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手机社交媒体依赖(Mobile Phone Social Media Dependence)是指个体对手机上的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且难以控制，导致对身体、学习、工作、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痴迷状态(吴祖宏，2014)。手机社交媒体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微博、微信、QQ、博客、社交APP、短视频平台等，目前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手机应用软件的日益丰富，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社交媒体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也使得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现象越来越普遍。根据2023年中国青年网“大学生网络社交情况”调查，超五成的大学生每天使用网络进行社交的时间超过三小时，49.32%的大学生表示网络社交会导致自己沉迷其中。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网络具有降低自制力、影响学业成就(Seo et al., 2016)，弱化实际交往能力、影响良好人际关系建立(廖慧云等，2016；曾奕欣等，2024)等危害。考虑到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危害，探讨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与良好社会适应。

1.1. 自我体像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关系

自我体像(Self-Body Image)，也称身体意象(张静，陈巍，2016)，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和评价。根据个体对体像的不同评价和看法，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体像。当个体能正向积极地看待自己的身体、外貌时，即持有积极的体像，反之则持有消极的体像(刘超，刘巧云，2016)。Katz等人(1974)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指出，当个体出现某种心理需求时，会去寻找满足其心理需求的媒介。一方面，体像负向影响当下的手机依赖(Chen & Peng, 2008)。已有研究证实，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相貌评价越消极，越容易对社交软件众多的手机产生依赖(叶宝娟等，2017)。个体往往会提高和美化自己在社交网站上的形象(Fardouly & Vartanian, 2015)，选择性地发布有关自己的积极性信息(Yau & Reich, 201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个体消极的体像，从手机社交媒体中得到一种虚拟的满足，并逐渐沉迷其中。另一方面，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较明显的发展变化(何安明，惠秋平，2019)，这可能是因为通过手机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网络社交关系，这种体验令人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逐渐习惯并依赖于手机社交媒体。以往关于自我体像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横断水平(Chen & Peng, 2008; 叶宝娟等，2017)，难以对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稳定性做出回答，因此有必要开展自我体像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纵向研究。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一：自我体像负向预测大学生当前及以后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

1.2. 自我体像、社交焦虑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关系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是指个体担心受到他人负面评价，在与人交谈或参与聚会等社交活动时产生的紧张、焦虑等情绪体验(Beidel et al., 1995)，主要表现为害怕与人的眼神交流、不敢在人前交流、表现等行为。社交焦虑认知模型认为影响个体产生社交焦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仍是由个体消极、负面的自我认知所导致的(Clark & Wells, 1995)。依据该模型，自我体像可能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现有实证研究证实了该观点，研究发现，个体对外表和身体部位的满意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社交焦虑，往往会有回避与他人互动的偏向(Maphis et al., 2013; Teng & Poon, 2020)。值得注意的是，社交焦虑在个体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水平是变化的(陈必忠等，2023)，甚至能在以日为单位的观测期间内上下波动(Kashdan & Steger, 2006)。纵向研究发现，初中生身体羞耻(消极自我体像产生的情绪体验)不仅能够预测当前社交焦虑，对半年及一年以后的社交焦虑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曾奕欣等，2024)。由此我们提出假设二：大学生自我体像可能既可以显著预测当前社交焦虑，也可以显著预测以后的社交焦虑。

此外，社交焦虑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可能会表现出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依据使用与满足理论(Katz et al., 1974)，有较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人际需要可能得不到满足，而在线社交网络的匿名性、不同步性(Valkenburg & Peter, 2011)和文本交流(Okdie et al., 2011)的特点对社交焦虑者来说风险更小，使得他们通常习惯于使用在线社交网络来满足社会交往功能，长此以往容易导致个体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上述理论观点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社交回避与苦恼(张雪凤等，2018)、回避现实社交(吴茜玲等，2019)、社交焦虑(楚啸原等，2023，2020；Lee & Stapinski, 2012)水平越高的个体，手机依赖或者问题性网络使用程度越高。

关于自我体像(认知)、社交焦虑(情绪)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认知行为理论角度进行理解。认知行为理论是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的整合、批判与发展，认为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中有一种互动关系，即认知影响情绪，情绪影响行为(何雪松，2007)。依据该理论，个体对自己的身体评价可能会影响到个人情绪，进而影响行为表现，即自我体像通过社交焦虑进而影响手机社交媒体依赖。虽然已有研究探讨了自我体像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作用机制的探讨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相貌身体负面自我(属于消极自我体像)水平越高，报告的社交回避与苦恼越多，进而表现出较高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叶宝娟等，2017)。

根据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我们推测大学生社交焦虑很可能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然而，当前研究仅停留在横断水平上，没有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随时间而变化。鉴于身体羞耻(消极自我体像产生的情绪体验)能够显著预测当前以及以后的社交焦虑(曾奕欣等，2024)，加之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随时间发生变化(梁晓燕等，2022)，社交焦虑不仅显著预测当前手机依赖，也显著预测个体以后的手机依赖(杨笑颜等，2022)，本研究提出假设三：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发挥着即时和纵向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初步考察自我体像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即时与纵向联系，并进一步揭示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及其跨时间的稳定性。基于前人理论认识和相关实证研究，我们假设：(1) 自我体像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当前及以后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2) 自我体像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当前及以后的社交焦虑；(3) 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发挥着即时和纵向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以某高校大学生为被试对其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研究。首次施测时间(T1)为2023年9月，剔除数据缺失严重和有明显作答倾向的被试，有效被试为618人，男生198人，女生408人。第二次施测时间(T2)为2024年3月，最终完成两次测试的有效被试共484名(男生149人，女生335人，平均年龄为18.26 ± 0.59岁)。从T1到T2，考虑到被试流失，以及剔除规律作答、作答时长过短(不超过60秒)的问卷，样本最终保留率为78.3%，我们进行了Little的完全随机缺失检验，结果发现，数据是完全随机流失的(χ² = 6.634, p = 0.085)。

2.2. 研究工具

2.2.1. 身体形象状态量表

采用Cash等人(2002)编制的身体形象状态量表评估大学生的自我体像，并对其进行修订。该量表共6个项目，采用李克特9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体像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信度良好，两个时间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和0.89。

2.2.2.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汪向东等，1999)中的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对大学生的社交焦虑进行测量。该量表共15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两个时间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和0.89。

2.2.3. 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量表

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采用吴祖宏(2014)编制的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有突显性、社交增益、强迫性、冲动性、戒断性五个维度，共23个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两个时间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和0.95。

2.3. 研究程序

以某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具有施测经验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施测过程中，由主试向被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并解答疑问。施测结束后，发放礼品以表示感谢。所有数据收集措施都得到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征得学生及学校的同意。

2.4. 数据处理

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 23.0软件和Mplus 8.3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被试的自我体像、社交焦虑、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均采用自我报告获得，故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Podsakoff et al., 2003)对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熊红星等，2012)。结果表明，在T1、T2时间点上，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均为8个，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分别为27.47%和30.92%，均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T1自我体像、社交焦虑、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T2相应变量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r = 0.58~0.67)，表明各变量的发展稳定性。在T1和T2时间点上，自我体像与社交焦虑(T1: r = −0.41, p < 0.01; T2: r = −0.48, p < 0.01)、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T1: r = −0. 31, p < 0.01; T2: r = −0.33, p < 0.01)，社交焦虑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T1: r = 0.38, p < 0.01; T2: r = 0.43, p < 0.01)之间呈显著正相关。T1自我体像与T2社交焦虑(r = −0.33, p < 0.01)、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r = −0.24, p < 0.01)均呈显著负相关，TI社交焦虑与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r = 0.28,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考察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建立了三个模型，首先，为考察同一时间段内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以自我体像为预测变量，社交焦虑为中介变量，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为因变量，构建T1即时中介模型(Model 1，图1)；然后，进一步考察T1自我体像对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预测作用，并分别检验T1社交焦虑(Model 2)与T2社交焦虑(Model 3)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图2)。这三个模型的拟合值如表2所示，各个模型拟合良好。

Figure 1. The immediat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body image and mobile phone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Model 1)

图1. 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即时中介作用(Model 1)

注：斜杠前为模型2，中介变量为T1社交焦虑；斜杠后为模型3，中介变量为T2社交焦虑。

Figure 2.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body image and mobile phone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Model 2, 3)

图2. 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Model 2, 3)

Table 2. A table of fitting indices for each model

表2. 各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表

如图1、图2所示，T1自我体像显著负向预测T1手机社交媒体依赖(Model 1: β = −0.20, p < 0.001)、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Model 2: β = −0.17, p < 0.05; Model 3: β = −0.12, p < 0.05)，假设一得到验证。T1自我体像显著负向预测T1社交焦虑(Model 2: β = −0.41, p < 0.001)、T2社交焦虑(Model 3: β = −0.33, p < 0. 001)，假设二得到验证。

T1自我体像通过T1社交焦虑对T1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间接预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大小为−0.13 (95% CI [−0.186, −0.087])，占总效应的38.97% (图1，表3)，即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存在即时部分中介作用。T1自我体像通过T1社交焦虑对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间接预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大小为−0.09 (95% CI [−0.141, −0.048])，占总效应的34.90% (图2，表3)；T1自我体像通过T2社交焦虑对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间接预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大小为−0.14 (95% CI [−0.187, −0.087])，占总效应的52.94% (图2，表3)，即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发挥着纵向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假设三得到验证。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body image and mobile phone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表3. 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深入考察了大学生自我体像、社交焦虑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潜在的即时和纵向联系，接下来将对本研究发现、存在的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自我体像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当前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Maphis et al., 2013; Teng & Poon, 2020)，另外本研究还发现，自我体像能够显著预测以后的社交焦虑，验证了假设二。该发现证实了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Clark & Wells, 1995)，拥有积极的自我体像的个体会更加自信和自尊，而自尊水平越高，个体的人际适应性越好(张亚利等，2018)，这也意味着较少的社交焦虑；而消极自我体像的个体对自己外貌和身体评价低，会因此感到自卑(张戴林等，2017)，在社交中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催生出较高的焦虑情绪，并且再次进入社交情境时，会强化自身的消极体验，由此引起社交焦虑的持续。这启示学校和社会应当重视大学生不合理的自我认知，为大学生提供更丰富的体育运动和人际交往机会(杨超等，2023)，同时可以引入认知失调干预及适应性策略，帮助大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我，促进积极自我体像的形成(刘显翠，周爱保，2022)，从而缓解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问题。

其次，本研究发现社交焦虑可以正向预测手机社交媒体依赖，这与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一致(Lee & Stapinski, 2012; 吴茜玲等，2019；张雪凤等，2018)。证实了使用与满足理论(Katz et al., 1974)，社交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出于对人际评价的恐惧，可能会产生逃避动机，尽量回避与他人接触(张亚利等，2022)，而手机这种非面对面的社交主要是以文本、图像为交流符号(Laurin et al., 2011)，个体有更多的时间来构思和编辑自己的言辞，减少了即时交流的压力(Valkenburg & Peter, 2011)；并且手机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和匿名的环境，人们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Ben-Ze’ev, 2003; 谢笑春等，2013)，因此社交焦虑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产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研究首次直接证实了社交焦虑在自我体像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两者的关系中具有即时和纵向中介作用，中介效应路径表现为T1自我体像→T1社交焦虑→T1手机社交媒体依赖、T1自我体像→T1社交焦虑→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T1自我体像→T2社交焦虑→T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即自我体像越积极，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越低，进而有较低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反之，自我体像越消极，越可能有较高的社交焦虑，进而会表现出更多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且这种预测关系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验证了假设一与假设三。

该发现有力地支持和拓展了认知行为理论(何雪松，2007)。自我体像的形成受到大众媒体及价值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杨超等，2023)，个体如果认为自己不符合某种社会标准或期望就会导致自我价值感下降。接着，在社交场合中，个体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外貌或身体形象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而感到不安和焦虑(叶宝娟等，2017)，表现为对社交活动的回避、对人际互动的恐惧以及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关注。相比于传统的面对面社交方式而言，社交焦虑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非面对面的网络社交。手机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相对匿名的社交环境，个体可以在其中进行自我表露、寻求认同和社交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媒体会导致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社交焦虑(王东梅等，2017；张玥等，2018)；并且社交媒体上的外貌比较容易导致个体对自己的身体形象产生更高的不满和焦虑(王玉慧等，2017)，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尽管自我体像的形成贯穿于人一生的整个发展过程，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有其相应的特征(黄希庭等，2002)，但是它对社交焦虑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影响却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这一发现凸显了自我体像的重要性。如果个体消极的自我体像没有得到及时地干预，再次进入社交情境时，个体依旧会过分担忧他人的消极反应而产生焦虑，即消极的体像会长期存在并影响个体的社交焦虑，进而影响手机社交媒体依赖。

综上，T1自我体像不仅会影响当下的社交焦虑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也会影响T2社交焦虑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即该中介效应存在稳定性。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学校和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自我体像的长效作用，注重积极自我体像的塑造，如培养乐观、抗压力和果敢(黄忠敬等，2024)，促进大学生积极、客观地认知自我；充分重视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关注具有社交焦虑的大学生，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减少社交焦虑(Hofmann et al., 2012)，以减轻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程度。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取样的代表性有限，本研究仅考察了大学生群体，而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体消极的体像会达到顶峰(Ata et al., 2007)。青少年消极自我体像对自我概念、情绪体验、体重控制策略、饮食失调和社会生活等有重要负面影响(史攀等，2020)，未来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将研究对象拓展到青少年群体，以探究自我体像、社交焦虑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关系；其次，自我体像影响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过程很可能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对自己外貌和身体越满意，自尊水平越高(张戴林等，2017)，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刘勤学等，2017)，这意味着今后有必要通过构建更复杂的模型来深入考察自我体像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作用机制；最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收集被试的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水平，比如增加同伴报告、收集日均手机社交软件使用时间等，来增加数据的客观性。

5. 结论

通过对484名大学生的考察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 自我体像越积极，大学生当前以及以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程度越低；

(2) 自我体像可以直接影响手机社交媒体依赖，还可以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间接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产生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基金项目

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BKJJ2023083)。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