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写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一条中马克思以改变世界的实践姿态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同时概括了以往的整个哲学传统并对传统的哲学做出了批判。马克思认为感性活动是一切概念的知识得以产生的根源，因此马克思以过去哲学“只是解释世界”来对整个传统哲学做了批判，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在过去的哲学形态中只用单纯性解释的方式在述说所谓的经验感知到的存在世界上升为理性即知识论，但单纯的知识论解释终究没有实现对世界的改变，或者说过去大部分哲学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澄清概念，语言等这种单纯的解释性工作，而没有对现实的实在做出合理的改变性解释，故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上坚定了改变世界才是哲学的根本性任务的信念。“马克思既已把一切概念的知识归结到它们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的起源，他自然要求对整个哲学传统包含的纯粹理论态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进行批判，认为哲学在这种态度和方式中只是解释了世界(并且可以有多元的解释方案)，却忽略了哲学作为真理的事业的根本任务”[1]。马克思所提出的真理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剖开人类感性实践的真相，即必须扬弃抽象的理论态度和方式，注意是扬弃不是抛弃，这就意味着解释世界依然具有可取之处。
马克思为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于1845在布鲁塞尔写了一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1888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手稿稍做修改后，将这份1845年的手稿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而马克思1845年的这份提纲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因此，通行读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经恩格斯修改之后公开发表的版本。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马克思1845年稿本)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1888年发表的稿本)
以上是1845年本和1888年本，明显可以看出，恩格斯的版本仅仅只是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加上了表示转折的“而”字。现行的关于这句话的经典解释基本是围绕恩格斯的版本展开的。关于这句话的经典解释一般是关注“改变世界”这个语词，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旧唯物主义，就在于其实践性。大多数的教科书对于这句话的解读也以“改变世界”为核心，即所谓的实践性的解释上，再进一步分析是否说明解释世界是否不具有任何“改变世界”即解释世界是否构成实践？马克思实践的定义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社会活动，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基础和动力，也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此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试验、艺术、教育等多种形式，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人类的全部历史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3]。故而解释世界本身也是改变世界的一环。因此需要对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做深层次解读，尤其是改变和解释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及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改变和解释是否具有同一性，同时“而”是否就表示一定就是改变世界程度大于解释世界等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2. “解释”与“改变”二者关系辨析
在传统意义上“解释”并不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解释是基于认识对象活动做出的描述思考和回应，并将主体的思考容纳入其中的活动。因而解释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的解释，不具有任何改变世界的能力。而改变世界从语言上分析就是通过实践的方式对所认识的世界做出基于人为的改变。按传统的理解，解释世界确实是应该被批判的。但细细考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内容，发现这样的理解本身是存在错误的。因为改变世界是基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认识是需要解释的，解释世界必然就成为改变世界的一环，而改变世界在基于解释世界之后，必然需要新的对世界的解释才能推动改变世界的进程。但马克思为什么就是批判了解释世界的行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有明确指出意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也就是说基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出现的包括宗教在内的虚幻世界，即幻想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解释世界本身会出现两条路径，一是正确的认识世界；二是认识世界后通过人的理性陷入的虚幻的世界，而这样的认识路径最终的结果就是停留在虚幻的现实世界的解释批判中。因此，“解释”与“改变”二者是相伴而行，是一体两面，二者缺一不可，但解释应该是基于正确的认识世界之上并抛弃虚幻的世界。
马克思在第十一条中批判“解释世界”显然批判的是沉浸于虚幻现实中的“哲学家”，从马克思发表的手稿目的来看，马克思提出提纲的目的是为了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注意是旧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旧的唯物主义他本身是偏离的现实性的。马克思早年间信奉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一度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但随着马克思对哲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后期青年黑格尔派开始转向思辨形而上学领域，曾经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堕落向了资产阶级，直接导致马克思的出走。因此，他们也成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传统解释所认为的马克思批判其他所有哲学家们不注重实践，是不正确的，是在实践之后，其理论偏离了真实的现实而导向的虚幻的现实。因此，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哲学家们”是指偏离现实而沉溺于虚幻现实的哲学家。
恩格斯的修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恩格斯修改了马克思的多处表述，但是总体来说是为了修正马克思的一些语法和标点上的错误，为了读者的良好阅读体验。恩格斯对于文章的改动，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那么就要问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到底如何去理解。关于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加上的“而”，此处的“而”表示的是转折，经典教科书通常遵从恩格斯的版本，将前后两句话对立起来。即其他“哲学家们”所做的“解释世界”的工作并不切中要害，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或者最迫切的问题是“改变世界”。但马克思的原文版本并没有这个“而”字，因而其表示的转折也无从谈起。如果只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读这个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其一改变世界本身比解释世界更为重要，二者是转折关系。这个观点同恩格斯修改后的版本的经典阐述一致。其二“哲学家们”仅仅关注“解释世界”，忽视了“改变世界”这个“问题”，故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将改变世界放在和解释世界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将从前被忽视的哲学的根本任务带到大众的面前。因此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二者同样重要，并呈现为并列关系。其三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基础，在完成解释世界的任务之后，不能忽视改变世界的任务，二者呈递进关系。哲学是成体系的世界观，几乎所有的哲学都比较好的完成了解释世界这个任务，但是往往在改变世界这个问题上存在不足。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先解释世界，后改变世界。即科学的方法论需要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而如果没有完成解释世界的任务，那么就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改变世界所需要的方法论也就无从谈起了。
综合上述三种理解，可以看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并列或递进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不同方面。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二者相互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识指导，而改变世界则是解释世界的实践验证和深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相互贯通的。他强调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既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也是对实践观点的深度阐释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更要关注如何改变世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3. 马克思实践观回溯及其形成
要彻底的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解释，并对此做出科学的回答，需要深入到马克思实践观念的考察中。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但实践观的形成却经历的漫长的发展，除马克思外也有其他各国的哲学家们尝试着用自己基于解释的理论来“改变世界”。回溯西方思想史，对“实践”这一行为，概念的描述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早期古希腊哲学家通过对世界的观察，发现并描述了世界的本源问题，进而也催生的物理科学，化学等学科的萌芽。古希腊哲学家以朴素的物质理论解释世界的本源的行为就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系统性的讨论了“实践”问题，深化了实践的本质内容，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直言凡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就都是实践的，对实践做了深刻的理解。黑格尔也在面临主观思想和客观思想统一的过程中提出了“实践理念”即按照主观的内在本质或规定性改造客观思想。“黑格尔的实践，它是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否定性的精神活动，这种活动就其范围而言，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狭小的领域，而是涉及到一切方面，就其发生的过程而言，它是在理念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认识中进行和完成的，因此，黑格尔实质上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给以新的意义，从而拓宽了实践所包含的领域，二是把实践原则引入了认识论，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启发。”[4]这就说明黑格尔的“实践”大多意义上是理念的实践或思想的实践，真正将“实践”一词赋予现实意义的是费尔巴哈，但费尔巴哈对待实践如对待感性的直观态度一样，实践在其眼里也只是局限于满足人的感性需求的活动，即主客二体仍处在绝度的对立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马克思对这种感性的态度表示反对，阐明了自己的实践观点。在这种实践观点下，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动物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则扬弃出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相结合，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活动是唯一可确定的实在，但这种感性活动并非直观的感性形式，而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随着感性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异化，并在实践中实现对异化对象的扬弃，这便是感性活动的历史过程，也是实践产生的原因。
以上是基于历史回溯了实践观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如果从人类进化的观点来看，这类实践可以追溯到演变人的物种猿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制造工具，但同时也是制造工具这一活动使得实践产生。“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人的本质是劳动，或者说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展示了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和社会性，人的现实的劳动，一方面构成人和自然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同时又实现了生产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因此，人的本质的基础是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阶级社会中人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本质还应从阶级关系中得到说明。”[6]换言之实践也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实践并非普通的感性活动，人无法否认动物具有感性活动，受制于大脑的发达程度，动物可能没有发展出理性，但动物也能分辨自己和其他、也能分别天敌和猎物，因此动物自身也存在主观与客观之分或主体与客体之分。因此动物也能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比如猫抓到了老鼠，这种感性活动结合主体与客体的方式就是直接的或直观的。在费尔巴哈眼里，这种感性构成了人的全部，按费尔巴哈的推理，人也可以是猫、也可以是老鼠，但就不能是“人”。而人的感性活动之所以区别于这种活动，就是因为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在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感性活动下，猫作为特定的主体为了求得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就必须抓到老鼠这个特定的客体，如果抓不到老鼠，实现不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猫就会因为这种感性活动的中断而死亡了或者说饿死了。而对于人来说，人在自然状态下也是要求得到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在成为人之前，人的这个变种猿为了求得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面对抓老鼠的问题是和猫处在相同情况下的，而面对这种棘手的统一，猫选择了继续锋利爪子和牙齿选择了自然进化，人则选择了制造工具或制造陷阱，再通过所制造的陷阱来抓捕老鼠。古猿从简单的古猿与老鼠的统一，变成了人与陷阱的统一再到人和陷阱与老鼠的统一，往日棘手的抓老鼠问题也被转化为人为制造工具和人用工具抓老鼠的问题。因此，人的感性活动不同于猫的感性活动，面对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问题，感性活动将自身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中介客体或工具客体，感性活动也被自身所否定，异化为主体与工具所统一的感性活动，而工具本身也就成为了感性活动异化的结果，当主体依靠这种异化结果作为手段实现目的时即整个过程的后半程，就是感性活动的异化返回自身的时候，也就是否定之否定阶段。如此，感性活动的整个过程就成了实践的全部过程。而在实践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这种中介客体首先是从人自身的生理机能上表现出来的，比如人的手。人依靠手制作出了最简单的工具，也依靠手实现了最初的实践过程，而在手这个最基础的中介客体上，人们制造出了庞大的工具体系，不断地满足着人的各种目的。制造工具的过程，也就成为了劳动实践的过程，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人们在这种物质的生产中形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了社会结构，人也得以以社会的人而存在。
马克思敏锐的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实践在实践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即提供人实现目的的一切工具客体，使得劳动本身永远处于实践环节中的异化阶段，在这样阶段下的主体与客体的感性活动永远处于实现工具或实现手段的过程中，主体无法触及自身的目的，只能在外界所强加的目的下，完成自身的劳动，而劳动的结果也变成了抽象的、普遍的工资，工资则再以普遍的货币形式间接的满足着劳动者的需要。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实践的过程的连续性被货币所拦截，货币就像人通过自身劳动实现自由的康庄大道上被无缘无故设下的路障。不能否认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更好的将劳动者组织起来而拥有了更强的生产能力，但代价是劳动者再也没有选择劳动的能力，劳动者一旦投身于体系化下的劳动之中，就不得不被体系化的生产需求快速推动地劳动起来，在这种体系化的生产中劳动者所需要掌握地劳动技巧逐渐被专业化分工所消磨，劳动者需要提升的劳动能力也就局限为机械地加快，越来越简单的工作内容。于此同时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也渐渐被分化得看不清摸样，劳动者引以为豪的劳动能力、劳动技术、劳动成果也都在机械性的工作中被拆成一个又一个螺丝钉。劳动者面对手中的机械工作也就不清楚自己劳动本身的目的性在哪里，而所有的目的也就只能局限于工资的薪酬；因为除了劳动上的机械特性劳动本身的差异也被越来越完善的体系化生产所消磨，而所有的对于劳动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也只能在一种抽象的社会意志中找到慰藉。在这种体系化生产中的劳动者，也就永久性地失去了选择自身想要生产的产品的能力，这种代价就表现在如今社会下年轻人职业选择上的高昂成本，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的体现尤为深刻，年轻的劳动力在劳动付出中迷失自我也是如此。在这种异化的劳动下，劳动的全部意义伴随着逐渐细化的分工不断地渺茫着，最后剩下的也只有对抽象的劳动成果即工资的期许，而这一期许也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调教劳工的根本手段。劳动者在被蒙蔽，甚至知道生产实质的情况下，依然不得不在生产体系中没日没夜的生产自己用不上的东西，而自己耗费的心血也完全成为了他人达成目的的手段，劳动者只能把自己当成工具，而全无实现目的的自由。事实上在这种机械化的劳动中，人也逐渐沦丧为了机器。
马克思实践的理论的形成极大的丰富了哲学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对实践的揭示表现在劳动上时，却在资本的剥削下体现了实践本身对世界的另一种深刻的改变。而这种对实践的揭示实则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实践本身在改变世界，故而可以认为解释本身也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只不过是对世界的改变的程度存在差异。
4.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描述以其丰富的实践做了诠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诸多解释中认为二者并非孤立，而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二者的存在是以基础和前提而存在的，改变世界的前提和基础是解释世界。纵观人类发展史，无论是生命进化论还是上帝造人说，人类在对所生活的物质世界的交往，干预中，以语言和文字加以实践活动，不断解释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人在所生活的环境中面临的各类问题促使人以理性对世界发问，并对此做出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改造世界活动，完成了人与自然的耦合，农业的出现，带来的化学药品的丰富，而化学元素最初也是从自然界中提取。说明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本身离不开对世界的解释。以农业社会的发展为例，在机器，化学进入农业生产后，基于农业的研究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以杀虫剂等为核心的研究中，杀虫剂的使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量，但直接导致了周边环境的破坏，虫鸣鸟叫消失不见，进而人类重新思考化学工业本身的问题及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进而化学工业做出了改变，而这种解释和改变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但人在某种程度上将人的意志赋予了自然，使得自然本身也具有了与人一样的平等地位，使得原本征服自然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结合之前所论述的马克思对于改变世界(实践)的支持态度，可以得出前述的“只是解释世界”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而后面的“改变世界”是马克思所支持的，很明显二者呈现出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恩格斯所加上的“而”又是合情合理，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对于这个“而”的理解，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对立，而应当理解为“只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对立，更不能从这句话中得出马克思忽视解释世界，只重视改变世界这样荒谬的结论。“解释世界的真正理论贡献在于，将世界的产生和运动视为一个历史进程，把对世界的认识看成理性世界观的外化及其在现实实践中被扬弃的过程。马克思是凭借人的现实实践实现了对‘解释世界’的理论贡献的根本性把握。依循马克思的理论认知，只有在‘解释世界’中不断揭示人的实践方式和规律，才能真正攻克纯粹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改变世界’中的方法论局限，实现‘改变世界’范式的转换。”[7]即“只是解释世界”即虚幻的现实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这二者才是对立的，“只是解释世界”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统一。
因此，马克思在这句话中并不讨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所有将这句话归结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关系的解读文本似乎都偏离了马克思写作的本意，或者说在语言哲学的转向之后，关于第十一条的解读发生的变化。“一些研究者在理解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的时候，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简单地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只‘改变世界’而不‘解释世界’。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传统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丝毫没有考虑‘改变世界’的问题。言下之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超越传统的哲学，就不光要‘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8]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应该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统一的，马克思所批判的是“只是解释世界”，是过去以只单纯的解释世界为主要任务的哲学家的强烈批判，因为只是单纯的解释世界本身的行为是不足以形成真正关于世界的知识，并对改变世界做出贡献的，而世界的改变并不会对只解释世界这种行为发生影响，因为解释本身在不基于实践(改变)的基础上，无异于纸上谈兵，无法触碰到真理，因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无法催动世界的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以完全理解马克思写作的本意和恩格斯修改版本的价值所在，也是对过去是一条的误解的重新解读，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的态度来恢复经典著作的原貌。
5. 结语
“解释世界”并不是简单地阐述事实，重点在于批判幻想的世界，从而让现实的世界隶属于改变世界本身。在传统意义下，解释并不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它只是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的描述和回应。然而，改变世界却是基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需要通过解释来进行。因此，“解释”与“改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马克思批判的“解释世界”是那些沉浸在虚幻现实中而不注重实践的哲学家。“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不是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动物性的实践活动，但不同于动物的感性活动，因为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这一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也为后来的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人类为了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必须依赖于感性活动，并将其转化为中介客体或工具客体。这导致了感性活动的异化，使其成为主体与工具所统一的感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实践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提供了实现目的的工具客体，还形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实践处于异化阶段，劳动者只能完成外界强加的目的，而无法触及自身的目的。这导致了劳动者失去了选择劳动能力和劳动产品的自由，最终沦为了机器。因此，马克思实践的理论的形成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揭示了实践对世界的深刻改变，这也意味着实践本身使得“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成为了可能。
“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和基础，而“改变世界”则是对“解释世界”的一种客观实践体现。人类通过语言和文字实践活动，不断解释自然和社会，从而完成人与自然的耦合。马克思所批判的是“只是解释世界”，而非强调“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对立关系。只有在“解释世界”中不断揭示人的实践方式和规律，才能真正攻克纯粹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改变世界”中的方法论局限，实现“改变世界”范式的转换。通过揭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实践的重要性，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形成过程，阐述这两个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具体内涵，提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统一才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本来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