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墨子的以民为本思想是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价值观，“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为具体内容，“节用”、“节葬”、“非乐”等经济观点和“天志”、“明鬼”、“非命”等伦理观点为补充和支撑，彰显了以民为本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墨子“十论”从各个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维护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渴望达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理想社会[1]。

2. “兼爱”“非攻”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讲，《墨子》中的“非攻”“尚贤”等理念，皆以“兼爱”为基石，正是因为墨子秉持着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无分贵贱的关怀与重视，《墨子》里的其他政治思想才得以衍生和发展。

在墨子所处的时代，社会等级森严，贵族高高在上，肆意欺压百姓，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歧视与不平等。因而，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相爱”倡导以一视同仁的爱来对待所有人，与孔子的“任者人也，亲亲为大”，由“爱亲”到“爱人”最终达到“泛爱众”目的的仁爱思想相比，墨子的“兼爱”思想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兼爱”思想倡导“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不仅限于个人情感上的“小爱”，更包含了社会成员之间“大爱”，即“为彼犹为己也”，实行“兼爱”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这种超越个人和家庭局限的爱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体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珍视，这正是以民为本的基础。“兼相爱”体现在具体行动中，即“交相利”。这里的“交相”指的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利”则主要指的是物质财富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或益处。墨子认为“利人则为，不利人则止”，利人即是利己，损人即是损己。利益的争夺往往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人们只有认识到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当每个人都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积极给予帮助时，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民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这无疑是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核心内涵。因此，墨子认为当人们都能做到兼爱，社会上就不会有恃强凌弱、以富欺贫的现象，人们彼此尊重、相互扶持，在进行利益交往时遵循合作共赢，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实现生活富裕。这样的社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正是墨子以民为本思想所追求的目标。

如果说“兼爱”思想是墨子解决国内矛盾的方式，那“非攻”无疑就是墨子解决当时“国际矛盾”的方式。墨子的“兼爱”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和帮助，这种平等互爱的实现需要一个没有战争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和平环境，然而在当时诸侯纷争的年代，社会秩序混乱，难以践行兼爱理念，对此，墨子提出“非攻”思想。墨子深刻剖析战争的本质，指出侵略者发动战争时，必然会“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2]。百姓在这种情况下，陷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的困境，这正是墨子最为忧心之处。所以在墨子看来，无论是侵略国家还是被侵略的国家，遭受不利的都是人民。战争不仅破坏人与人之间本应和谐的伦理关系，更致使无数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失去生命，或是因流离失所而饱尝苦难。因而墨子坚决反对那些为了争夺利益、满足私欲而发动的不义之战，大力倡导“非攻”思想。这一主张完全是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旨在捍卫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民众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遏制当时愈演愈烈的侵略战争以及个体间毫无缘由的伤害行为。墨子提出“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3]，明确指出各诸侯国若想获得安定、有所收获，就必须反对攻战，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诸如外交谈判、经济制裁等，同样能够达到解决纠纷、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墨子的“非攻”思想，虽然在道义上具有感召力，但各诸侯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被统治者接受，因而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相悖。但是，墨子的非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战争的盲目崇拜，强调统治者应关注民生，反对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充分体现了墨子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对后世追求和平的理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 “尚贤”“尚同”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尚贤”和“尚同”思想是墨子民本思想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尚贤”为“尚同”提供了贤能的领导核心，确保统一的正确方向；“尚同”则为“尚贤”创造了良好的施行环境，让贤能者的政令得以有效推行，共同铸就了墨子理想中的民本政治蓝图。

“兼爱非攻”伦理思想的实施需要有效的政治制度，通过“尚贤”思想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可以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加公正，从而推动“兼爱非攻”思想的实践，因而，墨子的“尚贤”思想同样是对以民为本思想的有力彰显。墨子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4]，在用人选人上，主张选举贤才之人，即道德、才能和学识三者缺一不可。墨子倡导任人唯贤、唯德，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列德而尚贤”，不因“面目姣好而使之”，即使是出身贵族，倘若无德无才，也绝不能被任用。此外，墨子将“尚贤”的范围扩大到“农工商”阶层，平民阶层皆可以改变社会地位平等参与政治，“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5]。墨子如此主张“尚贤”是因为“政之本也”，即推崇贤能的人是为政的根本，因而，“尚贤”思想的出发点在于贤才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只有重用贤才，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6]，当贤能之士被任用，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制定出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和措施，则“天下皆地利”。墨子的“尚贤”思想本质上是以维护贫民百姓的利益为核心出发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下层民众开辟了参政的道路和条件，是政治层面利民的有力体现。“尚贤”思想勇敢地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等级界限，向传统的世卿世禄制、世袭制发起挑战，使得人才选拔不再取决于出身，有才德者皆可参与国家治理，这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

墨子的“尚同”思想，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理念，但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其与以民为本的紧密联系。在国家与政府尚未建立的远古时期，人们秉持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状态，每个人都以自身的观念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确立统一的是非标准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成为当务之急，“尚同”思想应运而生。墨子的“尚同”思想严谨有序、层层递进，从天子到三公，到诸侯、将军直至乡里之长，最终的目标指向都是实行良治，从而增进百姓的福祉，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从基层的里长开始，其职责便是整合里内百姓的想法与意见，使百姓能够齐心协力投入到生产生活之中；乡长则负责统一全乡的意志，积极推动乡里的全面发展；依此类推，天子则肩负统一天下思想的重任，以保障整个国家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昌盛。然而，当天子、诸侯等管理者未能履行自身职责，甚至做出危害百姓利益的行为，百姓可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申诉。这一监督机制犹如一把高悬的利剑，时刻警醒着管理者，确保他们始终将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这种上下通畅的信息传递机制，保证了百姓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同时有助于百姓到各级官员都形成崇尚勤劳、善良、互助等统一的价值观。墨子认为，天下混乱的根源在于人们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和意见，而“尚同”思想就是要通过推选贤能之人来统一这些标准。这种统一并非强制性的，而是基于“兼爱”的道德理念，即通过共同的道德准则来引导社会行为，从而减少冲突和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百姓的利益。

4. “节用”、“节葬”、“非乐”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节用”、“节葬”和“非乐”都是从经济方面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进行规范与引导，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兼爱”的社会理想，可以说，“节用”、“节葬”和“非乐”就是统治者在推行“兼爱”这一价值观念的同时必然会实施的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改善民生。

墨子认为，通过“节用”，可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从而为更多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进而促进社会的“兼爱”。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大肆挥霍社会财富，修建豪华宫殿、举办奢华宴会、穿着华丽服饰，而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沉重的赋税和劳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墨子正是目睹了这一社会现状，提出了“节用”思想。“节”即“适度”，墨子认为衣食住行的用度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度，为政者和贵族的衣着不必追求锦绣文采和金钩玉佩，“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就足够了，饮食不必追求五味之调和芬芳之和，住所足以避润湿、御风寒，不过分追求奢华，车不画文彩，舟不雕刻，轻巧便利就行，如此，“用材不费，民德不劳”，则“兴利多矣”。墨子在《节用》中假借古代“圣王”名义托出“节用之法”，指出倘若为政者做到“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减轻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使百姓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生产活动中；避免因奢靡浪费而导致资源短缺，让有限的资源能惠及更广大的民众，保障百姓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则会同古代圣人一样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从而才能稳固统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墨子的“节用”思想不仅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还将“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其根本出发点，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7]。

墨子的“节用”思想不仅涉及百姓生产生活，还延伸至人的身后事，即“节葬”[8]，“节葬”是“节用”思想在丧葬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墨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及统治贵族不仅陪葬物资丰厚，还杀人陪葬，这种厚葬方式不仅野蛮残酷，而且使贫民百姓日用不足加之朝不保夕。此外，在《节用》篇中，墨子深刻剖析了厚葬久丧之风的弊端。他认为，厚葬之举将大量有用的财富深埋于地下，致使社会资源被无端浪费；服丧期之长，“使民破产，使国贫弱”，造成家族衰败和社会混乱，久之“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为此，墨子提出“棺三寸，衣三领”的丧葬标准，掘地不深、不造坟丘，以节省财力、人力和土地，认为只要心里一直哀念亲人，就是尽孝，这样既不损害生者和死者的利益，又能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同时又不会对生者的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当时，丧葬规格成为区分阶层的显著标志，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严重，而墨子主张“节葬”，倡导不论身份地位高低，一律遵循简单的丧葬礼仪，这一主张与“兼爱”思想紧密相连，因为“兼爱”要求人们平等相待，而厚葬和久丧则加剧了贫富差距，违背了“兼爱”的公平原则。通过“节葬”，可以将资源用于改善民生，从而更好地实现“兼爱”所倡导的社会和谐，同时试图打破因丧葬而产生的阶层鸿沟，让平民百姓也能在丧葬礼仪中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平等对待，切实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百姓无需再为了丧葬而倾家荡产，这无疑是对民众生存权的尊重与有力保障，使人们把注意力从丧葬形式转移到对生者的关怀和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关注上，更加关注的是生者利益，体现人文关怀。

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其“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的延伸，最终目的是教导王公贵族不要沉溺享乐，将资源和时间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优先考虑贫民百姓的衣食温饱，从而更好地实现“兼爱”的目标。墨子认为，除了战争威胁人们的生命之外，礼崩乐坏带来的铺张浪费诱使人们追求享乐和私欲，从而妨碍治理政务与生产生活等危害，是造成人民生活困顿、不堪重负的罪魁祸首[9]。正如《墨子・非乐上》所记载：“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10]。这句话清晰地揭示了制造乐器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向底层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对于那些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甚至常常衣不蔽体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些为了统治阶层享乐而产生的开支无疑是他们肩头难以承受的沉重枷锁。“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11]，无论是高居庙堂之上的贵族阶层，还是身处底层的普通百姓，都因过度沉迷于乐舞而荒废政务和耽误农作，这些都对社会的整体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极为不利。百姓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事之中，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无法按照正常的节奏进行，影响粮食收成。而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直接威胁到了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墨子“非乐”思想核心目的就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摒弃这类毫无必要的奢靡消费，让百姓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中休养生息，减少百姓负担，达到百姓生活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状态。

5. “天志”“明鬼”“非命”体现以民为本思想

墨子提出了“天志”，“明鬼”而又主张“非命”。看似矛盾，其实是为诱导人们践行兼爱而构建的威慑机制。“天志”与“明鬼”从外部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了道德底线，促使人们不敢违背兼爱之道；而“非命”则从内在的激励层面，赋予人们践行兼爱的动力与勇气，让人们相信自身的努力能够打破命运的枷锁，构建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社会。

墨子希望统治者能够“兴天下之利”，普通百姓能够达到“兼相爱，交相利”，从而共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但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也看到了统治者的懈怠与沉迷安乐造成“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的局面[12]，为此，墨子提出“天志”思想，通过借助天的主宰性和人格性来达到“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指出天是主宰之天，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能够遵循因果循环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天子的行为进行赏罚。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子的绝对权力，防止其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它时刻提醒着统治者，要将百姓的利益作为一切政策与行动的出发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杜绝奢侈浪费的行为，将有限的资源切实投入到改善百姓生活中，施行仁政，只有这样才符合天意，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墨子借用“天志”来达到“兼爱”目的，指出“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坚信天希望人们彼此关爱、相互扶持[13]，坚决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欺凌与压迫，其目的在于打破阶层、贫富、贵贱之间的森严壁垒，让每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与真诚的关爱。虽然墨子消解了天的神圣性和超越性并赋予天政治化功能，强调天具有人格意志和赏罚能力，但墨子借助天之力使统治者施行仁义政治以减少战乱和人民的负担，为统治者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为社会构建了理想的道德规范，体现了公道伦理和爱民护民的墨子精神。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明鬼”是传达“天志”思想的途径和手段，其最终目的都是推行“兼爱”学说，从而惩恶扬善，稳定社会。“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在墨子的思想中鬼神的存在是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强大力量，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一旦做出不义之举，都无法逃脱鬼神的监察与惩处。有了的鬼神的监督，统治者和封建贵族的行为就会遵守道德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的基本权益。同时，墨子认为，当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相信鬼神的存在，并坚信其赏罚分明时，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便在他们心中悄然形成，无论是邻里之间的相处，还是商业往来中的交易，人们都会因畏惧鬼神的责罚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不敢轻易作恶。如此一来，欺诈、暴力等不良行为大幅减少，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百姓能够在相对和谐安宁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保障了民众安居乐业的基本诉求。此外，墨子的“明鬼”思想也侧面体现出人皆天臣，人人平等的理念，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祭祀天鬼是统治者的特权，而墨子的“明鬼”思想则打破了这个特权，指出“亦有人死而鬼者”，人们祭祀鬼神可能祭祀的也是自己的父母兄弟，通过祭祀让他们一起来共食，这“岂非天下利事也哉”。墨子借鬼神来启发孝亲，启发尽人事，启发敬畏之心，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向善，从精神层面关注民众的利益。

墨子虽深信天志的存在，对鬼神怀着敬畏与尊崇之心，但他却否定“命定论”。在墨子生活的时代，统治者自身懈怠并贪图享乐，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有意利用“命定论”这一思想工具来麻痹民众，使所谓的“命定论”盛行。“命定论”指人们普遍笃信个人的命运轨迹和国家的兴衰荣辱皆由上天预先注定，人力在天命面前渺小而无力，难以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种观念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了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使民众在困境面前逐渐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墨子深刻洞察并坚决反对“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的观念，倘若统治者也沉迷于“命定论”，就极易滋生懈怠心理，放弃自身的责任与努力，进而导致政治腐败丛生、社会秩序混乱，最终承受恶果的必然是广大普通百姓；倘若普通百姓也坚信“命定论”，则终生处于社会底层，无法有机会发挥才能施展抱负。因而，所谓的“命”是不存在的，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治乱兴衰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即“贫与富、贵与贱、寿与夭，都非命所定，可以人力变更”[14]。墨子提出“非命”极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肯定人为的重要作用，他所提倡的“强力而为”“竭力从事”，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要求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打破了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这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了上升通道，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凭借自身奋斗改变命运，体现了朴素的社会公平观念，激励人们积极进取，重视民生福祉。

6. 结语

墨子的民本思想将民生疾苦置于天道秩序的核心，用“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构建起一个以人民福祉为根基的理想社会图景，即使在今天，墨子的民本思想在现代治理体系中依然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主张“视人如己”的平等之爱，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逻辑，这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谋而合；“尚贤尚同”思想倡导“能者居之”的理念与当代人才强国战略形成呼应，对于现代人才治理和政治共识建构具有借鉴意义；“节用节葬非乐”观点与现代治理中的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理念高度一致，强调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天志”与“明鬼”观念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其背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可转化为现代治理中对法治权威的尊重以及对规则的严格遵守；“非命”思想反对宿命论，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这与现代治理鼓励个人奋斗、促进社会发展的理念相呼应。这些源自战国时期的平民哲学思想，虽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相违背，不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其蕴含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