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如今，家庭背景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教育公平的核心议题，且中学生学业成绩能够客观反映我国人才教育质量与未来国家人才资源储备情况，因而中学生学业成绩发展水平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教育问题，同时教育公平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构的奠基石。

家庭教育环境是影响学生成绩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根据Bronfenbrenner和Morris (1979)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受到嵌套式环境系统(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交互影响。家庭作为微观系统的核心，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通过资源分配、教育支持和文化资本等途径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发展轨迹。与此同时，发展情境理论(Lerner, 2002)强调个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认为青少年的未来取向(如目标设定、规划能力)是其在特定情境中与家庭资源互动的产物。

因此，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将家庭SES视为微观系统的核心变量，同时结合发展情境理论，探讨未来取向如何作为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中介机制，解释SES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路径。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减少不同家庭SES学生的学业差距，打开教育再生产的黑箱，促进教育结果公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湖北省武汉市某所普通高中在校生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经剔除不符合要求的答卷后，得到有效样本257份，问卷回收率为98.84%。在样本的基本特征方面，男性受访者有135名，女性受访者122名。按年级划分，其中高三年级90人，高二年级75人，高一年级9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以往国内的研究者，在对SES的测量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了三项指标，其中包含家庭的收入、职业、学历等指标(任春荣，2010)。因而，本次研究将参考陆学艺的《当代中国阶层研究报告》本研究将职业分为：1) 无业、临时工；2) 农民牧民；3) 初级劳动者(保洁、保安)；4) 普通工人；5) 技术工人；6) 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如售货员、中介)；7) 个体工商户；8) 一般职工、办事(银行出纳、图书管理员)；9) 会计、护士、程序员等技术性工作者；10) 医生、律师、中小学教师；11) 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12) 事业单位、公司(企业)领导/干部；13) 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五个等级：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职高；4) 大专/职专；5) 本科及以上。

依据《2023年武汉市经济运行状况》，该年度武汉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105元，而全年居民人均总收入达到110,134元。然而，考虑到武汉市不同区域(如中心城区、远城区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成本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参考了分区域的家庭收入统计数据，以及对不同类型家庭(如单身家庭、多代同堂家庭、特殊职业家庭等)的收入调查结果。在此基础上，以5000元为中间值，将家庭收入这一块划分为4个区间：1) 4000元及以下(主要适用于部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远城区以及一些低收入家庭群体，如部分无稳定工作的个体经营者和低收入蓝领家庭等)；2) 4001~8000元(涵盖了大部分普通居民家庭，包括中等收入水平的在职员工家庭和一些小型个体商户家庭等)；3) 8001~10000元(这一区间可能包含部分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或从事相对稳定中等收入职业的家庭，如技术工人家庭、基层公务员家庭等)；4) 10000元以上(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较好区域的高收入家庭、企业高管家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家庭等)。以上指标均只采用父母中得分最高的一方，例如只取父母中受教育、职业得分最高的一位。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对多层次环境系统的关注，本研究从家庭收入、职业和学历三个维度综合评估SES (任春荣，2010)，以反映微观系统中家庭资源的多样性。因此，本研究采用Z-score法计算SES的综合得分。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家庭收入、职业和学历这三个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关性均显著。具体而言，相关系数范围为0.594至0.768，表明这些指标之间存在中度到高度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各指标的方向一致，但彼此间具有独特性，不可相互替代。此外，每个指标与总分的相关性同样显著，相关系数在0.689至0.783之间，呈现高度正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各指标与总体概念的一致性。

2.2.2. 未来取向问卷

根据发展情境理论对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的强调(Lerner, 2002)，未来取向的测量不仅包含认知和情感维度，还纳入了意志行为维度(如目标规划、行动坚持)，以研究青少年在资源约束下对未来发展的主动适应过程。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刘霞等，2011)设计的未来取向量表，该量表涵盖了未来情感、未来认知以及未来意志行动三个维度。经过适当的修订与优化后，最终形成的问卷包含31个测量条目。在评估方式上，采用五级自我评分量表进行评估，评价指标依次为：“完全不符”(1分)、“较不相符”(2分)、“不确定”(3分)、“较相符”(4分)以及“完全符合”(5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的未来取向水平越显著。此外，通过统计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7，表明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2.3. 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不仅是评估一个学生学习质量的证明，同时也是评估一个学校教学质量高低的一个有效因素。本次研究所用到的学业成绩是调研学校期中统考的成绩，包括数学、语文、英语三门学科，并用Z分数法来获得学生的学业成绩，总分越高，表示学生的学业成绩越好；反之，学业成绩就越低，学业成绩皆为连续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测量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测，检验结果表明初始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比例为19.9%，低于40%的标准阈值(Podsakoff et al., 2003)。这一结果显示研究中测量变量之间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3.2. 高中生未来取向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该校257名高中生的未来取向数据，其中总体平均得分为3.42分。在二阶因子中，学生的未来认知得分最高(M = 3.49)，其次是未来情感(M = 3.41)和未来意志行为(M = 3.34)。这些结果表明，高中生的未来取向及其各维度均高于量表设定的中点值3.0分。

为考察人口学变量对未来取向的影响，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男生(M = 3.413, SD = 0.434)与女生(M = 3.485, SD = 0.387)的未来取向得分未呈现显著差异(t = −1.392, p > 0.05)。此外，进一步对不同年级学生的未来取向进行方差分析发现，高三学生(M = 3.474, SD = 0.455)、高二学生(M = 3.443, SD = 0.453)和高一学生(M = 3.413, SD = 0.343)之间的得分也未呈现显著性差异(F = 0.561, p > 0.05, df = 2)。

3.3. 变量间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分析

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本研究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来取向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β = 0.2, p < 0.001)，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未来取向发展(β = 0.3, p < 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未来取向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 = 0.2, p < 0.001)。这些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直接作用于学业成就，还通过影响个体的未来取向间接促进其学业表现(见表1)。

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between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间的回归分析表

注：**p < 0.01。

通过应用PROCESS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未来取向在个体的SES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 = 0.06，Bootstrap标准误为0.02)。与此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还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c' = 0.2，Bootstrap标准误为0.05)。因此，未来取向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3.08%。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future orientation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图1. 未来取向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4. 讨论

4.1. 高中生未来取向现状

研究发现，高中生的未来取向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研究结果表明，高三学生的未来取向相较于高一和高二年级呈现更为显著的优势，这一结论与相关研究(于凤杰等，2013)的结果保持一致。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高年级学生在生理成熟度及心理发展水平方面已达到更高层次，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规划未来发展。其次，在教育阶段的进程安排中，高年级学生需要更早地面对升学选择、职业规划等重要决策，这些外部环境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其未来取向的发展(张晓玲，2020)。因此，随着学段年级的提升，学生的未来取向水平通常会随之增强。

其中本研究中未来认知维度得分最高3.49，其次是未来情感维度3.41，未来意志行为维度得分最低3.34 (以上维度得分最高分均为5分)。这表明高中生对未来有一定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但在实际行动和计划性方面相对较弱(刘诗薇，2016)。

此外，研究发现高中生的未来取向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可能源于现代非性别差异化的教育，使得男生女生同样获得思考未来的机会(张玲玲，2005)。

4.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来取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学生的未来取向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具体而言，较高的SES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未来的预期，还在教育期望、职业规划以及时间管理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基于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79)，家庭SES作为微观系统的核心要素，通过直接提供物质资源(如教育投入、学习工具)和间接传递文化资本(如父母的教育期望、职业价值观)影响青少年的发展。与此同时，发展情境理论(Lerner, 2002)进一步揭示，家庭SES的差异会塑造青少年对未来发展的认知框架和行为策略。例如，高SES家庭通过稳定的经济支持和积极的未来预期，促进青少年形成长远目标(未来认知)和行动规划(未来意志行为)；而低SES家庭因资源限制，可能迫使青少年更关注当下需求，削弱其未来取向的深度(Neblett & Cortina, 2006)。本研究发现的未来取向部分中介效应(23.08%)验证了这一理论路径：家庭SES通过塑造未来取向这一情境化心理机制，间接影响学业成绩。这一结果不仅支持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79)中环境系统对个体发展的层级影响，也反映了发展情境理论(Lerner, 2002)关于个体与环境动态交互的核心观点。相关研究表明，父母职业状况较好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更高的自信心，并对未来持有积极预期。与之相比，父母职业状况较差的青少年则在未来的思考深度、职业规划清晰度等方面表现较弱(Neblett & Cortina, 2006)。这一发现与(Nurmi, 1987)的研究结果一致。从整体来看，家庭SES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体健康、认知能力、学业成就和社会情感等多个维度。值得注意的是，SES越低的个体，其在身体发育、认知发展、学业表现以及社会情感成长等方面的水平往往越差(张卫，李董平等，2007)。

研究结果表现，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中，其学业投入水平普遍较低。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和发展情景理论的观点，此类学生往往局限于当前的生活状态，难以形成清晰的远期目标，这种短视的发展倾向与消极的未来取向密切相关。而这种不良的未来认知模式，实际上是家庭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长期影响的结果。

具体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塑造了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及职业发展的预期，还会通过改变个体的时间观、未来规划能力以及目标实现效能感等因素，间接作用于其学业成就的达成。

5. 结论

(1)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的未来取向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 高中生未来取向不存在性别差异，高三学生的未来取向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级。

(3) 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取向在SES与学业成就的关联中具有中介传导效应，且证实未来取向在两者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与青少年的未来取向及学业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证实未来取向在两者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4) 提升家庭社会经济资源不仅可以直接优化子女的教育产出，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育个体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和规划能力，从而形成持续性的学业发展促进机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