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基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与思想背景被提出，二者的理论存在不同观点却又有一定的联系。对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刻理解二者的内涵与关联，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也为当代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解放实践提供了双重启示。

2. 形成背景之“异”

异化现象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消除的痼疾，也一直是哲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内外的学者对异化的研究由来已久，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在其《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作为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深刻揭示了劳动异化的本质。卢卡奇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进一步发展了物化理论。两人都敏锐捕捉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批判。

2.1.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背景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诞生根植于19世纪欧洲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深厚的思想传统。从时代背景来看，任何的思想理论都源于其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工业革命的浪潮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状态。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传统手工业，工厂制度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这一变革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但也导致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化和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自我实现，而是异化为维持肉体生存的被迫行为。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微薄工资，其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过程本身也沦为机械重复的苦役。这种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甚至人的“类本质”发生断裂，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工人阶级陷入物质贫困与精神麻木的双重困境。童工、超长工时、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普遍现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接触到的底层苦难与林木盗窃法等现实问题，直接推动他从哲学思辨转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看似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却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这也正是异化理论直面现实的核心关注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正是在面对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异化劳动理论不仅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也体现出一定的思想文化继承性。其异化理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黑格尔的异化观为其提供了辩证法的思想工具，但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深刻揭示了黑格尔“异化”思想的本质，指出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摒弃了其唯心主义内核，将异化从“绝对精神的外化”拉回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同样启发了马克思，但他所理解的异化并没有超过宗教和思辨哲学的范围，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异化仅是现实异化的投射，真正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与人的本质相剥离。”[1]与此同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的分析，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劳动本是财富的源泉，却因资本逻辑的支配，反而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枷锁。马克思通过对这些思想的扬弃，将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提出劳动异化理论。他揭示出，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工人的物质劳动，更通过异化消解人的主体性，使社会关系沦为机械性的商品交换。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是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思想传统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既是对19世纪欧洲社会危机的深刻回应，也为人类解放提供了超越异化的实践指向，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式。

2.2.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形成背景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形成背景深刻植根于20世纪初欧洲动荡的社会现实与复杂的思想斗争之中并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其时代背景主要要从以下三点来把握，首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这一转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经济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关系与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工业技术的飞跃与资本的高度集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催生了庞大的垄断集团，这些集团通过卡特尔等形式掌控了经济命脉，资本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剥削形式从早期的直接压榨转向更为隐蔽的控制方式：工人表面上享有法律规定的劳动权利，实则被裹挟进严苛的管理制度中，成为机械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由于第二国际内部存在理论分歧，第二国际的发展陷入一个充满内部斗争和逐渐走向分裂的状态。修正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斗争渐进改良，而激进派则坚持暴力革命路线，这种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暴露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彻底粉碎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多数社会民主党选择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背叛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这使卢卡奇意识到，工人阶级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使命，反而不知不觉地被资本家的思想和价值观牵着鼻子走。

最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从空想变为了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永恒性”的神话，证明了无产阶级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展现了革命的可能性。然而，1919年卢卡奇亲身参与的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与十月革命的胜利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通过物化机制将社会关系自然化，使无产阶级无法自发觉醒，丧失了批判与反抗的能力，这促使他深入研究物化是如何阻碍革命的，并推动他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构建出“物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统治维持剥削的。

从思想背景来看，最初，高茹等学者认为卢卡奇关于物化的相关阐述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露出的异化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商品拜物教”思想直接相关的，小部分学者则认为卢卡奇思想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张一兵指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基于韦伯的“合理化”论断，而不是基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倒置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以及卢卡奇本人的认知错误。伴随着近些年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创造性综合，是二者思想的“嫁接”，同时贯穿着黑格尔辩证法的身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其提供了基石，卢卡奇正是基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相关理论来展开自己“物化”学说的论述的，卢卡奇将批判的矛头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拓展至整个社会结构。他指出，商品形式不仅是经济范畴，更渗透到每个角落，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纳入可计算、可量化的逻辑之中，甚至是人的意识方面。而这种思想的深刻性离不开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工具理性的扩张，人被异化为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而人的价值理性被边缘化。在韦伯看来，无论是生产活动的合理化或是国家治理的合理化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进程是持肯定态度的。卢卡奇将韦伯的合理化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合理化实质上是一种物化：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标准化操作，管理者通过泰勒制来精确计算工人的动作与时间，总体性的视野随之消失。这种物化意识甚至侵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使其默认现状的合理性，因而应当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

为了打破这种困境，卢卡奇吸收了黑格尔“真理存在于总体性之中”的思想，强调“总体性”概念——只有恢复对社会整体本质的理解，才能揭露物化的历史暂时性。他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主客体辩证法的能动性。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物化批判与阶级意识理论相结合，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意识到自身的商品化地位”来超越物化，这种觉醒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哲学与政治的自觉介入。这种对意识能动性的强调，既是对十月革命中列宁先锋队思想的哲学呼应，也暗含了对适合西方特点的新的革命道路的独特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其物化理论由此成为连接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既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又通过融合韦伯、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开创了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分析的新范式，为理解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复杂统治形态提供了重要视角。

3. 理论内涵之异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两大核心范畴，在理论渊源上具有内在关联性，但在具体内涵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具体需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把握：概念内涵之异与扬弃路径二者。

3.1. 异化与物化概念之异

3.1.1. 异化概念

马克思在《手稿》中，除了“异化”这个概念之外，还经常使用“外化”“对象化”，因此，要深刻理解“异化”的含义，就必须对三者加以区分。“外化”是指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通过人的活动、通过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展现出来。“对象化”是指人把自身的内在本质对象化为外物，通过这个“外物”确证人自身的本质。而“异化”则是指主体在通过实践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生出客体之后，客体却作为一种独立于主体之外并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力量统治和束缚着主体[2]。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递进关系：对象化作为劳动的一般形式，在私有制下必然导致外化；当外化与资本逻辑结合时，外化升级为异化，劳动者被全面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劳动、劳动产品、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的疏离关系。(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表现为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而是被资本家占有，成为压迫工人的工具，工人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2) 工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这表现为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被迫的、机械的重复劳动，也就会出现人在实现自己动物机能——食欲、性欲时是幸福的、自由的人，是自己；在劳动、实现人的类本质、成为人时，感觉自己是动物、是在当牛做马，即：“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3] (3) 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与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相对比，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既不自由、也不自觉，即工人失去作为人的类本质。劳动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手段，而是沦为维持生存的被迫行为[4]。(4) 人与人相异化：人与他人的异化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对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阶级对立，工人与他人之间的真实联系被扭曲。这四种异化表现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剥夺了劳动的本质意义，成为异化的存在。

3.1.2. 物化概念

事实上，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与“异化”常常是同时混淆使用，并没有正式的对此进行区分，卢卡奇之所以把异化称之为物化，是因为在卢卡奇看来，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都成了商品、成了“物”，一切的一切全部物化，人被物化，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其物化概念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核心。物化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结构和合理化进程导致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形式化与量化，使原本由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社会关系异化为独立于人、甚至支配人的“第二自然”。这样的物化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领域。(1) 经济领域：物化在经济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生产过程的不断合理化，劳动过程的简单化是其重要的表现。机器大生产的普及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人仅需不断重复枯燥乏味的动作，其劳动力被简化为可量化、可交换的商品，生产所需时间也越来越精确化，这样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合理化。(2) 政治领域：卢卡奇认为，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经济基础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必然会有一套以经济基础相协调的上层建筑被创立，也就是政治制度。(3) 思想政治领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社会现实的物化必然以抽象的形式反映在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中，表现为人在思想意识上的物化。

3.2. 扬弃路径之异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导致劳动异化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扬弃异化的途径是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所谓积极的扬弃即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扬弃路径深植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既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消灭，也并非对其历史作用的全盘否定，而是通过批判性继承与革命性转化，共产主义所克服的只是劳动的异化状态而并非劳动本身，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是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将私有制所裹挟的人类发展成果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重建人性丰富性的物质前提。这种扬弃的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是异化的根源，又为异化的克服创造了历史条件：它一方面通过剥削使劳动者陷入贫困与麻木，另一方面又通过机器化大生产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解放人类创造性潜能提供技术可能；它既以商品交换撕裂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又以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人类走向普遍联合。马克思由此将共产主义的实现锚定于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中，扬弃的本质是对私有制内在界限的突破——当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终结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取代了价值规律的强制，异化劳动便不再是人类存在的宿命，而是转化为历史进步的阶梯，私有财产曾承载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抗性关系，将在新的社会形态中被重建为自由自觉的实践统一。

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理论，虽然受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影响，但更强调意识层面的物化。卢卡奇认为，物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的思想意识中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历史发展和人的存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丧失了原有内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因此，要扬弃物化最关键的就是要恢复人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总体性。在于通过“总体性”原则重构主客体关系——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物化的彻底牺牲者，其阶级意识的觉醒成为打破物化现象的关键点[6]。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既是物化结构的终极产物，又是历史真理的承担者时，便能以辩证法的“总体性目光”穿透商品、货币、资本等物化表象，揭示背后隐藏的剥削性社会关系。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在内的总体性革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对总体性革命来说至关重要，当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都具备时，其意识的觉醒程度也就成为总体性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意识革命应当在总体性革命中居于核心地位[2]。

4. 马克思“异化”与卢卡奇“物化”相同点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思想都批判资本主义扭曲人性，主张恢复人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脱离劳动者控制，异化为敌对存在。工人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在劳动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关系被物化，人与人的关系只 能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马克思与卢卡奇共同指出，资本主义的“繁荣”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主体性危机——工人丧失了对劳动意义的感知，沦为生产链条中的零部件。二者的理论均试图通过批判这种扭曲状态，寻找解放的路径：无论是马克思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劳动向自由自觉活动的复归，还是卢卡奇强调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重建社会总体性，其终极目标都在于打破物化或异化的牢笼，恢复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使劳动重新成为联结人与世界、个体与社会的纽带，而非压迫与疏离的根源。

5. 结语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哲学异化概念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在《手稿》中批判劳动异化、类本质异化与社会关系异化，提出通过共产主义实现人性复归，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人道主义理论基础。卢卡奇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拓展异化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异化从生产渗透至日常生活、经济扩张至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新特征，提出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终结物化，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参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异化的土壤。马克思与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坐标，异化与物化的概念对话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的理论生长轨迹，更折射出资本主义矛盾形态的历史嬗变。二者在劳动异化与意识物化的辩证关系中形成的理论光谱，既揭示了资本逻辑对主体存在的持续性宰制，也为当代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解放实践提供了双重启示。在资本全球化与数字化异化的新语境下，重审两种理论的批判维度与解放潜能，对于构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致 谢

感谢我的导师给予我的帮助，感谢同学、家人的陪伴与支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