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交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贯穿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并为他的社会变革理论提供了核心框架。然而，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尤其是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主要集中于对自然哲学、伦理学和人类社会的思考，交往思想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思维趋势，而非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尽管对社会和人类存在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但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界定交往作为社会互动的独立范畴，而更多的是通过探索个体自我意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间接地为后来交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维基础。进入《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逐渐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开始关注和揭示因物质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尤其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现象。通过对普鲁士社会的观察和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剖析，马克思愈发意识到，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局限于抽象的理念或单纯的自我意识，而是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关系、经济利益和阶级结构之中。这一转变促使马克思逐步从哲学的思辨层面，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开始探讨如何通过理解和改造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来实现更为平等的社会交往。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交往思想逐渐从早期的自我意识主导，向更为复杂的唯物主义主导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与早期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决裂，马克思开始批判传统哲学中的抽象思维，主张哲学应当回归到物质世界中，通过对物质生产、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的分析，揭示社会交往背后的深层次结构。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实践的考察、对经济关系的深入剖析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最终从哲学的抽象层面转向了对物质社会关系的关注，走向了唯物主义的研究阵营。因此，马克思交往思想的转变，不仅仅是理论的进步，更是社会历史观的深刻转折。通过对马克思交往思想萌芽时期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感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折。马克思将交往从个体意识的抽象层面拉回到社会现实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能够解释社会交往实际机制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持。
2. 自我意识视阈下的交往
虽然马克思在《形态》中首先就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然而，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体系中，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理论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倾向于从自我意识角度出发探讨问题，并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个体在认识与变革现实中的主导作用。自我意识哲学也使马克思催生了交往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在加入“博士俱乐部”后，其思想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逐渐将“人”置于其理论的核心地位[1]。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进行创造性研究，详细探讨了两者原子论之间的差异。这种探讨为交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
德谟克利特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他认为原子具有直线下落的特性，并承认其相互排斥的运动规律。在他的理论中，这种运动模式体现为个人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各主体始终保持并行状态，既不存在交汇，也彼此排斥，互不相容。因此，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无法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尝试研究社会科学并从外部世界积累知识和经验，但在他看来，这些研究仍然局限于物理学的研究，是抽象的。伊壁鸠鲁提出了原子运动的第三种形式——偏斜运动，这一理论强调个体自由意志与自主思考的作用，从而奠定了一个独立于机械决定论的客观世界。在这一世界观下，人类能够借助自身主观意识来探索并理解周围的现象，使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显得晦涩难解。此外，他还将偏斜运动的概念延伸至政治与社会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人与人之间深层次互动的逻辑，从而赋予个体更多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通过比较，马克思认为二者原子论的差别就是自然哲学同自我意识哲学的差别[2]。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中既包含了经验实证的物理学内容，也掺杂了神学因素。相比之下，伊壁鸠鲁的物理学突破了经验实证的限制，转而构建了一套以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马克思认为，原子的偏斜在伦理学中提供了深刻的解释：这种偏斜和碰撞象征着个体在打破既定生活轨迹后产生的互动，是自由意识的体现。受马克思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他否定了德谟克利特对原子运动的机械论解释，认为这种观点将物质世界割裂成彼此孤立的个体，而人在其中只能被动适应其变化。相比之下，马克思借鉴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的思想，更加突出个人意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原子的偏斜在伦理学中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伊壁鸠鲁并非简单地沿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而是突破了机械的宿命论，将伦理学与对自然世界的解释相结合，从而发展了具有社会哲学思想的新理论。在主体意识的驱动下，个体不仅能够与物质世界产生联系，还可以依据自身意志的判断，主动构建其交往方式与生活形态。
此时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明显受到自我意识主导的影响，建立在抽象的人物概念之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精神层面的交往。然而，随着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现象，而是深植于其背后的政治结构与经济体系。因此，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从这些客观的社会因素入手。这一转变也使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随着他对哲学思想和物质生活的深入探讨而不断演进和完善。
3. 现实生活视角下的交往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经历了各种社会问题，意识到交往是根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而不是单纯自我意识的主导。由此马克思开始探寻政治经济学，他的交往思想也转向了现实生活的视角。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撰写了多篇探讨书报审查问题的文章。在与普鲁士政府的辩论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中起到了制约作用，并深刻体会到社会矛盾正是由这些利益冲突所引发。尤其是在《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物质利益与社会等级、国家以及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谴责统治者随意支配国家和法，法律往往服务于特权阶层。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对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后，他注意到政府与人民利益之间存在对立和矛盾[3]，通过这些，马克思发现虽然自我意识被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原则，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它却被扭曲为特权阶层的意识形态。法律实际上成为了维护贵族阶层利益的工具，所谓的平等仅仅停留在理论和观念层面，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于不平等，实际上并不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真正权利。
这些新的经历和认识促使马克思越来越明晰社会背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虽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掌握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只能继续沿用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是他已经在思考现实的生活世界[4]。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理解，并针对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马克思逐渐认识到，黑格尔的哲学中抽象的自我意识并不能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它更像是空中楼阁。黑格尔的哲学理念本质上更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代表普遍个体的诉求。因此，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并非具有普遍性，而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他认为国家对所有事务具有决定权，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统治下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此外，他主张法律由国家制定，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标准皆需遵循国家命令，换句话说，市民社会的实际运作受国家主导。然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5]”。马克思准确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其中隐含的经济与物质要素，因此交往也不只是存在于精神领域的交往，还需到现实中去寻找。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以实现个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回到现实社会中，揭示导致不平等关系的世俗原因，才能实现平等的交往。因此，物质社会成逐渐为马克思研究的核心领域。马克思的世界观在1844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为研究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年，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谬误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其思想体系彻底决裂，并转而投身于唯物主义的研究[6]。下面就将在此基础上进行阐述。
4. 走向唯物主义的交往
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尽管“交往”这一概念尚未得到明确的提出，但马克思的思维发展已经隐约指向了这一概念的潜在框架。随着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入反思，马克思逐渐意识到，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调整，更需要触及社会结构和物质条件的深层次变动。
青年黑格尔派在批判宗教和专制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对现有社会进行变革的命题。然而，他们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精神现象，并认为变革的关键在于转变人的意识，因此始终未能突破精神领域的局限。他们的讨论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无法真正深入现实经验的世界。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所谓“改变”不过是对世界理解方式的调整。他们通过概念来修正概念，本质上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语言转换，而未能真正触及现实经验的本质。换言之，他们的方式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无法真正对现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鲍威尔将犹太人的解放单纯归结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矛盾，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而马克思则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历史的视阈中探讨，人的解放应被视作政治问题，而非宗教问题。人的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从旧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7]。但对马克思来说，批判仅仅是一种方法手段，而非最终目标。他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里预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
革命运动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是通往政治解放的一种路径。从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辨析、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辨析中，马克思已经触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的解放的途径，实际上也是将交往活动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8]。这为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发展和建构奠定了基础。
上述的分析展示了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中的确已经产生了交往思想的萌芽，并且已经看到了具体的、实践的问题。其思想已经从早期的抽象的哲学引向了实践的哲学。尽管马克思此时没有真正确立其“交往”思想，但其思维的转变也为马克思后续找到打开现实世界大门的钥匙埋下了伏笔，从现实视阈进一步探寻他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
5. 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交往思想启蒙时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并理解这一转变如何影响了他的社会理论与哲学体系。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不仅仅关乎个体之间的精神交往，更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与解答。马克思对交往的理解，从早期的抽象理论，到后期的社会实践，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历史深度。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解，也为我们探索当代社会交往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总体而言，马克思的交往思想经历了从自我意识的哲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反映了其思想体系的整体发展。这一过程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本质(项目编号KYCX23_2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