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人口增长数量过快转为人口结构的挑战，而在人口结构问题中，最突出的便是人口的老龄化[1]。老龄化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还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揭示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背后的理论逻辑，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化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理论基础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概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用经济的方法研究政治，主要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理论，简而言之，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通过深入分析经济现象，揭示出隐藏在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因此，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老龄化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在人口结构层面的具体显现。劳动力商品的生命周期特性与资本增殖的无限需求构成根本性冲突。当劳动者进入老年阶段退出劳动力市场，既造成可变资本要素的绝对减少，又形成社会保障基金的持续性压力。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下难以根本解决，因为资本积累逻辑必然优先保障剩余价值生产，而非劳动者的全生命周期保障。当代老龄化危机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预见性判断，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结构性调整，而人口老龄化则使这种调整面临系统性风险。这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点，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的理论框架既保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内核，又为分析当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
2.2. 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的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展现出新的实践维度。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在代际结构变迁中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生产环节，老龄化直接重构着劳动力要素的供给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导致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弱化，倒逼生产领域的技术构成升级。在分配环节，代际公平成为核心议题。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面临赡养比恶化的结构性压力，促使三次分配体系进行深度调整。交换环节的市场形态呈现明显的年龄分层特征。老年群体对医疗保健、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的特殊需求，推动着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形式发生转变。消费环节的变革则最具根本性，老年群体从“生产主力”向“消费主体”的身份转换，使得消费结构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加速演进。
这种代际重构揭示了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辩证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重塑分配格局，分配制度的调整引导交换方向，交换渠道的创新刺激消费升级，而消费结构的变迁最终反作用于生产领域。因此用社会再生产理论来阐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3.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3.1. 现状
据统计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正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增长。老年人口的增加不仅带来了对养老、医疗等社会服务需求的快速上升，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家庭结构及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由此引发的问题，例如劳动力短缺、医疗资源紧张、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等，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3.2. 特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规模大且发展迅速、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首先表现出规模巨大且数量发展迅速的特征。与1990年相比，2019年60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接近1.5亿，到2039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高达4亿[3]。其次、人口老龄化地区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特点。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由东向西呈现区域梯次的特征。最后、从中国老龄化的状况来看长时间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从城乡分布看，我国的城市化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高于城市，农村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等严重问题[4]。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区域差异显著和城乡倒置的复合型特征，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也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严峻挑战。因此，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家庭支持的多元共治，才能实现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达成“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社会治理目标。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4.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老龄化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限制，而生产关系则需要适应老龄化带来的变化。
4.1.1. 老龄化对生产力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减少这一方面。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这对生产力的直接影响是减少了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资源；其次，表现在劳动力质量变化方面。虽然老年人的经验和技能在某些领域具有优势，但整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体力、反应速度和学习能力等会有所下降，这可能影响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然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终身学习的普及，老年劳动力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最后，表现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方面。老龄化可能促使企业和社会更加注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以替代或减少对传统劳动力的依赖。这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长期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短期内生产成本上升和就业压力增加。
4.1.2. 老龄化对生产关系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社会经济结构，尤其在劳动关系、分配关系和产权关系等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变革，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老龄化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议题。
首先，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老年劳动力的比例增加，这可能引发劳动关系的调整。例如，企业可能需要为老年员工提供更多的健康保障和灵活的工作安排，以适应其身体和心理特点。其次，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可能上升，这要求政府和企业重新考虑分配关系，以确保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时，老龄化也可能促进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分配制度的建立。最后，老龄化也可能会推动产权关系的变革，如通过遗产继承、赠与等方式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
此外，老龄化还可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从而间接影响产权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要求政府和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以适应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4.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矛盾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理论指出，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在老龄化社会中，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储蓄率下降的限制。
一方面，在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劳动力供给会逐渐减少。这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还可能限制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影响到整体经济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老龄化社会往往伴随着储蓄率的下降。这是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增加，而储蓄能力相对减弱。储蓄率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进而限制企业的投资能力和资本积累。这要求政府和企业加强资本投入和产业升级，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推动经济增长。
4.3.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调整
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理论，为我们理解老龄化社会中的经济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这四个环节确实需要针对性地调整，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机遇。
4.3.1. 生产环节进行产业结构优化
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应更加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和自动化水平，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可以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行业和岗位，如服务业、咨询业等，这些行业往往对体力要求较低，而更侧重于经验和专业知识。其次，注重老年产品开发：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市场对老年产品的需求也将增长。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推出更多符合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如健康食品、辅助生活设备、智能穿戴设备等，以满足老年人对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最后，进行人才培养与再培训：政府和企业应共同推动职业教育和再培训体系，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就业环境，特别是为即将退休的老年人提供再就业机会和培训，延长其职业生涯。
4.3.2. 分配环节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的当下，老年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其生活保障与财富分配问题备受关注。政府作为关键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肩负着重要职责。一方面，需要强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与管理，稳固养老金、医保等制度的可持续性，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要从宏观层面优化财富分配格局，利用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不仅缩小贫富差距，还引导社会财富向老年群体倾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福利事业，全方位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4.3.3. 交换环节细分市场与优化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的当下，老年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张，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交换环节作为企业与老年消费者对接的关键节点，对其进行细分市场与优化刻不容缓。一方面需要进行明确的市场细分与定位。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市场细分将更加明显。企业应深入研究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需求，精准定位市场，提供符合老年人期望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将电子商务线上与线下服务相结合。考虑到老年人可能对新技术接受程度有限，企业应结合电子商务的便利性和线下服务的亲切性，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安全的购物体验。
4.3.4. 消费环节促进消费观念的转变与增加精神文化的需求
随着老年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老年群体的消费行为与需求正发生深刻变革。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物质供给，对消费品质的追求日益凸显，消费观念逐渐从注重数量迈向质量，绿色、可持续的消费理念也愈发契合他们的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洞察并顺应这些变化，是在老年市场取得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促进消费观念转变。老年人更注重健康、安全和品质，因此消费者应转变消费观念，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同时，倡导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减少浪费，保护环境。另一方面要注重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企业应提供更多适合老年人的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如旅游、教育、艺术欣赏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5. 对策建议
5.1. 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5.1.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人力资本积累
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一项制约因素就是高技术人才供应不足[5]。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一方面，政府应该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现有科技创新人才，可以通过提供合适的科研经费与科研平台，激励创新产出。对于新生代科技创新力量的培养，应该将重心投入到高校学科建设中，细分数字化转型专业设置，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企业也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制定相应人才政策，积极从海内外引入合适的专业人才。
5.1.2. 政府多措并举，提升创新水平
针对地区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现象，地方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利用好政府这只手。如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保护现有创新成果。同时也应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城市做好宣传和推广，积极吸引海内外创新型人才，扩大创新队伍。
5.2. 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5.2.1. 利用中国的经济优势和区域异质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各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而每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6]，像东部沿海地区老龄化相对更严重，而中西部地区进程稍缓。产业结构也大不相同，有的地区传统制造业占主导，有的则以服务业见长。鉴于此，制定产业政策需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例如东部的资金与技术流入中西部，助力当地产业升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各地区产业协同发展。
5.2.2. 顺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
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老年人口数量持续攀升，这一庞大群体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我们需深入挖掘老年人口在健康养生、生活服务、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多样化需求，比如研发智能健康监测设备、打造专业养老护理服务。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拓宽消费市场，鼓励企业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利用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从容应对老龄化挑战，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
5.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5.3.1. 实行多元化筹资渠道
在社会保障需求增长与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构建多元共担的资金筹集机制需突破传统路径依赖，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政府主导、市场参与、个人补充的协同筹资格局。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拓宽筹资渠道来缓解财政压力，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社会保障领域，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等，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在合理范围内适度提高社会保障缴费率，可以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从而缓解财政压力。但需要注意平衡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负担，避免对社会经济造成过大冲击。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监管，优化支出结构，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例如，可以加强对养老金、医疗保险等重点领域的投入，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重复建设。
5.3.2. 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
面对人口结构深度转型带来的制度性挑战，构建具有代际平衡功能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尤为重要。首先，深化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通过构建“基础保障 + 补充保险 + 商业养老”的复合型框架，形成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协同的养老保障格局。在夯实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上，重点培育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补充性保障项目，实现风险共担与责任均衡，有效缓解单一支柱的财政压力。其次，建立动态退休调节机制。结合人口结构变迁趋势与人力资源市场供需变化，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同步推行弹性退休政策框架，允许劳动者根据健康状况与职业特性自主选择退休时点，既提升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又增强养老金体系的代际公平性。最后，强化保障资金管理体系。构建全链条监管机制，运用智能监控平台实现基金运行透明化。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多元化投资策略，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比例和引入专业投资机构，提升社保基金收益水平。同时建立储备金动态调节机制，确保社会保障系统的长期偿付能力。
5.3.3.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在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双重驱动下，健全社会保障法治框架需以制度创新为引领，重点推进立法保障、服务升级与监管效能的三维协同。首要环节是强化法治化治理体系。加快修订《社会保险法》等基础性法律，形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法典。通过权利义务的法定化配置，明确政府、企业、个人三方主体的法律责任，特别注重老年人权益保护专章建设，确保制度运行的规范透明。其次，核心突破在于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依托“金保工程”升级智慧政务系统，构建“一网通办”智能服务平台。开发适老化数字界面与远程认证技术，推行社保业务“不见面办理”模式，构建覆盖咨询、申报、待遇领取的全周期服务网络，显著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能。最后，需完善动态监管机制。建立社保基金穿透式监管系统，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流向全程追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年度精算评估，构建包含充足性、可持续性、效率性三维度的绩效评估体系，通过制度化的动态调整机制保障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效运行。该改革路径通过制度供给、技术赋能、监管创新三重驱动，既提升了社会保障权益保障水平，又增强了制度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韧性。
6. 结语
人口老龄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挑战，其深层次影响已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维度。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老龄化现象背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新形态、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张力的加剧，以及社会再生产系统调整的必然性，并从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社会保障制度、产业升级和转型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将更加紧迫，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老龄事业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