释家文化的传播
中国的文艺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释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释家文化在中国文艺创作中也起到了启示作用。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言中就表明他对于释家之书多有采撷，对于释家与诗的关系多有论述。作家们通过小说、随笔等多种体裁形式，向读者传递释家的思想和内涵，促进了中国社会对释家的认知理解。释家语言的运用以及释家文化、释家人物形象的创造性使用拓宽了作者的创作视野，为作品增添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色彩。
释家源自印度，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鲁迅便曾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是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的大哲。释家传播至今就不断与东方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一些文人志士也从中受到启发和影响建立起进步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
中国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曾出现释家的教规教义与人物形象，以释家为背景或加入释家文化相关的因素来渲染故事环境、丰富人物形象 、突出作品主题，推动了释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3. 《受戒》中的释家人物形象概述
在《受戒》中，与释家相关的人物所发生的故事主要围绕荸荠庵这一地点展开。如法名明海的主人公明子，老和尚普照，明子的舅舅仁山，以及另外两个与舅舅同辈的和尚仁海和仁渡等。而用以区分释家僧众的身份标志便是他们所受的戒律的不同。
3.1. 明海
小说《受戒》是汪曾祺将释家思想融入文学作品的代表，其以释家为背景，多处再现了相关的释家文化，刻画了朴实温暖的人性，释家人物形象的运用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和尚明海便是其中典型的释家人物。在小说中，对明海想要出家时寺院的要求描述得十分写实，与现实生活中释家所规定的出家要求非常相似。首先，当和尚要面如朗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声音钟磬，要聪明，不能过于愚笨，需要记性好。当和尚并不容易，和尚如果要学习经文，就必须要先学会认字，因此明子在读书期间有了叫“明海”的学名。明子出家后还必须要取个法名，法名是一个僧人准备出家修行时要取的名字。《受戒》对辈分和法名的描写很真实，一般来说，同一个人在出家前后的名字是有差别的。
同时，文中对和尚受戒的描写也值得研究，基本还原了释家徒受戒的规则。烧戒疤始于元，逐渐演变成每个和尚都要遵守的规则，以至于后世释家徒都以烧戒疤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虔诚。受戒，可以将其理解为通过参加一种仪式来获得自己是合格和尚身份的一种凭证。受戒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家的释家信徒，另一种是出家于寺庙的和尚。受戒需要到一个专门的场地，受戒后即会在受戒者头上留下戒疤。在《受戒》中也有关于受戒过程的描写，释家中的受戒是指在受戒者的头顶上留下戒疤，它一般是释家僧众在身上燃香留下的痕迹，因此，这样的戒疤也被称之为香疤，用以提醒自己保持内心的善良与纯净。这种在身体上留下疤痕的现象源于释家中的“舍身供养”思想，释家僧众为了割舍掉自己内心的执念而体现在于身体的一种虔诚行为。僧人受戒会依据头顶上所点的戒疤的数目分为六种形式。《受戒》中除了对明子受戒的场景有非常详尽的描写之外，还介绍了烧戒疤之前的准备工作，首先要请手艺精湛、技法熟练的师傅来剃头发，然后再用枣泥在头皮上做好标记，即画上圆点。烧了戒疤之后要喝蘑菇汤，再用“不停的走”这种形式散戒[3]。
最后，《受戒》并不是一篇释家小说，而是叙述了小说主人公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刚进庵的明子就整日混在英子家，明海在受戒以后，更是果断地放弃了做沙弥尾，以后有机会做方丈的前程，而是坚定地选择要小英子当老婆。他们的纯真美好的爱情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当时年代思想僵化的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力量。以明海为代表的荸荠庵中的和尚保留了部分传统的释家习俗却也体现出许多世俗化的生活思维习惯，释家人物形象的使用无疑增强了《受戒》的特异性，对表达作品主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2. 老和尚普照与明海的三个师兄
荸荠庵里最年长的和尚是普照，另外的三个和尚仁山、仁海、仁渡都是他的侄子辈，加上仁山的外甥明海，几个人带给了庵里一股生气。
荸荠庵中，几个和尚的分工显得十分特立独行。老和尚普照六十多岁，但他几乎不做事，整天待在屋子中，相比于寺庙中传统的位高权重的掌事者角色，他更像是一位普通老者，接近世俗生活。
大和尚仁山负责管事，荸荠庵里的柴米油盐都由他打理，除此之外，他负责财政收支，他如同一家之主掌管财政，但却在生活中不修边幅，十分邋遢。二和尚仁海较为特殊的是，其有家室，且老婆就住在荸荠庵中。三和尚仁渡则是个精明强干、远近皆知的人物，他凭借自身的本事成为街坊邻居们的偶像，并经常出去与女子约会，他还擅长许多花样，如打牌、玩“飞铙”等。过年时杀猪吃肉，杀猪也交由三和尚，庵中与世俗杀猪不同的是需在杀猪时念一道往生咒，也是作为一种交代。这里的出家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和尚需要用破钵化缘，而是通过买地出租来收取银钱，或给百姓做“焰口”挣钱。荸荠庵里的和尚生活朴实、接地气，如同世俗民间生活，文中亦提到“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在这里，一切都融为一体、和谐共存，人们的生活安然宁静，“戒、定、慧”也在此般情境中自然而然被消解掉，清规戒律主动接纳了世俗人的生活。荸荠庵与庵赵庄看似两个独立且不同风格的群居处所，却因人与人之间的无界限，职业与职业的平等而成为相辅相成的伙伴。
释家最初由印度传入我国，但经过千余年中国化的改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远的影响。《受戒》中一系列故事情节都发生在荸荠庵这一处所，因此，释家文化渗透在荸莽庵生活的方方面面[4]。
4. 《受戒》中释家人物形象的特点、作用与美学价值
《受戒》中的释家人物形象具有其特别的一面，这种特别构成作者想要表达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类人群。而寻找这些人物形象的共通之处，分析其作用和功能性，便能尝试体会释家人物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独有的美学价值。
4.1. 《受戒》中释家人物形象的特点
汪曾祺创作的《受戒》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作者曾谈到《受戒》，说他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这也是众多评论家对该小说作出的评价和结论，他们都认为一种和谐，一种人性的美是其主要表现内容。汪曾祺在《受戒》想表达的是现实社会中人性的美，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这代表的是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这也是汪曾祺对理想的追求，正好对应着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
《受戒》的故事围绕着乡间寺庙荸荠庵而展开，叙写特色体现在作者对僧人在寺庙的日常描写、对释家人物形象的描写中。作品中故事的开端在庵赵庄，人们把和尚当成一种能够谋生的事业，传统观念中寺庙的生活和荸荠庵里的僧侣生活是相反的，因为在此庙中不论清规。这里的和尚过着乐观愉悦的生活，类似一个翻版的“桃花源”。故事是对其自在状态的真切表达，和对本心的真切追求，亦是本心世界的表露。传统观念上，僧人严于律己，每天秉持清规戒律。而汪曾祺之所以能够描写出这样特色的僧侣生活是基于世俗生活的真实经历。
但是在小说中，一些释家因素并没有被完全抹去，小和尚明海作为一个释家徒，他的生活方式和准则处处体现着释家教义，一些表述非常清晰，并不仅仅存在于释家徒的活动之中，而是深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释家徒的修行中所强调的无常、缘起等概念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些概念不仅体现了释家教义的特点，也有助于人们思考人生、生命和存在的本质，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在小说中，释家徒们的世俗化的生活被描绘得非常和谐，用以表现出作者想要展现的理想世界的纯洁和规范。在释家徒的日常生活和修行中，人们不仅要对自己进行精神的净化和升华，还要对周围的事物和人物保持敬畏和尊重。这些精神的升华并不应仅存在于释家徒的信仰之中，而是更应具有普遍性，这也成为作者的一种向往和期待。
4.2. 《受戒》中释家人物形象的作用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以水乡而闻名，在他的童年期间，水乡人民的勤劳朴实等优秀品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汪曾祺重新开始写小说后，小说内容题材多引用早期的故乡生活。为躲避战争，汪曾祺在年少时曾居住于邻近一户姓赵人家的乡间小庙，其创作的《受戒》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影子。他的《受戒》和《大淖记事》都作为文学“寻根”思潮代表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运动中教化读者要保持人性光明和可爱的一面，以及唤起读者对民族心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正能量的认识[5]。与此同时蕴含着对美好生活、对美丽人生的向往，是展示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汪曾祺最开始接触释家文化是在其少年时期，因为在他的家庭中有几位释家信徒，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中不免也体现出释家思想。他的家庭条件富裕，祖父担任清代“拔贡”一职，祖母是高邮著名诗人的女儿，其父亲汪菊生精通琴棋书画，正因为这样的家庭使汪曾祺从小就受到优质的教育，正因为出生于这样的文化世家，使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他[6]。汪曾祺本身因为在家乡寺庙的所见所闻，以及家庭生活和复杂多难的人生经历，使他自身也对相关释家思想有着高度认可。这几种因素共同决定释家思想在汪曾祺作品中孕育而生，且有较大的影响力。作为一个作家，汪曾祺必然要通过作品来展现他的思想，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关照，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富含释家思想、禅宗意蕴的独特样态[7]。
首先，释家人物形象能够体现出人类文化和思想多样性。不同的信仰有着不同的神、神话和信仰内容，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宇宙和生命的认知和探索。通过描写释家人物形象，这样的文艺作品能够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的信仰和文化，拓宽视野，增强人文素养。
其次，释家人物形象能够丰富文艺作品的主题和意义。信仰与人性、道德、良知等一系列主题息息相关，它可以成为文艺作品表达这些主题和思想的重要中介，还可以使得文艺作品更加深刻、丰富。在一些小说中，作者常常通过描绘与释家法规的触碰和磨合，表现出恶劣社会环境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和对信仰的追求。
最后，释家人物形象还能够增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价值。这些人物形象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作者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语言风格，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品情感和意义，并取得感人至深的审美效果。
总之，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文艺美学中的运用是多样而丰富的，其作用在于传递释家思想、塑造角色形象、营造文艺氛围等方面。释家人物形象是文艺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具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
4.3. 释家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独特美学价值
释家人物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出现代表了一种释家美学，释家美学强调内心的净化和对人生苦难和命运深刻理解，是一种具有超越时空和形式的美学表现方式。在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中，释家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释家人物的形象与教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复杂又深刻。在中国的释家文化中，释家弟子的生活与世俗一般平民的生活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然而小说中释家所描绘的世界、人世并没有被生硬地一分为二，而是彼此交融渗透，形成了一个谐和统一的世界。在汪曾祺的描述中，释家文化作为当地人的精神信仰已经完美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8]。
小说中的释家美学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比如，释家徒身上展现出的释家美学不仅仅是对外在美的追求，更涵盖了内心的超越和净化。除此之外，释家美学还体现在对释家因素的描绘上。例如，一些静态的场景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静态美是释家美学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内心的沉淀和超脱，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价值。释家美学具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意义，强调人们要反思生命，减少痛苦，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释家美学在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中体现为深刻的释家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对释家文化因素和哲学的思考。这种美学强调内心的平静和超越，是一种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审美方式。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可见相当浓厚的释家文化，对于读者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深刻地把握作品主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释家人物形象不仅在释家信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经常出现在文艺作品的各个领域中，为我们生活带来更多来自精神世界的启示和感受，更是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它们不仅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元素，承载了文化的内涵和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还充分体现了释家思想的内涵，体现了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可以让读者从中汲取精神上的营养同时又具有宽容与包容的特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内心上的力量和慰籍。
释家人物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常常被用作启示人们的心灵。在发展日益迅速，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许多人都感到自己的命运像风中的落叶，被社会的飓风吹得失去方向、无所适从，尘世的浮躁，浸染着大众迷茫脆弱的心灵。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创作者会用独特的角度考察社会的黑暗面，也会借助释家人物形象、通过作品去启示迷茫的人群。比如，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菩萨，菩萨的形象往往代表了人性中的善良和智慧，同时也会成为主人公心灵的指南，指引着他们寻找人生的方向。
释家人物形象的存在还可以使现当代文学作品更具智慧性和思考性。通过对释家人物形象的演绎和再创造，创作者们可以启示读者接纳世间万物、反思生命与存在等问题，从而使得文学艺术更加深邃、更加有内涵。
释家人物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既体现了文学的艺术性，也传递了释家思想的理念，成为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释家人物和现实人物两者之间的心理碰撞可以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同时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交融，具有独特的魅力。
5. 结语
释家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它的存在为文艺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创作者都以它为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许多作品。与此同时，释家文化也会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寓意更加深远，这些释家文化因素尤其是释家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为作品的创作提供更多的灵感、开拓创作者视野，提升创作者的格局。
释家人物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在丰富作品主题、创造情感共鸣、传递文化内涵和扩展美学价值等多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受戒》中荸荠庵与庵赵庄看似两个独立的群居处所，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无界限，职业与职业的平等而成了相辅相成的伙伴：庵可以为村民放焰口挣钱；村民可以请和尚做法事圆活人心愿，大家各取其利，其乐也熠熠，在这里庵和庄共同享受了生活的平等权[9]。释家徒形象的塑造为作品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揭示了文学作品并非仅仅是为了娱乐，它也承担着教育、启迪、引领大众的责任。释家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思想、哲学、修行方式等等可以帮助读者拓宽思路、提升境界、增进对人生的认识。释家人物形象还以其独具的哲学、文化内涵，以及美感和形象的独特性，赋予文艺学以更高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的美感和形象上，更是一种从释家而来的美学认知和理念。
释家人物形象的运用不仅体现了中国文艺美学表征的多样性，同时也为创作者们拓宽了思路、提高了美学价值。恰当地运用释家人物形象和一些释家文化因素可以为文艺美学创作注入更多的生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