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多元化合作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和健全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有利于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之路。
有学者指出，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有四个：一是基层党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村支部等；二是基层政府即乡镇政府；三是农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四是农村社会组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客体有三个：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事务和农村社会生活([1], p. 97)。除此之外，广大村民也应当同时被列为治理主体与客体。新乡贤在其中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作为个体，新乡贤可被归为村民，作为群体，新乡贤群体通常以小组、理事会等形式成为农村社会组织，同时作为乡村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而存在。
农村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在社会治理中是平等协商、合作互助的关系，是人民内部直接的关系。乡村治理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及农民等诸多行动者协力合作之下，依据法律、法规及政策，运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规范，主要借助组织手段、制度手段和文化手段三种治理手段，对农村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和管制，以实现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
从乡村治理的实践来看，乡镇政府乃至村党支部等体制内力量凭借具有的权威性占据更多政治资源，其他治理主体则更多倾向依靠文化资源、社会资源来参与乡村社会事务。而且由于乡村治理中长期存在的行政化倾向，部分乡镇政府依然坚持自上而下的工作运行模式，农村社会组织、村民的意愿经常被忽视，在村治过程中存在感低，明显被边缘化。新乡贤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则可有效改善这一局面，赋能乡村振兴。
2.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下新乡贤的角色与职能
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内生型经纪人[2]的角色。即新乡贤基于本土且服务于本土，在乡村社会扮演着多元化角色，同时受到村委会或乡镇政府的监督，有时也需执行政府的政策，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发挥作用。新乡贤对乡村治理的介入主要通过以下行动策略来实现：通过“打亲情牌”策略，新乡贤可以疏通关系，通过构筑情感堡垒巩固治理地位；通过“人情、面子”交往策略，新乡贤抓住农村普遍存在的“讲人情、好面子”的心理来维系礼尚往来的传统在乡村立足；通过亲民资源的输出使看得见的利益充分彰显，新乡贤能够调动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通过成立环境整治小组，新乡贤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作为调解小能手，新乡贤的存在是保证邻里和谐的重要手段。这些新乡贤或新乡贤组织在阅历、知识文化、经济政治资源各方面都具有优势，并且因为其知根知底，让村民非常信任，代表了部分村民的利益，成为村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代表，扮演“内生型经纪人”的角色。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有效帮助提高农村社会组织功效。“农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调解矛盾和化解民事纠纷、土地流转、计划生育、维护稳定等方面缺乏自治的社会组织力量。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3]。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乡贤们或选择参与已有的农村社会组织，或选择组建新乡贤为主的农村社会组织，如乡贤理事会、公益理事会、经济合作组织等等。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资源，在治理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相较于普通村民能够获得更多更全的有效信息，目光所及更具战略思维，以此带领乡村不断前进([1], p. 99)。另一方面，新乡贤作为乡村的“内生型经纪人”，同各类企业就公益慈善、文化艺术等共同关心的领域，可通过主题推广、活动赞助、联合经营等多种方式，同其开展合作，进行彼此间资源的流动、互补与整合，实现互利共赢。这些新乡贤或新乡贤组织也可帮助其它农村社会组织制定清晰的管理办法，梳理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合作关系，优化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强化农村社会组织自身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建设，有效规划自身的成长建设，提高农村社会组织功效，服务于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有效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性。当前，我国乡村面临着治理资源内卷化，村民对村委会不信任，村民民主参与积极性不高，村庄内部缺少利益平衡机制，集体合作很困难，直接惠及当地村民的民生项目很难开展[4]。新乡贤的参与则会为其带来改变。一方面新乡贤作为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之一，其组织团体可以争取政府部门向其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形成正式化和制度化的契约关系，通过承接政府下放的公共服务职能，获得制度、资金、项目等方面的稳定支持。进而扩大其参与公共治理的功能涉及面，覆盖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性。新乡贤不仅在配合施政、建言献策等方面发声；而且在公共服务提供、公共资源保障、公共设施建设与维护等方面出力；特别是在乡情联谊、公益慈善、服务同乡、研究整理家乡历史文献、支持家乡文艺传承发展等方面，新乡贤及其组织团体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在阅历、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新乡贤较普通村民更具备强烈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对乡村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形成有效地制约[5]，进一步获得村民更高程度的信服。新乡贤通过发挥其权威与榜样作用，可提高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有效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同时新乡贤通过协助搭建党组织领导的协商小组等形式，畅通和拓宽农村事务参与渠道，村民的真实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性得到有效增强。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有效丰富农村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从广义上说，是指人们从事的一切生存活动，既包括人们消费活动、精神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包括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狭义上说，主要是指人们消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产品的活动，以及人们在生活上的联系和交往活动，也称为日常生活或闲暇生活([1], p. 96)。自古以来，农村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方面都表现突出。农民生活简单，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但农村文化生活欠缺，缺乏文化娱乐。一方面，新乡贤发挥其文化引领作用及治理方面的作用，能对广大村民的素质加以影响，使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让他们理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理念并遵守要求([1], p. 99)。”也有新乡贤充当村民与村两委的中介人，他们希望通过协助村两委落实相关政策，协调两者的关系，缓解矛盾，维护村庄秩序或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或资源，以此获得村民的道德认同或者是换取其他资源。另一方面，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极大丰富乡村精神产品供给，有知识文化的新乡贤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另一方面也是时代价值观的传播者与践行者，是村庄有影响力的文化标杆。新乡贤通常擅长资源优化整合、人际关系，进而在乡情联谊、公益慈善、研究整理当地历史文献、支持本土文艺传承发展方面为村庄争取更多资源，丰富农村社会生活。
3. 新时代“三治合一”中新乡贤的角色与职能
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发挥德治的主导功能。新乡贤可以弥补现行德治结构主体缺失的问题。在推行乡村德治的过程中，新乡贤可以帮助传承与弘扬优秀民俗文化，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新乡贤在无形中以其自身的品行涵养激励民众认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遵守规则和法律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村民中树立榜样和权威带头遵纪守法，是乡风文明的教化者。新乡贤可以督促村务和民众遵循法理人伦和道德规范，是乡村道德的隐性监督人。作为乡村德治推行的治理主体，新乡贤能够充分发挥道德协商的优势，化解治理困境，并引领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新乡贤同时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客体，提高村民自治参与度与深度。以德清县东衡村为例，该地乡贤参事会吸收“本土”、“外出”、“外来”三类乡村精英[6]，有效扩展了当地的治理参与范围。这些新乡贤作为村民代表进行传达与协商议事，成为村委会、政府与村民间的沟通纽带，极大激发村民自治的参与度。新乡贤凭借自身的权威性与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帮助整合村民意见达成共识，深化村民参与集体决策、公共事务的深度。综合来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监督基层政府权力行使，协助村委会处理公共事务，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村庄自治协同共治平台，以道德协商的方式成功化解基层政权体系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间的结构性矛盾。
新乡贤作为道德权威，深化乡村法治，弥补法律缺位。乡村法治困境主要在于村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法治意识淡薄，乡村法治宣传与实施难度大程度低。新乡贤则可借助其道德权威的身份，示范引导村民依法协商拟定村规民约，建立法律法规与地方性乡土习俗之间的沟通桥梁，使村规民约成为法律的延伸载体。在协商制定的过程中，村民逐渐形成对法律权威的信仰，法律意识增强，深化法治下乡。德清县雷甸镇洋北村的乡贤参事会参与村规民约制定与实施[7]便是典型。另一方面，道德监督是法律与司法监管的补充[8]，新乡贤作为乡村道德的隐性监督人，可帮助规范村干部行为与公共事务公共决策，使其更符合法治要求的乡贤参事会履行监督“村两委”决策的责任，使村庄决策的科学性及法治程度得到提升，进而规范村干部行为符合“法治”要求。
4.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的基本举措与成效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rural sages council in the rural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in Yunfu city [9]
图1. 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参与乡村基层协商民主决策流程图[9]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ree-stage and eight-step method” widely used in the Deqing rural sages council [10]
图2. 德清乡贤参事会中广泛使用的“三段八步法”示意图[10]
在大量的地方实践中，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主要通过个体参与和群体参与的方式，在乡村基层民主治理、乡村经济水平发展、乡村文化发展与传承、乡村社会秩序维护与治理、乡村生态文明保护等方面，发挥支持、组织、参与、促进、引领的作用，实现其治理职能。
首先，新乡贤通过构建“村(居)委会 + 新乡贤理事会(参事会) + 村(居)规民约 + 村(居)民”的模式，参与乡村民主治理，实现了基层自治发展、乡村法治加强，帮助营造乡村良好政治生态，建构乡村新型治理格局。在大量的地方实践中，乡贤的治理参与多以乡贤理事会的形式实现。乡贤理事会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构建“村(居)委会 + 新乡贤理事会(参事会) + 村(居)规民约 + 村(居)民”的模式，积极参与到乡村基层民主协商的实践中，促进传统一元管理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积极转变，进一步推进乡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新乡贤通过上述形式参与到本地的乡村治理工作中，发挥其政治素养和治理能力，成为了党政与群众之间的“联络员”、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解员”、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的“监督员”、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员”，协助乡村基层治理工作如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重大事项稳步推进。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浙江德清乡贤参事会为例(如图1、图2)，乡贤理事会在明确村党组织的领导权、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权、村“两委”的执行权的前提下，增设了乡贤理事会的参议权，以“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为目标，协助推动群众参与乡村基层社会建设及管理，完善了村级自主架构，实现了基层自治发展，建构乡村新型政治格局。
其次，新乡贤通过构建“新乡贤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或“新乡贤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参与乡村经济建设，实现了先富带后富，助力乡村产业升级，大力提高了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乡贤积极参与基层经济建设，通过投资兴办各类产业项目，如农旅、建材等，利用自身资源带动了本地本村产业发展、助力招商引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新乡贤群体通过“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11]，在巩固脱贫攻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江西省寻乌县的“新乡贤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江西省靖安县的“新乡贤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为例，新乡贤群体中的企业家以其所成立的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平台，同农户进行规模化合作，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良种植方式、推广科学管理等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当地资源开发、村民就业致富。同时，新乡贤在资金、市场信息、生产技术的把握上具有较强的优势，能够更为广泛、快速地获取产业相关的市场信息。因此，新乡贤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多种资源的引入，实现当地传统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达到资源利用的高效与纵向深入。其通过整合资源、有效合理的进行平台创新构建，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如“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乡村特色品牌[12]。
第三。新乡贤通过整理地方文史资料、组织村落公共文化活动、组建公益基金嘉言懿行，积极参与文明乡村建设，切实做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提高村民对当地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提高村落凝聚力，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以山西阳城县为例，当地部分新乡贤群体充分利用当地乡土文化资源，致力于地方文史工作，笔耕不辍，从正式出版的著作到报纸刊登的文章，再到文史资料的整理和诗词歌赋的写作，涉猎极广，记录下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1。依托于此，更有新乡贤自掏腰包，忙碌奔走、搜集资料，筹建起各类纪念馆或文化站，如孔池村陈吉锁所建晋城市首家毛主席像章陈列馆、横河镇郝海龙筹建晋豫边抗日纪念馆。这些实际举措极大开发了乡土文化资源，有效提高本地乡民对地方社会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另有一类新乡贤则热衷于组织举办村落公共文化活动，如东冶镇独泉村村民范宏斌在当地村两委的支持下，在村里组建了女子乐队、儿童八音会乐队、跳舞学习班和老年广场舞队等，活动的开展既保护了村落文化遗产，又为缺少村落公共生活的村民提供了交流与聚会的机会，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各地新乡贤也常见以公益基金会的形式，筹集资金开展助老、助学、助残、助贫等慈善活动，嘉言懿行，感化民众，传承优良家风、营造文明乡风，引导广大村民摒弃陈规陋习，使乡村移风易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第四，新乡贤通过自发参与乡村公共建设、主动开展民间调解工作，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能够弥补村落公共建设与公共服务缺失、促进矛盾调解和社会稳定，村内文明实现极大改善，邻里和睦，团结友爱，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公共建设方面，大量的新乡贤投身公益事业建设，参与各类公益慈善活动，在爱心助学、疫情防控、修桥修路、脱贫攻坚等方面捐款、捐物，如四川省盐亭县富驿镇的新乡贤何明盛2018年带领家人捐资700万元在本村建设“天地人和民怡园”[13]，为村里老人养老助力。在社会治理方面，以湖南省长沙市茶亭镇静慎村为例，该村以党建引领、乡贤共建为核心，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非公经济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组成的乡贤统战协作下，通过构建以乡贤治理主力军的“九贤治村”乡村治理架构，形成了以乡贤为主体的治村机制。“九贤”由党员之家、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环境卫生理事会、六老宣讲团、军人抢险队、兴学堂、快乐静慎健康协会等组织组成，各司其职，积极参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整治、移风易俗、乡贤文化建设等工作。尤其是六老宣讲团作为矛盾调解的主力，在安全防控、基本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维护以及社会矛盾冲突等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对谈、劝导等方式，有效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为乡村社会稳定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新乡贤的社会参与“在乡风涵养、教化民风、稳定秩序以及塑造名片上起着重要的作用”[14]。
Figure 3. Model diagram of the “nine sages governing the village” in jingshen village, chating town,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图3. 湖南省长沙市茶亭镇静慎村“九贤治村”模式图
最后，新乡贤通过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组织生态公益活动，参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村民生态观念转变，极大助力乡村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与开放，改变村容村貌、美化乡村生态，发挥乡村生态经济创造力。新乡贤用自身的优势引领乡村生态发展，主要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组织公益活动参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新乡贤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来参与乡村的生态建设。近代以来，乡村的二、三产业比重增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乡贤有思想，有能力，能充分调动资源，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的投入，为乡村生态环境的修复、保护提供了支持。同时，新乡贤也积极参与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开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面对中等收入群体引领的消费趋势自以往以房子、车子和豪华旅游为主的传统消费结构，向绿色消费转变，追求生命价值化[15]，乡村生态资源发展利用迎来新契机，新乡贤积极参与其中，开发旅游业、建设生态文化小镇等，发挥乡村生态经济创造力，将乡村的环境与经济发展构建成为循环良性的系统，不断增强内生动力。这一模式既拉动乡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创收，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稳定、还保护了乡村的原生态环境。新乡贤组织公益活动，引领乡村人民培养生态环保的观念。新乡贤群体对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的观念更为了解，这种理念可以开阔乡村发展的视野，得到保守民众的支持。同时新乡贤有浓厚的乡土情怀，无论在场与否，他们对反哺乡里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会通过组织公益活动，带领村民整治卫生、种花植树，改变村容村貌、改善人居环境。新乡贤还能教化村民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让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新乡贤能倡导村民形成绿色消费的消费观念，养成保护环境的习惯。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扮演内生型经纪人角色，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价值。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乡村发展的各个层面，更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深远意义。在治理体系上，助力“三治合一”，推动德治、村民自治与法治协同发展。实践中，通过多种模式参与乡村各领域建设。在政治上，构建治理模式推动基层自治；经济上，助力产业升级实现先富带后富；文化上，弘扬文化增强村民认同；社会治理上，弥补公共服务缺失促稳定；生态文明建设上，推动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未来，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与模式，充分发挥其优势，为乡村治理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NOTES
1正如田澍中所说：“古润城人才辈出，今润城后继有人。张家庆致力于古文化研究，张安明致力于诗词创作、书法艺术和基层研究；延清泉、石永昌等书法造诣极深；程天麟孜孜不倦搜集整理谚语俗语、民间故事……”出自田澍中为张家庆《千年流韵——沁河流域传统节日的风俗特征·民间故事》一书所作序中。田澍中(1952-)男，沁水人，作家，写过众多关于沁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著作《史山传奇》《梦回沁水》《润城古代诗文选编》《科甲连绵——明清时期沁河流域的科举入仕高潮》《润城雄风》《明月清风》等，与阳城地方学者联系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