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深深植根于19世纪欧洲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丰厚土壤之中。欧洲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为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是建立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古希腊哲学等丰富思想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1.1. 形成背景：从异化劳动到人的解放的历史场域
首先，任何现象的生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都内蕴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线索，因此，必须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工业革命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使得英国的物质生产力迅猛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在阶级对抗、劳动对抗下受到物的力量和异己力量的统治，机器劳动的使用和推广战胜了手工劳动，人们被迫放弃农业生产为满足个人生存发展涌入城市，一步一步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一切都被卷入了运动的这个大漩涡”([1], p. 400)。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资本主义将人的类本质降格为“谋生手段”，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不断地否定自己，精神创造力被异化为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工具。1843年《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事件表明，精神生活同样受制于资本与权力的共谋，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者身上，连知识分子也沦为“雇佣劳动者”。
其次，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诞生具备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机器大生产在表面上营造出了经济繁荣的一种假象，然而与此同时，却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以及阶级之间的对立状况。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裕，可是工人阶级却越发贫困。三大工人运动的相继爆发，鲜明地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处于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马克思开始全方位、深入地思考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其发展的规律。而精神生活作为人类生活当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马克思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2. 理论渊源：多维思想资源的批判性重构
首先，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批判性继承。黑格尔认为世间万物的本原都是“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整个社会都是绝对精神按照自我运行规律发展的。马克思将其转变为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对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了深刻揭露，以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令为例，有力地证明了国家其实是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此外，马克思还详细地论证了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划分成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而这种划分使得工人的精神发展空间被极大地压缩。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对矛盾运动的敏锐洞察，另一方面又成功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框架，将原本的精神自由转化为通过实践解放人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
其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费尔巴哈仅仅将人看作 “感性的对象”([1], p. 210)，却未能认识到人的本质应是感性的活动。在他看来“类”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他把人看着抽象的自然存在的物，人并不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进行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在这样的认知中，费尔巴哈严重忽视了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具体性。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抽象人本学的彻底超越，揭示了精神生活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1], p. 355)，并且精神生活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发展动力也来源于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人不能随心所欲开展精神生活活动，要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旧的基础和工具进行精神生活活动。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重大跨越，清晰地标志着马克思从“人本学异化论”成功跃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批判”。
最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到了顶峰。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阐述了自己的思想，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并对此进行了探讨。据此，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未来人类社会良好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状态的设想，为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2.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思想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揭示了精神生活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其理论体系以“社会性”“实践性”与“批判性”为核心维度，既批判了传统唯心主义精神观的抽象性，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对精神现象的机械解释，形成了独具革命性的理论特质。本章将从精神生活的本质规定性、唯物史观下的理论特质展开系统性论述，力图完整呈现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理论内核与历史贡献。
2.1. 精神生活的本质规定性：社会性、实践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的考察始终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2], p. 241)，强调精神活动并非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纯粹意识的产物，而是与社会存在、生产实践紧密交织的有机整体。首先，“社会性”是精神生活的根本属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p. 805)，这一论断彻底颠覆了将精神生活视为个体内在心理活动的传统认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精神世界被资本逻辑所控制，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将人异化为欲望的奴隶，而宗教与意识形态则通过“人民的鸦片”的功能遮蔽了阶级矛盾。《资本论》中分析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揭示了物质生产关系的物化如何导致精神生活的颠倒：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精神生活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
其次，实践性构成精神生活的生成基础。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视为“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的直观唯物主义，强调精神活动必须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实践才能实现自我确证，物质实践活动是人“表现生命的必然方式”([1], p. 520)，无论是科学探索、艺术创作还是道德反思，其意义均源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工人通过劳动将主观意志转化为客观产品，这一过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更是精神力量的彰显；而当劳动被异化为雇佣劳动时，劳动者的创造力被压抑，精神生活也随之陷入贫瘠。因此，马克思将精神解放的出路指向劳动解放，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使劳动回归“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从而为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开辟空间。
最后，批判性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要求。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思想并非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蕴含着强烈的革命意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 p. 763)，强调理论批判必须与实践斗争相结合。这种批判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祛魅，如揭示“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背后的剥削实质；二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唤醒，通过揭露社会矛盾的本质，促使劳动者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强调人要实现“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 p. 189)，《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对家庭关系、道德观念的瓦解，指出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推翻旧制度，才能重建符合人类本性的精神生活秩序，才能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实现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即社会存在的本质的复归。
2.2. 唯物史观下的理论特质：科学规律揭示与革命价值指向的交融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革命性突破，在于将精神现象的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框架之下，实现了对精神生活规律的科学揭示与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的高度统一。历史性与总体性的方法论原则贯穿其理论始终：一方面，马克思拒绝孤立考察精神生活，而是将其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精神生活的“总体性”，即任何精神现象都必须在社会结构的整体性中得到解释。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艺术、宗教等精神生产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最终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4], p. 591)。这种总体性视角使马克思能够穿透文化表象，揭示出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的内在矛盾：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普及与大众文化繁荣，反而加剧了精神生活的碎片化与虚无化。
阶级性与人民性的价值立场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理论特质。与资产阶级学者将精神生活抽象化为“普遍人性”的表达不同，马克思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揭露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他尖锐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 p. 550)，资产阶级通过教育等文化机器将自身利益包装为普遍价值。然而，马克思并未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漩涡，而是强调无产阶级能够通过革命实践打破文化霸权，创造属于劳动者阶级的精神生活形式。人民性则体现在他指出共产主义不仅要实现物质财富的按需分配，更要使每个人在艺术、科学等精神领域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使“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 p. 537)成为可能。
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统一则是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标志。科学性体现为对精神生活发展规律的客观揭示：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方式变革对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证明了宗教衰落等现象的历史必然性。革命性则体现为对现存秩序的否定与超越：他不仅解释精神异化的根源，更指明了通过实践变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这种统一在《资本论》中达到顶峰：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辩证分析，马克思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的物化逻辑，又论证了其被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3. 马克思精神生活思想的现实启示
3.1.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5], p.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推进人民精神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当今时代，受到我国基本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人们一方面在精神世界中日益丰富；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人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首先，要铸牢信仰之基。理想信念是力量之基、精神之源，而信仰则被誉为“精神之钙”。如果精神上“缺钙”，就很容易动摇理想信念。引导人们运用崇高的理想信念，自觉践行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使命担当，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到艺术、科学、教育等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中去。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其次，要着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增强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互联网宣传管理的体制机制。要充分利用抖音、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平台，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全媒体宣传模式，抢占思想舆论的制高点，大力净化网络环境，积极营造一种崇尚道德、向善向上的社会舆论氛围。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面主题，制作有深度、有温度、有品质的内容，包括新闻报道、专题节目、文化作品等。通过这些举措，促使人民真懂、真用，充分发挥其在高效利用自由时间和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导向作用。
最后，要全面提升主体素养，塑造健全人格。主体素质包括认知素质、人格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及科学文化素质等多个层面。高效利用自由时间和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一方面依托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个人对精神文化资源、思想价值观念的利用、吸收及转化能力。由于个体在物质生活条件、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的人会倾向于选择不同的精神文化资源，体验到不同的精神文化感受，形成不同水平的精神文化素养。”([6], p. 15)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精神状态、文化素养及精神境界，全面提高人的主体素养，积极塑造健全人格，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3.2. 开发高质量文化产品与服务示范地，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
社会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供给与平台的构建，其目的在于解决个体精神需求与社会文化供给之间的矛盾。首先，必须致力于创造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坚守意识形态的底线，推动影视、戏剧、文学、音乐等文艺作品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现实产品的供给，传递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价值观念及美学理念，引导人民提升审美鉴赏能力，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提升。深入挖掘各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围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不断升级的个性化文化消费需求，培育传统乡村旅游、创意旅游等成为文化消费的新热点、新地标，积极培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产品与事业新模式。
其次，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将培养能够承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点，引导全社会树立文明理念、提升文明程度、形成文明风尚和精神价值。将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重心向薄弱区域倾斜，建立全面、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和考核体系。通过以点带面、以强扶弱的方式，围绕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制定区域方案，因地制宜地推进全国文化试点工程，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样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单元。
最后，构建公共精神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各地区都在加速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使得公共文化场馆和空间的地域分布更加均衡合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同质同标、优质共享机制更加完善。以精神生活富裕建设为目标，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适配性，实现精神与物质基础设施的双向互动。同时，“积极开展下沉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文化资源和服务延伸至基层，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确保文化资源均衡分布。”([7], p. 14)进一步探索政府、企业、个体等多方参与的文化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合作模式。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吸引更多的文艺团体、文化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到各类文化空间的创造和运营中来。这不仅包括传统的图书馆、文化馆等场所，还包括新兴的文化创意园区、社区文化中心等多元化空间。通过多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度，确保服务内容更加贴近群众需求，同时增强文化服务的发展活力，推动文化事业持续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