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中都是标志性的伟人，他们的观点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伦理和道德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持有丰富且深入的道德教育观点。尽管孔子和苏格拉底生活在相近的历史时期，但由于他们分别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中，以及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并不完全相同，这使得他们的思维方式各有其独特之处。即便如此，他们在教育观念上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他们的道德教育观念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洞察中西文化在道德教育方面的价值观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这不只是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东方和西方的道德教育观念，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道德教育体系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2. 追本溯源：孔子与苏格拉底德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 追本：共有的社会背景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孔子出生在公元(551~479)年，正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阶段。社会形态更替往往伴随着社会大动荡，奴隶社会晚期，群雄争霸，礼乐崩坏，社会亟待焕然一新[1]。苏格拉底出生在公元(469~399)年，古希腊雅典民主制走向衰落的时期。雅典的战事屡次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31年，并在公元前404年终止，这场战争最终以雅典的全面失利作为结束。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乱，经济的凋敝、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好像腐蚀剂一样，腐蚀着人们的心灵，社会道德从此开始堕落[2]。孔子和苏格拉底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也往往是思想迸发期，孔子和苏格拉底二者都在为国家走出社会动乱、经世治国寻找救国良方。
(二) 溯源：各自的异域环境
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处时代主要差别体现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重大变革。随着生产工具如铁犁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同时封建主义的经济模式也开始浮现；在政治舞台上，各个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社会的不稳定；在文化领域，各种观点纷繁复杂，孔子所倡导的“仁”和因材施教的道德教育观念逐渐流行，他所倡导的仁政理念是为了满足奴隶主和贵族维护国家稳定的需求。
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奴隶社会末期，长期的战争使得经济凋零，但此时已经出现了工商业，工商业的出现促进文化发展；政治上伴随梭伦改革结束，雅典民主制度开始衰退，社会风气逐渐恶化，极端民主制导致社会动乱；在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放纵和奢侈行为日益盛行，大家都在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传统的宗教信仰已经受到挑战，但那时在雅典活跃的智者却大力宣扬那种没有原则、没有对错、没有道德的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他们认为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3]。苏格拉底宣称自己是一头“牛虻”，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激励、劝导和批评”，以此来激励雅典这匹已经变得懒散的壮马[4]。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以及提倡“助产术”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社会背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都处在社会动荡时期，但他们都为拯救人们信仰，挽救社会危机做出自身贡献。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节点，中西方思想异常活跃，尽管我们国家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但仍然有一些不良思想充斥整个社会，影响青年一代，所以，此时重提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思想，借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处在不同时代，但最终目标都是建立一个和谐、民主、充满友善的社会。
3. 殊途同归：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思想特征
尽管孔子和苏格拉底在社会背景上有很多相似点，但由于他们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他们的德育方法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和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教育活动的普遍特点和固有规律，而其差异性则揭示了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中西文化中独特的生活习惯、文化遗产、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差异[5]。
(一) 殊途：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思想的不同之处
1) 从德育出发点说
孔子是为培养贤人、君子，维护社会稳定；苏格拉底旨在培养个人的智慧，发挥个人潜力，实现物质财富自由。孔子在道德教育领域中，特别强调对学生道德自我认知的培育。他对德育的内容进行了精心地策划，追求达到“圣人”的境地，并高度尊重君子的人格特质[6]。另外，倡导“为政以德”的理念。孔子围绕“为政以德”这一核心，展开了政治教育，其中包括了以“为政以德”为基础的治国路线教育、强调惠民教民的民本观念教育，以及倡导孝亲报国的爱国主义教育[7]。在西周的早期阶段，“德”的思想已经广为接受。周公所倡导的“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理念构成了周礼的道德根基[8]。孔子沿袭并进一步弘扬了西周的道德治理传统，他坚信道德的导向和礼教的规范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政治手段，因此，政治应当首先作为一个教育和感化的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制度或法令。为了实现德治仁政的社会愿景，孔子率先创立了私学，并对《诗》和《书》进行了修订，期望通过广泛的人才培养来实现这一目标。
苏格拉底观察到雅典表面上看似兴旺，但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他自称为“马虻”，并计划用自己的尖刺唤醒这匹沉睡中的雅典马，以唤醒雅典的市民。从他步入中年的那一刻起，他便肩负起了社会教育的巨大使命，并持续数十年不断地致力于为广大社会民众提供道德教育。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教育家都曾提到过苏格拉底。如色诺芬描述的那样：“苏格拉底有着在公众场合频繁露面的习惯，他乐于在清晨时分前往那里进行散步和体育活动。随着市场上的人数不断增加，他总是会出现在那里，他会经常发表演讲，确保每一个喜欢的人都能毫无拘束地聆听他的讲话[9]。”
2) 从德育内容谈
孔子的德育思想主要是“仁”，即“仁爱”、“仁政”；苏格拉底德育思想是“善”，即“善德”，且“善”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德性就是知识”[10]。孔子始终将“仁”视为最重要的品质，对于苏格拉底：“我们不能一天不讨论善和其他各种话题。”[11]孔子的道德教育观点以“仁爱”作为其核心理念。在《论语》中，“仁”这个字被提及的次数高达109次，这足以证明“仁爱”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12]。仁，作为众多德性的集大成，既是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然表露，也代表着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孔子曾言：“若是没有仁德，礼制又有何用？”这里，仁与礼分别代表着内在的德性和外在的规范[13]。以及《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仁爱思想的表现。“仁”的存在有助于塑造一个诚实、友好、相互关心和帮助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仁德”是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治理实践中，“仁政”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推崇，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幸福生活[14]。
苏格拉底对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即人的灵魂和行为中的“善”。他认为“善”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可以与自然哲学中的“始基”和“本原”相提并论。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知行一致论”则成为现代伦理学最基本、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于“善”这一理念的深入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对所有事物本质的最基本的认识。“善”根植于美德与知识之中，据此，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苏格拉底所倡导的以知识为本的善，彰显了智慧与知识的尊崇，强调了对人、事及善德的深刻认知。他论述道：“智者恒行美善之事，而愚者则无法成就美善。”所以他德育基本内容是围绕培养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储备、充满哲学智慧的人才[15]。苏格拉底与孔子，二者皆毕生致力于探寻人心内在的道德准则，分别以“德性”及“仁”概念表征之。
3) 从德育方式上讲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注重启发式教育，但孔子主张循循善诱、引导式教学；苏格拉底采用“产婆术”[16]，问答法教学[17]。孔子直接谈论启发，主要就是《论语·述而》中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后人对这一阐述都有不同的看法。如东汉学者郑玄所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启而发之，以深其识思”(《十三经注疏》)。宋代朱熹则认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者，开其意也；发者，达其辞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待其诚至而后告之……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不能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论语集注》)。从此处观之，孔子所倡导的启发式教学，旨在使学生置于“愤”与“悱”之境，且其启发含有预设之要素，意在将自身对某问题之既定认知阐释于学生[18]。一步步引导学生说出正确答案。
苏格拉底认为人是无知的，他主张“个体应承认自身的知识局限性，对于所讨论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视自己为探索求知者，而非向他人传授知识的全能权威”[19]。苏格拉底与孔子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多种善良和理智的品质，都可以得出正确的见解和结论，但要完全表达这些观点，还需要有人的帮助和指导。因此，教育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并非是传递真实的知识或替代学生进行解释，而是通过提出问题和给予指导，帮助他们挖掘和理解那些已经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知识。因此，他视教育者为“智慧的助产婆”和“助力真理诞生”的人。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标，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地提出问题，并持续地给与他们交流的人带来激励[20]，通过启示性的提问方式，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认知中的不一致或缺陷，从而打破他们的自视甚高的心态，并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肤浅，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知识和掌握这个世界[21]。从这可看出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方式明显的不同，孔子的引导式教学在引导学生之前有预设的答案，启发学生思考并得出正确答案，而苏格拉底是没有事先预设，在和学生共同探讨的过程中得出合适的答案。
(二) 同归：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思想的相同之处
1) 德育的最终指向相同
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思想的目的最终都是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他们对人的关怀最终汇聚于对人的伦理品质的培养。正如孔子思想之精髓在于培育具备仁德品质的“君子”，孔子采纳了他的“仁”思想来推广道德教育，并将之融入国家治理，即“以德治国”(《论语·为政》)。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君子”，这指的是那些身处官职、领取俸禄并且秉持仁道行事的人。从根本上讲，这样的君子实质上是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官员。子夏的言论“学而优则仕”准确地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目标[22]。对于苏格拉底，则是反复强调“尽可能做一个好人”，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人”[11] (p. 425)。苏格拉底乃西方史上首位专家治国论之倡导者，对雅典城邦以抽签遴选官员之制颇有微词。其主张个体应受“专门知识者之见解所引领与塑造”。苏格拉底生平仅涉足政治活动一回，余时皆倾注于哲学与教育之发展。彼视教育为培育治国英才之途径，较之以己从政更为关键。苏格拉底认为教育之功能在于开掘人性之潜能，旨在造就兼具美德与广博学识之治国者，教育之使命则在于涵养美德、探索知识及促进健康[23]。孔子的观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均为道德的阐述。前者以“仁”为核心，后者则以知、情、意为主线。尽管这两者在道德原则的描述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核心功能是相同的，那就是统一并多样化的德育目标，并基于此来解释日常道德行为的共性[8]。尽管所处时代不同，关于道德的表述也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
2) 德育的实施方式相同
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他们的一生中都致力于推进道德教育的事业，旨在通过教育途径达成其理想社会的构想[3]。并采用启发式教学来阐述德育思想。对于苏格拉底，有学者评价道：若论教育领域的圣徒，苏格拉底当仁不让。此归因于他作为教师所展现出的卓越美德[24]。孔子和苏格拉底都通过解答未知的问题来启发学生，使他们感到困惑，但他们通常不会直接给出明确的结论，而侧重于引导学生回答问题，并随之展开个别化的互动教学，形式均为口头对话，且均未留下书面著作。其中，孔子在《论语·述而》中的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角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成为了他“启发式”教学的显著特点。他提倡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从简单到复杂，层层递进，逐渐提升学生在知识储备和思考能力方面的水平[25]。苏格拉底所采纳的“产婆术”式的表达方式与孔子的“启发式”方法在价值追求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差异。孔子主张“仁政”，而苏格拉底则认为“仁政”应该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苏格拉底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探讨，不断地引入歧义以激发对方的思考，这导致了对方的矛盾和困惑。接着，他倡导双方独立地寻求正确的解答，并在教育过程中强调双方的深度反思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提问，旨在激发学生的积极参与精神[1]。
3) 德育的指导思想相同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并主张将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孔子在《论语》里说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说明思考与学习是相互补充的。关于学与思的关系，孔子还指出：“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此亦彰显孔子认为思考应基于学习之上，并着重实践，学习之后需及时反思。苏格拉底也高度重视“学思结合”的理念，他认为人们未能找到真理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思熟虑。因此，他主张引导学生逐步思考，促其承认无知，待对方领悟得出荒谬结论之缘由后，错误答案自行修正，从而得出正确结论[26]。在思考过程中获得真知，破除迷茫和无知。
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指导思想目的和今天中国课堂培养目标相同。在考察黑龙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述了“新质生产力”这一理念。这一思想主张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优化组合的质的飞跃作为其核心含义[27]。尤其是新的劳动者指的是创新型劳动者，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期，单纯填鸭式教学已经满足不了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所以，作为教育主阵地，课堂教育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以培养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的人才为己任。
4. “道”“器”相统：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思想对中国德育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基于古代哲学家所提倡的“道器相统”的理念，将“道”和“器”视为同一核心概念。“道”是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的体现，而“器”则是指人所具备的能够发挥其作用的物质形态或功能形式。在《周易·系辞上》这本书中，这一概念首次得到了详细的解释：“道在形而上，而器在形下。”它表明“道”是由“器之大用”发展而来的，而“器”则是对“道”的补充和完善。孔子进一步将“道”细分为“大道”和“小道”，并在《礼记·礼运》中详细解释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同时在《论语·卫灵公》中也提出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观点。“道”与器同为一个概念，但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两种不同意义的价值追求。孔子不仅坚持“道器合一”的哲学观点，还展示了“重视道而轻视器”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儒家对人的认识存在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至内逐步深化的过程。王夫之提出了“无其器则无其道”和“尽器则道在其中”的观点，他认为“道”和“器”分别代表了普遍的本质和特殊的表象，这两者之间存在深厚的依赖关系。在西方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的改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道”与“器”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关于“道”与“器”的诠释和讨论从未停止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其核心思想是把“道”看作是生命的基石和所有事物的起源。在“道”的引导下，“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两者都坚守“道器相统”的理念。本研究旨在从“本”与“末”的视角深入探索“道”与“器”，这两者代表了德育教育的核心思想和其教学策略的最终目标。
(一) “道”的追寻：当前中国德育思想的理念
“道”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髓，宇宙间一切事物都依照各自的道而行。这个观念主要反映在“天道”、“地道”和“人道”这几个方面。在这一哲学命题中，“天”与“地”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而“人道”则是整个宇宙系统的内在动力。“道”不只是所有事物存在的根基和现实世界的基石，它还象征着社会的理想状态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28]。所以“道”是方向、原则，老子也在《道德经》中提到“道可道、名可名，非常名”。就孔子和苏格拉底来谈论，二者生活环境不同，国家情况也不同，但二者都提倡提过启发式教育来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二者最终旨归一样，都为国家服务，这也体现了“道”的统一。尤其是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注重发挥教育的作用，但二者在教育方式不尽相同，孔子注重引导式教学，苏格拉底注重诱发式教学，这些教育观念与我国旨在培养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杰出人才的目标高度一致，方式不同也是为了使用不用的国情，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这也启示我们，德育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苏格拉底式或者孔子式教育方法，“道”是统一的，但“器”的追寻永未停止。
(二) “器”的迎合：当前中国德育方式的追求
“器”这个词不仅可以指代特定的工具，还可以代表抽象的技巧和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器”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表达情感等活动不可或缺的媒介或载体。更明确地说，“器”是在“道”思想的引导下逐渐形成的。在此基础上的“器用”即是对“道”的实践和应用。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道器相统”的理念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推崇，“道”和“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选择“器”时，应遵循“道”，而在特定的程度上，“道”能够推动“器”的变革。“道”之追寻仅具理念支撑之功，实践施行尚需借助“器”，只有在方法和手段的各个方面，我们才能达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因此，“以礼为体、以德为先”是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通过对比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德育方法，我们可以为中国当前的德育教育在“工具”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方向，但这需要以启示性的“道”为基础。首先，课堂须重视德育作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善思、创新之德育人才为核心理念。其次，注重“器”之运用，应针对教育阶段差异，提出相应教学法，教师在施教时，既要保障学生言论自由，又需遵循一定准则，既不严苛亦不放任，原则性地引导学生自由发挥，此即“器”在抽象层面的方式与手段，与卢梭《爱弥儿》中所述的自由主义的教育观念与之高度一致。最终，教育工作者需要高度重视自己作为榜样的角色，为了优化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的总体氛围，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道”的原则来掌握“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当前的德育教学实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