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一方面,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了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公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政府网,2021);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期望老年人成为社会的积极参与者(Shimizu et al., 2023)。面对这一课题,老年人的繁殖感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繁殖感最早由Erikson (1963)在其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提出,他将繁殖感定义为对下一代有意识的关注和引导,并指出这是个体成年中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之后的研究者在Erikson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对繁殖感的理论进行探索和发展,现在普遍认为,繁殖感并不是像Erikson所讲的严格按照阶段次序发展的,繁殖感在整个老年阶段均存在,相关研究也扩展到了更高的年龄阶段(Datta Roy & Panda, 2022; Hart et al., 2001; McAdams & de St. Aubin, 1992; Millova & Blatny, 2016; Wiktorowicz et al., 2022),而老年领域的繁殖感研究也强调我们应以一种积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老年人,承认他们的能力和继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同时强调了他们在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参与和贡献(Cox et al., 2010; Hopflinger, 2002; McAdams & Guo, 2015; Murayama et al., 2022)。
老年人繁殖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繁殖感可以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能够帮助其预防抑郁、减少孤独感,在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实现成功老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An & Cooney, 2006; Au et al., 2020; Cox et al., 2010; Gager et al., 2024; Grossbaum & Bates, 2002; Grossman & Gruenewald, 2020; Gruenewald et al., 2012; McAdams et al., 1993; McAdams & Guo, 2015; Ong et al., 2024; Pozzi et al., 2014)。老年人的繁殖感的实现不仅有助于丰富其本身的生活,对我们的社会也具有重要价值(Shimizu et al., 2023)。
自McAdams & de St. Aubin (1992)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繁殖感理论系统化并编制了繁殖感测量的工具——Loyola Generativity Scale (LGS)之后,LGS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繁殖感测量工具(Villar et al., 2023),包括Mc Adams在内的研究者一般也都直接使用LGS或其简版测量老年人的繁殖感(Au et al., 2020; Gager et al., 2024; Hofer et al., 2014; McAdams et al., 1993)。尽管繁殖感这一概念提出来距今已有近七十年,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繁殖感的有关研究已经拓展到了老年阶段,但我国有关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已有研究基本上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繁殖感这一概念自诞生起就与文化紧密相连(McAdams & de St. Aubin, 1992),在我们这样一种强调孝道、家庭主义的儒家文化中,老年人的繁殖感可能会具有一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Cheng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试图将LGS进行本土化的修订,形成中国老年人繁殖感问卷(Loyola Generativity Scale-Chinese Elderly,后文皆简称LGS-CE),并探究LGS-CE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的适用情况,以期为我国老年人繁殖感相关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样本1 (初测样本):问卷初测主要以重庆城乡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256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88名(34.4%),女性168名(65.6%),被试年龄在60~96岁之间,平均年龄68.90岁(SD = 6.00),被试人口学信息详见表1。
样本2 (再测样本):问卷再测以重庆、河南等地区城乡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300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100名(33.30%),女性200名(66.70%),被试年龄在60~81岁之间,平均年龄67.97岁(SD = 4.98),被试人口学信息详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表1. 被试人口学资料
|
问卷初测 |
问卷再测 |
频率 |
百分比 |
频率 |
百分比 |
年龄 |
60~69 |
132 |
51.60% |
176 |
58.70% |
70~79 |
114 |
44.50% |
120 |
40.00% |
80~89 |
7 |
2.70% |
4 |
1.30% |
90~99 |
2 |
0.80% |
- |
- |
性别 |
男 |
88 |
34.40% |
100 |
33.30% |
女 |
168 |
65.60% |
200 |
66.70% |
受教育 水平 |
未上过学 |
3 |
1.20% |
1 |
0.30% |
小学 |
33 |
12.90% |
23 |
8.30% |
初中 |
121 |
47.30% |
151 |
50.30% |
高中 |
75 |
29.30% |
101 |
33.70% |
大学/大专及以上 |
24 |
9.40% |
22 |
7.30% |
婚姻 状况 |
未婚 |
3 |
1.20% |
3 |
1.00% |
已婚 |
222 |
86.70% |
238 |
79.30% |
离婚 |
8 |
3.10% |
10 |
3.30% |
丧偶 |
23 |
9.00% |
49 |
16.30% |
户籍 |
城镇 |
228 |
89.10% |
266 |
88.70% |
农村 |
28 |
10.90% |
24 |
11.30% |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国老年人繁殖感问卷(LGS-CE)
研究对McAdams和de St. Aubin (1992)编制的繁殖感问卷(LGS)进行本土化修订,形成了适合中国老年人群体的繁殖感问卷LGS-CE。原始的LGS问卷共20个项目,5个维度,分别是维持与传承(第1、3、12、19题),社会贡献(第5、15、18、20题),象征性不朽(第4、6、8、10、13、14题),生产与创造(第7、17题)和关注与承诺(第2、9、11、16题)。在对14位老年人的半结构式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我国老年人的繁殖感结构符合Mc Adams在LGS中提出的5维度模型,不同的是,对于我国老年人而言,繁殖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子女后代的承诺与帮助,在原始LGS中,并未针对此设置项目。根据访谈结果,经专家指导,LGS-CE拟保留原始的维度与项目划分,并加入2个指向子女后代的项目并将其纳入关注与承诺维度:“能够帮助子女,我觉得很满足(21题)”,“把子女培养到能够自食其力,我觉得很满足(22题)”。
在经过翻译、回译、专家讨论、现场测试和条目修订之后,形成了22题版本的LGS-CE,问卷采用4点计分法,从0到3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个体的繁殖感水平就越高,除新增的21、22题外,其中:(1) 原LGS中第2、5、9、13、14、15题为反向计分题,考虑到老年人认知理解能力的衰退,加之在对老年人的现场试测中发现其多不能理解反向题目,经咨询专家之后,将其改为了正向表述;(2) 原LGS中第11题为“如果我自己不能生育,我愿意领养小孩”,老年人在现场试测中反馈此项目所描述的情境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境存在较大距离,缺乏现实相关性和贴近性,在与专家讨论之后,决定以更契合我国老年人的文化心理和实际生活认知状态的项目“我觉得传宗接代是重要的”进行替代。
2.2.2. 心理社会发展量表——繁殖感分量表(GS-MPD)
本研究选取了Hawley (1985)针对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开发的量表(Measure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MPD)中的繁殖感分量表(以下均简写为GS-MPD)作为修订问卷的外部效标。该量表为单维结构,采用5点计分法,从0到4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个体总分越高,繁殖感水平越高。
2.3. 研究程序
研究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招募被试,由多名经过统一培训的工作人员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意义并征得其知情同意后向被试发放问卷(无能力自行填写者,由工作人员阅读题目和答案选项,被试口头应答)。问卷的收集主要分两次进行:(1) 初测,被试需独立自评完成初版LGS-CE;(2) 再测,被试需独立完成最终版LGS-CE和GS-MPD。
3. 研究结果
3.1. 项目分析
对初测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将“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矫正项目与总分的相关”、“项目删除后的α值”、“临界比值(CR)”作为判别指标,前三个指标主要检验的是项目的同质性:“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矫正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即项目与量表总分以及其他项目总分(不含该项目)的相关,一般认为其相关系数应大于0.40 (即r > 0.40);“项目删除后的α值”为删除该题后,其他项目之间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的大小,通常该值应小于或等于量表所有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临界比值(CR)”是根据测验总分区分出高分组被试(前27%)与低分组被试(后27%)后,再求高、低两组在每个项目的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反映了项目的鉴别度。以CR作为判别指标的时候,除了考虑高、低分组被试的得分差异是否显著之外,还应该注意临界比值的t统计量,一般认为,t统计量的标准值应该设为3.00 (吴明隆,2010)。
Table 2. Item analysis of the revised scale (n = 256)
表2. 修订问卷的项目分析(n = 256)
题项 |
同质性检验 |
鉴别度检验 |
项目与总分的相关 |
矫正项目与总分的相关 |
项目删除后的α值 |
CR |
1 |
0.61*** |
0.56 |
0.916 |
10.05*** |
续表
2 |
0.66*** |
0.62 |
0.915 |
10.50*** |
3 |
0.55*** |
0.47 |
0.919 |
9.12*** |
4 |
0.56*** |
0.50 |
0.918 |
8.50*** |
5 |
0.62*** |
0.57 |
0.916 |
10.08*** |
6 |
0.64*** |
0.59 |
0.915 |
10.75*** |
7 |
0.64*** |
0.59 |
0.916 |
11.08*** |
8 |
0.60*** |
0.55 |
0.916 |
9.40*** |
9 |
0.41*** |
0.35 |
0.920 |
6.36*** |
10 |
0.72*** |
0.68 |
0.914 |
12.49*** |
11 |
0.41*** |
0.35 |
0.920 |
7.28*** |
12 |
0.68*** |
0.63 |
0.915 |
11.86*** |
13 |
0.72*** |
0.67 |
0.914 |
13.15*** |
14 |
0.69*** |
0.64 |
0.914 |
9.91*** |
15 |
0.76*** |
0.73 |
0.913 |
11.37*** |
16 |
0.62*** |
0.57 |
0.916 |
9.22*** |
17 |
0.67*** |
0.62 |
0.915 |
11.59*** |
18 |
0.63*** |
0.58 |
0.916 |
9.16*** |
19 |
0.65*** |
0.61 |
0.915 |
9.79*** |
20 |
0.69*** |
0.65 |
0.914 |
11.60*** |
21 |
0.50*** |
0.45 |
0.918 |
8.95*** |
22 |
0.49*** |
0.44 |
0.918 |
9.52*** |
判标准则 |
≥0.40 |
≥0.40.0 |
≤0.920 |
≥3.00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项目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除了第9题、11题与其他项目总分(不含原项目)相关系数为0.35外。在其他三个判别指标上,所有项目均表现良好:(1) 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均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大于0.4 (r范围:0.41~0.76);(2) 研究中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20,22个项目删除之后的α值均小于0.920;(3) 项目的CR值均大于3,且达到显著水平。尽管第9、11题没有通过“矫正项目与总分的相关”这个检验,但是其具体检验值0.35极为接近规定的指标值0.40,同时两个项目也较好地通过了另外三个同质性和区分度的检验,综合考虑决定保留全部22个项目。
3.2. 效度分析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在对修订量表进行EFA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吴明隆(2010)提出,如果研究者在量表编制或修订时,在参考文献和相关理论之后,已经确定了量表的层面架构(即,量表有几个维度或分量表)以及各个层面(维度或分量表)的题项界定,且量表也经过了“专家效度”检验,研究者可以不用将整个量表全部题项纳入因素分析中,而改用“各层面(分量表)”来进行因素分析,也就是对分量表或层面的个别题项分别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在问卷修订过程中参考了McAdams & de St. Aubin (1992)的LGS量表及其维度划分,研究者在针对老年人繁殖感的访谈中也发现,我国老年人的繁殖感结构Mc Adams所提出的繁殖感维度相似,因此,在对LGS问卷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我们保留了LGS的五个维度,各个维度的题项也有着比较明确的界定,同时也经过有关专家的检验。故研究者从分层面进行EFA,即针对初测数据的五个维度分别进行EFA。
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前,常以KMO值与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判断项目是否符合因素分析:当KMO < 0.50时,不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 < 0.05,则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需要注意的是,KMO测度是评估变量之间偏相关性的指标之一,衡量的是变量间的共同变异性,任意两个随机变量的KMO值固定为0.5,无实际的统计学意义,并不代表变量之间实际的相关性,此时可直接描述载荷系数,如果载荷系数 > 0.4则有效(如维度4)。此外,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一般要综合考虑特征根准则、碎石图检验准则和因素累积解释方差的比例准则(刘红云,2019;吴明隆,2010),各维度探索性因素分析详细结果见表3。依据特征根大于1的准则,结合碎石图,各维度均适合抽取一个因子,所有项目在各自维度上的载荷在0.57~0.87之间,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能够有效反映因素构念。
Table 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revised scale (n = 256)
表3. 修订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n = 256)
|
维度1 |
维度2 |
维度3 |
维度4 |
维度5 |
维持与传承 |
社会贡献 |
象征性不朽 |
生产与创造 |
关注与承诺 |
因子载荷 |
|
|
|
|
4 |
0.67 |
|
|
2 |
0.73 |
1 |
0.77 |
5 |
0.71 |
6 |
0.75 |
|
|
9 |
0.57 |
3 |
0.72 |
15 |
0.81 |
8 |
0.70 |
7 |
0.87 |
11 |
0.60 |
12 |
0.84 |
18 |
0.78 |
10 |
0.75 |
17 |
0.87 |
16 |
0.68 |
19 |
0.77 |
20 |
0.81 |
13 |
0.82 |
|
|
21 |
0.72 |
|
|
|
|
14 |
0.77 |
|
|
22 |
0.76 |
特征根 |
2.40 |
2.43 |
3.32 |
1.52 |
2.76 |
累计方差解释率 |
59.98% |
60.67% |
55.31% |
75.82% |
45.92% |
KMO和Bartlett 检验 |
KMO |
0.77 |
0.78 |
0.86 |
- |
0.81 |
χ2 (df) |
268.03 (6)*** |
274.68 (6)*** |
521.51 (15)*** |
78.58 (1)*** |
319.97 (15)***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2.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为验证修订问卷的五因素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对再测的300份数据进行CFA,结果显示,χ2 = 390.700,df = 199,χ2/df = 1.960,RMSEA = 0.06,CFI = 0.93,TLI = 0.91,均符合心理学领域的要求(温忠麟等,2004)。
3.2.3. 效标效度分析
以Hawley (1985)的繁殖感量表GS-MPD作为LGS-CE的外部效标。LGS-CE各维度分数与总分与GS-MPD分数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在0.47~0.69之间。具体结果见表4。
Table 4.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f the revised scale (n = 300)
表4. 修订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n = 300)
|
LGS-CE |
维持与传承 |
社会贡献 |
象征性不朽 |
生产与创造 |
关注与承诺 |
量表总分 |
GS-MPD |
0.59*** |
0.64*** |
0.56*** |
0.58*** |
0.47 *** |
0.69***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信度分析
再测样本的LGS-CE表现出了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69~0.85之间,修订问卷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α = 0.92,详见表5。
Table 5. Reliability testing of the revised scale (n = 300)
表5. 修订问卷的信度检验(n = 300)
|
内部一致性系数 |
项目数量 |
维度1:维持与传承 |
0.76 |
4 |
维度2:社会贡献 |
0.73 |
4 |
维度3:象征性不朽 |
0.85 |
6 |
维度4:生产与创造 |
0.69 |
2 |
维度5:关注与承诺 |
0.77 |
6 |
总量表 |
0.92 |
22 |
4. 讨论
本研究按照严格的程序对LGS问卷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我国的文化背景与老年人的特点,修订后形成的中国老年人繁殖感问卷(LGS-CE)在原LGS的基础上删除了1个项目,新增了3个项目。通过访谈,研究者发现我国老年人的繁殖感的主题与表现基本上与McAdams和de St. Aubin (1992)在LGS中提出的构念相似,因此修订后的LGS-CE保留了其原始的维度与项目划分。但繁殖感其本身就是根植于文化中的一个概念,与西方不同,东方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主义,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我国老年人繁殖感一个重要指向为家庭,表现为对子女后代的承诺和帮助,但是其并未脱离“关注与承诺”这一范畴,因此我们在关注与承诺维度中加入了2个与子女后辈相关的项目。此外,原LGS中项目11并不符合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情境,最后将其删除,以更契合我国老年人的文化心理和实际生活认知状态的项目进行替代。最终版的LGS-CE由22个项目组成,分为5个维度:(1) 维持与传承,将知识、技能传递给他人,尤其是下一代,包括项目1、3、12、19;(2) 社会贡献,为改善社会、邻里环境等作出贡献,包括项目5、15、18、20;(3) 象征性不朽,做一些会被长久记住、产生持久影响并留下“持久遗产”的事情,包括项目4、6、8、10、13、14;(4) 生产与创造,强调个体的创造性与生产性,包括项目7、17;(5) 关注与承诺,强调关心并对他人负责,包括项目2、9、11、16、21、22。
修订的LGS-CE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其问卷整体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达标,展现出良好的信度水平。本研究保留了McAdams & de St. Aubin (1992)的LGS的维度与项目划分,相关学者建议(吴明隆,2010),在修订量表的EFA过程中,若已依据文献与理论明确量表的层面架构及各层面题项界定,经过专家检验后,可对分层面的个别题项分别进行因素分析。据此,本研究针对修订问卷的5个维度逐一进行EFA,参照相关指标判定,各维度提取一个因子具备合理性,且各项目解释效力良好。进一步地,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在结构层面具备合理性与有效性,有力地支撑了问卷的结构效度。此外,LGS-CE各维度分数以及量表总分与效标问卷GS-MPD之间相关系数较高,表现出了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修订后的LGS-CE充分考虑了我国老年人的文化背景、社会角色和年龄特征,更加符合我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测量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研究者根据深入访谈的结果在修订问卷中增添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项目,以增强问卷的适用性,但在整体框架上仍基本沿用LGS的其他项目,并未摆脱国外已有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束缚。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挖掘我国老年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错综复杂的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繁殖感的独特内涵和外在表现,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开发更加本土化的繁殖感量表。这不仅能够促进量表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还能够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5. 结论
LGS-CE问卷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且更加符合我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是测量中国老年人繁殖感的可靠工具。
附 录
中国老年人繁殖感问卷(Loyola Generativity Scale-Chinese Elderly, LGS-CE)
请仔细阅读下面的选项,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出适合自己的选项。0 = 非常不同意,1 = 比较不同意;2 = 比较同意;3 = 非常同意。 |
1. 我努力向他人传授我从经验中积累的知识。 |
0 |
1 |
2 |
3 |
2. 我觉得别人需要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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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想我会喜欢从事教师这份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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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觉得我影响了很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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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参与过志愿服务或慈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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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做过一些对别人有影响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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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我做的大多数事情中,我都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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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认为我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别人还会记起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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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认为社会有责任为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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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别人会说我对社会做出过我特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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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觉得传宗接代是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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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掌握了重要的技能(或学识),并努力去传授给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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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觉得我做过一些在我死后还会产生影响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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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总的来说,我的行为对他人有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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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觉得我对他人做过有价值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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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一生中对许多不同的人、群体和活动履行过承诺(或尽过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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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别人说我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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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有责任改善我所居住的社区(或村子)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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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们会向我寻求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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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觉得我所做的贡献在我死后仍将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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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能够帮助子女,我觉得很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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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把子女培养到能够自食其力,我觉得很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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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