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卢卡奇物化理论背景探析
面对十月革命的爆发与胜利，卢卡奇像其他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对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表达了极大地欢迎与期待。在他看来，1918年，在十月革命深远影响的激荡下，匈牙利的共产党宣告成立。十月革命不单是激励世道的民众运动，它更象征着对世间的腐朽力量的涤荡。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成为了该组织的一员。然而，好景不长，1919年匈牙利共和国遭遇颠覆，卢卡奇也因此被流放至维也纳。在流亡期间，他撰写并发表了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
1.1. 十月革命的胜利
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不幸地都以失利收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两起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刻分析，归纳了导致挫折的诸多因素以及可借鉴的教训，并先后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宪法保卫战》《给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等系列著作。马克思提出，这些革命的失败源自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属性，必须经过这一过程，无产阶级才能走向解放全人类、争取自由的终极目标。
到了1917年，俄国爆发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迅速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遍了全球各地。这一历史性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球范围内那些长期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使他们重燃希望，勇敢地挺身而出，为争取自身的自由与解放而不懈奋斗。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十月份的革命成功之后，激发了西欧及其他欧洲地区民众的追随。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潮水般涌动，使得大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但各国效仿并未达到预期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它们过于机械地复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未充分考虑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其中，匈牙利革命的落幕对卢卡奇等革命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身为共产党的成员，卢卡奇在革命失利后不得不逃离匈牙利，辗转维也纳。正是在维也纳这片土地上，卢卡奇深刻反思了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并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重要著作，以期从历史与阶级的维度，为未来的革命道路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
1.2. 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20世纪的初期，生产力经历了巨大的进步，飞机、电报和电话相继被发明出来，第二轮工业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生产效率的飞跃与社会经济危机的频发，促使资本主义体制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即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后来的帝国主义阶段。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动荡与社会动荡的双重压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推行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这直接推动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
为了缓解劳工与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资本家推出了一种名为“泰勒制度”的方案，该方案旨在表面上减轻工人的工作负担并提升他们的薪资待遇。泰勒制度是由美国的工程师泰勒所提出的一套管理体系，其核心目标是提升所有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他对各工作岗位的员工实施了详细的分工安排，同时确立了标准化的生产作业流程。在此流程中，每一生产步骤所使用的工具均遵循严格的规格标准。自“泰勒制”的问世起，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逐步迈向了科学化的发展轨道。基于上述情况，卢卡奇明确表示，福利制度的进步并未带来多方面的益处。反而，这使得工人的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他们的剥削也随之加剧，导致工人的空闲时间减少，并使他们成为机械化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失去了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劳动变得更加可计算，这导致人们逐渐呈现出物质的特质，人们被物化，从而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矛盾。青年学者卢卡奇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工业化大潮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以及人的‘类本质’发生物化的现象”，并在其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2.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2.1. 物化的概念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作品中，卢卡奇提出异化概念指的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 p.152)。这句话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及人性异化的趋势。
卢卡奇提出“一个商品形式占领支配地位并对一切生命形式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与一个商品形式只出现很短时间的社会之间的差别是一个质的差别”([1], p. 150)。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进行了深刻分析，他阐述在商品交换的初始阶段，商品主要是以使用价值为主，而其交换价值还未完全成熟为独立的存在或实体。卢卡奇进一步指出“覆盖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被掩盖的不仅仅是现象的历史性，即过渡性和暂时性”([1], p. 65)。从卢卡奇的动态视角审视物质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驱动这种物质化现象的核心角色。而马克思则持有这样的观点：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际间的关系尚未被物质利益所主导，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尚未物质化，因此摒弃物质化是可行的。
2.2. 物化的表现形式
卢卡奇关于物化的深度解读构成了我们认识这一现象的理论基石，但其思考并未局限于此范畴，而是进一步拓展至经济活动以外的领域。在此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中，物化现象所展现出的具体形态与特征。
(1) 经济活动中的物化
卢卡奇于其学术生涯之初，细致咀嚼了《资本论》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深奥理论，迅速洞察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时，常以商品为分析之基点，目的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由此获得灵感，卢卡奇意识到在宏观经济行为中，物体对人的主体性实施了一种压迫。他从商品的构造着手，试图追寻商品关系背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契合的主体形态的源起。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提出其核心是物质财富的积聚。这一过程不仅促使劳动创造出了社会必需的各类物质资源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可能加剧了对劳动者的压榨，使众多劳动者沦为贫困的牺牲品。基于此，卢卡奇在研究物化理论时，坚定地站在马克思的理论立场之上，对商品拜物教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整个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生活，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商品形式地位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2], p. 147)。偶发的商品交换逐渐演变为持续不断的交易，这无疑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卢卡奇在此也强调，人的工作是由人自己进行的，理应受到主体的控制，但在商品领域，人的工作与人的本质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为了验证其观点，卢卡奇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流程，探究了随着社会合理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主体特性逐渐丧失的现象。他观察到，劳动流程被合理地分割为多个独立的环节，尽管工人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本质上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却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工人们仅被分配至某一特定环节进行重复性的操作，这导致他们无法全面把握和控制整个生产流程。在此情境下，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被极大地削弱，他们逐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一个个机械部件，失去了作为生产主体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因此，原本基于经验或习惯的劳动时间可预见性，逐步演化为衡量工人劳动总量的量化准则。促使物化现象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是用计算性调节合理化的原则。
(2) 政治活动中的物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物品的本质常常被其物质化的表象所遮蔽，劳动成果的真实价值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的过程，使得产品本质与物料真实属性隐匿不现。然而，这种情形并非充分，若资本主义普遍弥漫着物化特征，则生产活动的影响亦应渗透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资本主义要求构建一套与理性化相契合，并在结构上支撑理性化运行的政治法律体系。卢卡奇沿袭韦伯观点，认为从社科视角出发，企业核心价值与国家核心价值一致，无论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工匠或是拥有领地的贵族，他们均利用手中工具或资本履行职责，而国家公务员亦需拥有一定的稳定基础。韦伯指出，执行职责所需的工具和资金可能受资本家或政治家操控。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化与计算精确性使得资产阶级能迅速识别法律或管理的漏洞，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容许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化与推动作用明显，资产阶级为维护既得利益而设立的法律体系亦被物化。典型表现是，法官由原来的神圣不可侵犯变为法律条文的机械存储装置，其职责由神秘转为可量化。
在现阶段的政治场景中，物的固化趋势愈发显著，这种趋势已经超越了以往依赖经验进行决策和管理的旧有模式。它与经济领域中的物化现象紧密联系，展现出更加体系化和精细化的特征。以罗马法为例，这一资本主义出现前的法律典范，特别提出了人在法律范畴中的主体性与灵活性。因此，我们需要彻底放弃遵循传统和习惯的罗马法，转而接受一个完全系统化的法律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精确的法律计算。通过精准的计算过程，所得出的法律结论具备了“恒定不变”与“稳固可靠”的特性。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一个固定的社会结构将不可避免地与日常社会生活产生冲突。因此，法律的稳定性及其刻板特征在当代愈发突出，而这同样映射出现代官僚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考验。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官僚体系不仅需要在法律层面做出调整，国家治理和管理等多个层面亦需改革，以保障社会各功能板块的独立性得到明确划分。各个主体的角色担当者，不可避免地需与自身所雇佣的劳动力划清界限。政治运作的整体流程与经济活动模式相仿，犹如自动化生产线，完全机械化。在特定历史阶段，与经济领域的自动化操作相较，官僚体系的机械化流程往往显得过于简化且单一，而不是机械操作。
3.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当代启示
3.1. 树立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观
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见解指出，劳动的异化是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主要障碍。在他看来，劳动是人的核心所在，只有在劳动中发挥人的本质特性，并通过自觉的劳动来对抗劳动的异化，人们才能完全展现自我价值，实现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论述，深刻展示了商品形态的普遍扩散如何限制人类劳动，增强了劳动过程的可控性，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批判性。因此，在劳动行为中，唤醒和发挥人的主观动能至关重要。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劳动实践的实际情况，吸收中华传统劳动文化的精华，并融合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劳动观念，进一步充实和拓展了劳动的意义，形成了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观。为推广这一新型劳动观，我们需积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劳动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观，既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汲取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养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新型劳动观。“习近平的劳动观关注社会现实发展、回应⺠众期待，聚焦劳动精神观、劳动关系观和和劳动价值观等问题并从这些⽅⾯发⼒，开辟了⻢克思主义劳动思想的新境界”([3], pp. 9-12.)。
3.2. 改变和超越发展的悖论状态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克思与卢卡奇曾描述的劳动力遭受残酷压榨的情景似乎已退出历史舞台，转而被更为潜藏和缓和的统治方式所替代，异化的形式亦随之发生了隐秘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对工人实施的管理显得更为温情脉脉，表面披上了一层人文关怀的外衣。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家们假借科学中立之名，操纵公众舆论的方向，使人们在不经意间自发地接受了这种物质化伪装的新形态，进而在无形中削弱了人们反抗异化现象的斗争能力。经济增长总是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会导致不断变化、数量众多的物质化和异化现象，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繁荣背后隐藏的更为严重的罪行和剥削；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无疑为人类迈向更高层次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且难以跨越的实际基石和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转变并突破发展中的矛盾状况变得尤其关键。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商品种类繁多，形式日趋繁杂，资本持有者通过编织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罗网，将大众束缚其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个体的独特性发展受到制约，许多人感受到了心灵上的荒芜和灵魂深处的寂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剖析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我们必须明白，异化虽是社会特定条件下的经济规律产物，但要彻底摒弃这一状况，唯有依靠有序的革命行动和深刻的社会改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对于社会中的物质化现象变得越来越敏感，并开始集结力量来对抗这种现象。在现今的社会背景下，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拓宽了社会互动的时空维度，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物质化现象在社会结构中也展示了其不易察觉和高度侵入性的特点。因此，人类在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人们仅着眼于社会物质层面的愉悦，安于现状的舒适生活，那么寄望于无产阶级集体发起的社会变革就如同幻想。鉴于此，在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必须确保理论与实践的精准对接，保持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连贯性，同时唤起个体对异化的反抗意识和行动力，这是目前最为迫切和实际的途径。
3.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物化问题在整个社会中都是普遍的，全球的人们都受到同一物质结构的限制。在此背景下，物质化的观念深入人的内心，塑造了深入的物质化意识，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精神行为。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物质化的展现方式变得更加隐秘和不真实，沉浸于这种架空物质主义世界的个体，逐渐丧失了对物质之上主观能动性的追求和对事物本质的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当物质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后，它加剧了社会的全面物化。
首要任务是加强对阵地的认识，并扩大培养途径。通过家庭、学校和媒体等多种途径，我们应从多维度对公众进行教育，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路径，以增强公众的认同感。鉴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价值观的需求及接受度有所不同，我们需采用更贴近他们认知水平的教育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流，从而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根据正确的准则行事。再者，为了更好地满足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需求，我们应当构建一个奖惩制度。我们可以借助大众的物质化思维，通过提供外部资源来奖励和惩戒他们的行为模式，这种方式有助于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生活模式。我们的根本追求是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力求实现从理念到行动的完美对接。在现实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往往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如何将它们有效地结合起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4. 结语
卢卡奇以其深刻的哲学思维和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创作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作品。在书中，他不仅提出了物化理论，还详尽阐述了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卢卡奇不仅深刻揭示了物化理论的本质，还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和系统地解析。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物质形态的呈现亦随之改变。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分析来描绘人们的消费模式、运动喜好、日常活动轨迹以及睡眠质量，甚至是他们的情感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忙碌的工作环境为人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安慰。因此，当人们过度追求物质时，他们可能会在物质中迷失方向，导致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主动性逐渐减弱，开始展现出物质的特质。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日益凸显的物质化现象。比如，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身份越来越多地以数据形式存在，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数据保护的重要性。同时，随着虚拟交流的普及，我们也应重视网络道德的培养，让人们在享受便捷沟通的同时，也能保持真诚与尊重。通过深入研究物化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社会现象，从而找到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