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慢性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威胁民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研究表明身体活动不足是慢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身体活动干预也成为国际社会实施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手段[1]。大量证据发现将身体活动干预作为非药物治疗策略，能够有效改善血糖控制、胰岛素敏感性、身体成分、血压和血脂状况，从而降低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2]。目前学者们以身体活动促进为支点，对我国体卫融合防控慢性病相关理论和实践虽已进行了大量卓有成就的研究，但仍难以结合当前慢性病人群社区健康管理工作推广应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3] [4]。因此，本文将结合国情对现阶段身体活动纳入基层慢病管理过程中开展体卫融合服务的现实困境和促成因素展开分析，以期拓展和丰富慢性病人群健康管理新思路，助力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

2. 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现状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显示，慢性病依然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死亡病因，慢性病的患病/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针对慢性病的综合防治，我国提出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慢性病管理和健康服务的重要职责。但当前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普遍薄弱，慢性病管理不能适应老龄化程度加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的新形势[5] [6]，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和人民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基层慢性病管理服务能力有限。

体医融合是慢性病防治的重要手段，为基层慢性病管理和健康服务能力提升指明新方向。从近几年我国部分省域体医融合实践来看，已初步形成了运动处方门诊、社区体育俱乐部、医院健康指导中心、社区体质监测中心等四种模式，但相关模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程度较低，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不够，体医互动不足，技术路径和实施标准缺失[7] [8]，难以结合当前基层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提供系统连续的体医融合服务。相较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基于50多年体力活动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将体力活动评价与促进纳入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创建以体力活动为支点，融合医疗、体育和社区等共同参与的“体力活动问诊”、“运动转介”等综合服务机制[9] [10]，此举对体力活动促进和慢性病防治产生了显著影响。对此，国内体育和卫生领域专家呼吁：“将运动健身指导纳入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广大医务人员要掌握运动处方”、“加快构建我国体力活动生命体征系统，纳入慢性病医疗诊断评价体系”等[4] [11] [12]，特别是《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推动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支持在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立科学健身门诊”，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亟待加强。可见，新时代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必须重新思考体育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问题，凝聚体育与医疗领域的合力，主动设计有效无缝连接的政策、技术、教育等共生界面，才是破解困局，加快形成体卫融合的基层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的应然之举。

3. 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困境

3.1. 健康科普教育缺位，国民观念滞后

当前国内多方位宣传氛围较为淡薄，民众缺乏对主动健康促进观念的了解。“运动处方”的概念早已引入我国，但在国民视野中并不常见，而国外有关慢病人群身体活动促进的“运动转介(Exercise Referral)”探索研究已持续数十年之久，相应“运动转介”模式也成为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众多国家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系统重要构成部分[3] [13]，运动防治慢性病的理念广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接受。对此，结合中国国情且纳入最新研究证据，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联合组织国内内分泌及代谢病学，运动医学，康复医学，医学营养，老年医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团队，系统整理了近年来国内外高质量文献，编写了《中国2型糖尿病运动治疗指南(2024版)》，望能为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科学、规范的运动治疗方案[14]。然而，目前国内社会欠缺系统全面的运动健康科学普及活动，大多数民众仍然保持“重医疗、轻运动”的观念[15]，往往凭借习惯和经验开展体育锻炼，加之运动改善身体机能见效较慢，患者更认可将药物控制作为延缓慢病发展的主要措施，无法真正认识到科学运动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的有益成效，看病吃药一直是人们对待健康问题的首要选择。因此，传统观念、固定思维以及科普宣传的局限严重削弱了人们对慢性病人群身体活动促进的价值理解，制约了基层慢病管理中体卫融合服务实施开展。

3.2. 专业技术瓶颈限制，体卫融合人才短缺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推动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支持在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立科学健身门诊”，但基层能够深入理解体卫融合双向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应用人才极其有限，严重限制了基层慢病管理中身体活动干预实践开展[16]。现阶段医学生培养体系中尚未将身体活动干预相关知识技能纳入专业课程，临床实践中也没有将身体活动不足作为慢性病管理的重要治疗手段，尤其是大部分临床医务人员仍旧局囿于“治病”为中心的定势思维，导致其对身体活动干预慢病治疗的价值难以形成客观的认识，针对慢性病患者运动干预停留在概念层面，仅在开具药物处方时简单告知患者适量增加运动锻炼，无法开具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体卫融合专业人才培养是促进身体活动干预防控慢性病的基础和保障，但多数国内医务人员缺乏运动干预的相关理论知识储备，也未经过慢性病患者身体活动干预的临床训练，无法制定合理有效的运动处方并进行科学指导[7] [8]。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可知，其对于体卫融合人才培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施：(1) 职前教育中将运动处方理论和技术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计[17]；(2) 为医疗卫生人员开展身体活动干预理论和技术的职后教育，如欧盟10国共同参与的“欧洲人身体活动处方项目(European Physical Activity on Prescription, EUPAP)”。可见，基层慢病管理中推进体卫融合服务发展亟需突破专业技术瓶颈，强化体卫融合专业人才培养。

3.3. 服务技术标准欠缺，应用推广困难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构建系统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强化非医疗健康干预力度，加快形成体卫融合的疾病控制与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目前国内体卫融合形式多元化，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征，这是现阶段体卫融合实践探索的必然现象，也有助于构建适合区域化特色体卫融合服务模式，但相关模式缺乏统一服务规范、技术标准，难以在基层慢病管理中进行规模化推广应用[7]。对此，学者们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借鉴学习国外运动处方研究、推广和应用先进成果，构建了适合中国人群且能够满足大多数群体日常运动精准化指导需求的运动处方库[18]。运动处方库的构建有力推动了体卫融合疾病控制与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早日形成，但多局限于科学健身指导，如何有效对接基层慢病管理服务体系尚无明晰且可操作性的技术路径可循，尤其面对多病共存的老年慢病群体，运动处方实施过程中风险监控和效果评价将更为复杂，诸如此类问题也将成为影响基层慢病管理中开展体卫融合服务规模化应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以运动处方干预为切入点的基层慢病群体体卫融合服务技术标准尚需完善，基层慢病管理中规范化应用推广存在困难。

3.4. 行业核心壁垒筑高，深度融合进展迟缓

近年来，国内各地积极推动体卫融合，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如：南京市中医院挂牌南京市体育医院、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挂牌杭州市体育医院。再者，还有以医联体、医共体或第三方机构为载体构建社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有力推动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将科学运动知识技能送进社区。但结合体卫融合服务供给产品分析可知，医疗机构多为整合医院内部相关资源围绕运动损伤、脊柱侧弯、产后康复等问题实施特色医疗服务，以身体活动促进或运动处方为主要干预方式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供给偏少，主动健康理念融入不够深入。以基层医疗机构为载体的社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限于医务人员自身体卫融合知识技能不足、场地有限以及工作量过大等因素，基层慢病管理往往也局限于简单笼统口头指导，极难开展个性化运动干预服务[16]；第三方机构参与运营的社区运动健康促进中心由于经营许可服务内容范围限制，对慢性病人群体卫融合服务中也会有所困囿。此外，国内早已开展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同时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导下也进行了运动处方师培训，但限于医疗服务行业特殊性，当前颁发的运动处方师资格并未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卫生健康部门认可，而且国内近半数省份对于运动康复专业人才进入医疗卫生系统设置壁垒[15]。体育和医疗是促进国民身体健康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各自追求不同的途径，实施过程和方式亦各有侧重，但缺乏统一性、系统性指导，将导致基层慢性管理的体卫融合工作进展受限，难以形成合力互通、共融互进的服务体系。

3.5. 多元主体权责边界模糊，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

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干预是基于慢性病发生发展机制，推动体育、健康、教育、新闻传播等社区资源互融互补，共同构建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慢性病防治服务体系。然而，限于上述资源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使得社区资源供给相对隔离、分散、零碎，难以充分满足慢性病群体更高层次疾病管理需求[7]。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发布“促进体医融合发展”相关工作意见，部分省市也建立体医(卫)融合联席会机制，在国内成功试点分别由体育部门、医疗机构或第三方机构参与的社区“体卫融合”模式，如：浙江省的“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江苏省各地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等。但上述模式多为示范点或创新示范基地，主要由体育部门牵头建设，现实中基层慢病管理工作隶属卫生健康部门业务范畴，部门间尚未建立交叉融合工作机制，对于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所涉及的信息、技术、资源等管理权责不清[19]。其中，体育部门主要负责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重任，卫生健康部门则主要应对疾病预防、治疗等，协同推进慢性病群体运动促进健康模式建设过程势必在各自业务领域产生交叉重叠，复杂情况下还会涉及教育、新闻传播以及第三方机构等相关部门，使得各部门权责边界更加模糊，严重影响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的协同治理效果。

3.6. 收益分配机制缺失，市场潜能有待激发

目前，国内以政府主导的“体卫融合”示范点或创新示范基地居多，缺乏市场化机制建设，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现阶段体卫融合服务项目发展资金主要源于体育、卫生健康等部门财政拨款或政府采购服务[15]，以非营利性服务为主，体卫融合服务市场活力与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严重不符，也导致了发展资金覆盖群体偏少，难以满足基层慢性病防治需求。医疗机构虽然积极参与体卫融合事业发展，但运动干预慢性病存在医疗保险支持缺失、投入产出效益低、激励机制与收费价格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实践操作过程中难以激发各利益主体的工作动力。第三方机构虽已积极投入体卫融合服务，但主要以承担政府采购服务或高收费两种形式进行运营，政府采购服务对象多为低运动风险人群，中/高运动风险人群难以触及，而高收费运营的服务对象仅涉及少数慢病群体。从利益驱动视角来看，多元主体势必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益分配不公，势必影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因此，权衡参与体卫融合服务的付出与回报，各利益主体必然表现出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倾向。再者，广大慢性病患者群体对于科学运动认识不足，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尚未普及，供需体系中市场消费和需求度不足，市场供给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的匹配效率低，造成客户端在体卫融合服务产品需求不够强烈，难以形成体卫融合供给格局和市场化发展规模[20]。

4. 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促成策略

4.1.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健康科普教育体系

目前，国内体育和医疗领域已普遍认可运动干预慢性病的经济社会价值，大力开展运动促进健康科普教育，营造全民健身良好社会氛围，是推进基层慢病管理实施体卫融合服务的关键环节。因此，动员全社会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健康科普教育体系已成为当下提升民众主动健康意识的必然之举。具体措施包括：(1) 全方位引导体育、卫生健康、教育等体卫融合涉及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相关文件和宣传计划，明确阶段化宣传的重点任务和方向，持续做好宣传渠道建设，提升民众对体卫融合、主动健康等政策知晓度和认可度。(2) 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学校、企业、社区等多个层面开展体卫融合理念知识普及，借助学校教育、企业宣传和社区活动等多方渠道推广体卫融合知识和技能，灌输“运动是良医”理念，使广大民众深刻体会到运动干预疾病防治的有效性与可行性。(3) 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对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运动干预慢病防治的宣传教育，深入推进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健康中国行等活动，提升健康教育效果，在对慢病群体进行宣传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体育运动的重要性[21]。

4.2. 构建体卫融合复合型人才“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

体卫融合复合型人才需同时具备医学、运动科学和健康管理的知识技能，其培养要突破传统学科人才培养壁垒，做好职前教育职后教育一体化设计，建立跨领域协同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具体措施包括：(1) 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职前教育阶段将支撑体卫融合所需知识技能纳入医学类或体育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求，设计主动健康相关课程体系，实施1 + X证书制度试点探索，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加强体卫融合产学研基地建设，提升学生实践经验和就业竞争力。(2) 结合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要求，开展系统化体卫融合专项培训，内容聚焦于运动处方理论与方法、运动医务监督、运动训练理论等相关知识技能，尤其重视基层医务工作人员体卫融合继续医学教育的效果评价，鼓励基层医务人员积极参加体卫融合服务相关职业资格认证，待条件成熟逐步纳入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或职称岗位评聘，增加基层慢病管理开展体卫融合服务的刚性要求。(3) 打通基层医务人员参加运动防护师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渠道，提高医学类背景人员参与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的吸引力和成就感。

4.3. 建立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

立足慢性病防控发展需求，加强基层慢病管理中体卫融合相关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推动标准在行业内的普及与应用，发挥标准在促进产业融合、提升服务质量、规范市场秩序中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引导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的创新发展，重点推动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具体措施包括：(1) 构建政府主导，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及企业等多方资源共同参与标准建设委员会，形成跨行业、跨领域标准工作协作机制；(2) 凝练体卫融合前沿技术和创新服务模式研究成果，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方案，确保基层慢病管理中体卫融合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的适用性、先进性和科学性；(3) 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持续引进和转化国外先进标准，总结国内基层慢病管理中体卫融合服务优秀案例，形成中国特色的体卫融合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

4.4. 建立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分级诊疗”模式

基层作为慢病防治、医防融合的主战场，以慢病管理为抓手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是我国城乡社区慢病医防融合提升工程的核心工作模式，建立与基层医疗机构在分级诊疗体系中慢病管理职能相匹配的体卫融合服务模式，是优化慢病管理以加强基层专科建设的重要路径。其中，西方国家“运动转介”运行机制具有显著“分级诊疗”服务特征，主要体现为：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后，依据慢病群体运动风险水平实施分类干预，低风险者往往转介非医疗健康服务机构，而中高风险患者在医疗机构接受运动干预[22]。因此，推动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势必建立相应“分级诊疗”模式。具体措施包括：(1)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的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在医保支付、绩效考核以及职称评审等方面予以支持，逐步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核心的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体系；(2) 打开运动康复专业人员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通道，体育、卫健部门以及人力资源等部门协同牵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运动防护师岗位设置试点工作，为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分级诊疗”模式提供人力保障；(3) 建立非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开展慢性病人群体卫融合服务的资质审核制度，在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持，从而形成覆盖慢性病人群体卫融合服务的全链管理。

4.5. 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两慢病”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体卫融合是强化基层医疗机构慢病管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推动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涉及政策、人力、资金以及场地等多种资源供给。因此，面对体卫融合的条块化管理、资源碎片化分布、缺乏持续性供给等问题，亟需加快形成政府主导、体育卫生、人力资源、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格局，形成理念认同、部门协同、责任分担、资源共享的协同治理机制，理顺多元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明确各方的关键构成要素，提升协同治理效益。具体措施包括：(1) 加强体卫融合的整体政策顶层设计与微观操作，从政策角度厘清体育部门、卫生医疗部门等融合主体的权责边界，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利，促进场地资源、专业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在部门间的顺畅流动及高效配置，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卫融合治理共同体，提高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治理效能；(2) 搭建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信息平台，依靠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加快运动与医疗融合服务基础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化、模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网格模块管理、诊治运动干预一体、动态监控精确等服务功能，提升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治理效率。

4.6. 强化体卫融合服务产业孵化培育

我国体卫融合服务产业市场机制不完善，产品供给多以政府采购服务、财政补贴项目等形式呈现，市场在体卫融合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缺位。因此，加快体卫融合服务产业市场孵化培育刻不容缓。具体措施包括：(1) 重塑“政府–社会–市场结构关系”，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度设计、财税政策工具使用等方面功能，积极开展体卫融合服务产业要素赋能培育，促进人力资源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财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8]；(2) 加大支持体育健康产业发展，深入推进体育健康产业“放管服”改革，着眼优化体育健康产业体系，丰富体育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体育健康消费提质扩容，渐进式孵化体卫融合服务主体市场；(3) 重视体育健康产业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体卫融合类企业，构建从孵化培育、成长扶持到发展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梯度培育体系，强化财税、金融、科技、产业、人才等政策协同，全链条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5. 结束语

体卫融合赋能慢性病防控，是撬动基层慢病管理能力提升的强力杠杆，是未来慢性病防控的新趋势。鉴于现阶段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还存在的民众意识不足、专业人才匮乏、服务标准缺失以及产业市场不成熟等困境，后续要从基层慢病管理体卫融合服务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科普教育体系、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分级诊疗”模式以及产业市场孵化培育六个层面精准发力，推动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促进基层慢病管理的体卫融合服务新模式早日形成。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成果(2022N77)。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