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欺凌在人类社会中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攻击行为，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欺凌形式——网络欺凌，并且成为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认为网络欺凌是指个体反复利用电子设备传播敌意的或攻击性的信息，从而对他人造成伤害(苑波等，2018)。网络欺凌在青少年中尤为常见，具有高度匿名性、传播速度快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点(李泳汉等，2021)。根据2020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表的新闻显示，在2019年大约有30%的女生和19%的男生表示自己曾在网上受到欺凌。研究对海口市3所中学的318名初中生进行的调查发现，33%的初中生表示自己遭受过网络欺凌，主要是通过网络聊天和短信的方式(刘丽琼等，2013)。初中生正处于认知快速发展的时期，网络欺凌容易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而网络欺凌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深刻和长期的，甚至会对受欺凌者的一生造成无法修复的创伤(黎亚军，2015)。因此需要对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减少初中生的网络欺凌现象。

初中生开始进入青春期，其自我意识快速发展，处于自恋急剧发展的初始阶段，因此该阶段的个体自恋水平相对而言较高。自恋作为一种人格倾向，或多或少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尤其对初中生而言，不同的自恋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同伴关系、学业成绩、情绪等，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将自恋作为影响网络欺凌的因素。

研究者在对中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成因分析中发现消极情绪在其中产生很大的影响(王博晨等，2020)，当初中生难以对消极情绪进行控制时，他们往往会通过在网络平台诋毁、侮辱他人来缓解情绪，而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地减少网络欺凌行为。目前关于情绪调节对网络欺凌的研究较少，并且在自恋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内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他因素，而对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关系间发挥的作用的研究几乎没有。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初中生自恋、情绪调节及网络欺凌的理论基础之上，对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间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从而为减少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1.2. 自恋与网络欺凌的关系

自恋一直是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话题，并且根据不同领域提出了许多关于自恋的定义。在临床中，自恋属于一种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夸张，自我欣赏，过分表现，过分夸大自身的才能，利用他人和对批评的过度敏感(Fang et al., 2023)。而在非临床中，自恋被认为是过度关注自身，相信自己与他人相比能处于能好的位置，并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优待和特权(Fan et al., 2019)。已有研究主要是对自恋与攻击行为进行研究，而网络欺凌作为攻击行为的一种，它的危害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因此学者逐渐开始研究自恋对网络欺凌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恋是影响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并且自恋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欺凌行为(Hart et al., 2023)。研究指出自恋者会因父母拒绝而产生愤怒的情绪，当成年期遇到其他人的拒绝时会重新激起这种愤怒情绪。自恋者似乎对轻微的侮辱或批评异常敏感，因此他们很容易做出敌意反应(韩雪等，2018)。除此之外，有研究将自恋与极端情绪不稳定和强烈反应联系起来，这很可能会增加含有攻击性倾向的愤怒(Fang et al., 2023)。而网络欺凌作为一种匿名性极强的攻击行为，欺凌者不需要为自身的欺凌行为负责，初中生的道德水平仍处于发展阶段，并且其内省意识尚未发展完全，对自身行为的结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当自恋水平较高的初中生遭遇挫折后更倾向采用网络的方式对他人进行言语攻击。

1.3.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是个体利用特定的行为策略来影响和控制自己情绪的过程，依靠对其情绪的监测和评估来满足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需求。Gross将情绪调节分为两大类：第一，原因调节，即各种策略被用来在情绪发生之前调节情绪，包括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转换和认知重评。第二，反应调节，即在情绪出现后采取的调节方式，主要内容是反应调节(Gross, 1998)。个体通常使用认知重评和反应调节中的表达抑制这两种方法，前者是指在看待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时采用比较积极的方式，后者是指隐藏即将出现或者已经表露出来的情绪(Gross, 2001)。研究指出，原因调节中的认知重评策略可以有效地减少负面情绪，并且几乎不存在负面效应，同时采取这一方法的个体会产生相对而言较多的积极情绪和较少的消极情绪，而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往往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Gross & John, 2003)。先前研究对情绪调节和攻击行为两者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发现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个体其攻击性行为较多，而对情绪有良好的调节方式的个体其攻击性行为较少(Schade et al., 2021)。对于初中生而言，他们的认知能力刚刚开始发展，情绪调节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当他们因成绩、同伴关系、家庭环境等因素而体验到消极情绪时，情绪调节能力较差的初中生更可能会选择在网络上发泄自身情绪，而这种方式也为网络欺凌的产生提供条件，当初中生从网络欺凌他人中体验到消极情绪的缓解后，他们会倾向于采用在网络平台上欺凌他人的方式来对情绪进行调节。

按照一般攻击模型，个体变量对个体的情绪、认知等内在心理活动以及对这些活动的评价过程产生影响，从而使个体形成是否进行攻击的想法并付出行动(Culbert, 2014)。根据该模型，本研究认为自恋作为个人变量的一种，其水平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等内部状态产生作用，从而使个体的攻击行为产生变化。情绪调节与网络欺凌间存在负相关，采取合适的情绪调节方法可以有效减少网络欺凌现象，已有研究发现显性自恋的个体其情绪调节的能力较高(Bağatarhan et al., 2023)，因此当高自恋者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强时，便可以有效减少网络欺凌行为。而目前研究较多探讨了社会地位(Schade et al., 2021)和道德推脱(Wright et al., 2020)等各类变量在自恋和网络欺凌两者内部发生的机制，关于情绪调节在这两个因素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为研究在中学生中自恋对网络欺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在两者间发挥的作用，本研究尝试建立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

H1：自恋与网络欺凌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H2：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间起中介作用。

Figure 1. Hypothetical conceptual model

图1. 假设概念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山西省大同市及浙江省宁波市两所中学的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705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05份，有效回收率85%。其中男生381人(63.03%)，女生224人(36.97%)；初一167人，初二210人，初三228人，被试的年龄在12~16岁之间(M = 14.13, SD = 1.18)。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恋人格问卷

采用周晖等编制的自恋人格问卷(周晖等，2009)。该问卷共34道题，采用6点计分，将所有项目相加进行总和计分，分值越高表示自恋水平越高。该问卷分为权欲、优越感和自我欣赏三个因素，三者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0、0.81、0.80，自恋人格问卷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2.2. 自恋人格问卷

网络欺凌量表采用Wright所编制的量表(Wang et al., 2016)，用于评估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该量表包含9个项目。对每个项目的回答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范围从1-从不到5-总是，对所有项目的反应相加得出综合得分，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欺凌程度越高。本次研究中网络欺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3. 情绪调节问卷

研究采用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Gross, 1998)，该问卷采用回译法对Gross情绪调节问卷进行中文化，并将项目内容所涉及的情景条件统一改为“当……时”。该问卷由10个项目组成，按1~7 (1代表“非常不符合”，7代表“非常符合”)进行7点计分，并进行总合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越强。问卷可以分为认知重评和反应抑制2个因子，这2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系数均为0.78。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SPSS中的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现状分析

根据表1可知，中学生整体的自恋水平中等偏高(计分为1~6)，在自恋的三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自我欣赏”(M = 4.22, SD = 0.85)，其次是“优越感”(M = 4.21, SD = 0.84)，得分最低的是“权欲”(M = 4.10, SD = 0.93)。

在网络欺凌方面，中学生平均得分为2.60，标准差为1.08 (计分为1~5)，可以看出中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较多，并且分布的离散程度较大。

在情绪调节方面，中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较高(计分1~7)，其中认知重评的能力较佳(M = 5.12, SD = 0.89)，表达抑制的能力相对较弱(M = 4.75, SD = 1.18)。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rcissism, cyberbullying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表1.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现状分析

3.2.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

根据表2结果表明：首先，在自恋人格的三个维度方面，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权欲(t = 4.01, P < 0.001)、优越感(t = 4.49, P < 0.001)、自我欣赏(t = 4.12, P < 0.001)方面的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男生的自恋得分明显超过了女生；其次，在情绪调节的两个维度方面，男生和女生在表达抑制上的分数差别并不明显(t = 1.07, P < 0.05)，但在认知重评上得分差异显著(t = −1.99, P < 0.05)，表现为女生的分数要比男生高。最后，男生和女生在网络欺凌上的分数差异显著(t = 3.44, P < 0.05)，表现为男生的分数明显超过了女生。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narcissism, cyberbullying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表2.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

3.3.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年级差异

根据表3结果表明：首先，在自恋人格的三个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权欲(F = 0.80, P > 0.05)、优越感(F = 0.65, P > 0.05)、自我欣赏(F = 1.35, P > 0.05)方面的分数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其次，在情绪调节的两个维度中，各个年级在情绪的表达抑制方面的分数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F = 1.70, P > 0.05)，但在认知重评这一维度上，三个年级得分差异明显(F = 3.33, P < 0.05)，经过事后检验LSD发现初三学生的认知重评能力显著高于初二学生；最后，在网络欺凌方面，各个年级分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 5.07, P < 0.01)，经过事后检验LSD发现初二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三学生。公式中的字体大小。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s in narcissism, cyberbully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表3.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年级差异

3.4.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

首先对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三个变量间的各个维度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对该三个变量的总分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当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接近于1的时候，表示变量间的关联性越强，反之则表示关联性越弱。根据表4结果表明：首先，自恋的三个维度权欲(r = 0.37, P < 0.01)、优越感(r = 0.27, P < 0.01)、自我欣赏(r = 0.29, P < 0.01)均与网络欺凌存在正相关；其次，在情绪调节的两个维度方面，认知重评(r = −0.26, P < 0.01)能够负向预测网络欺凌，但表达抑制(r = 0.07, P > 0.05)与网络欺凌不存在线性相关；最后，情绪调节的两个维度能够正向预测自恋的三个维度。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dimensions

表4. 各维度间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5结果表明：自恋总分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欺凌(r = 0.33, P < 0.01)，情绪调节总分能够负向预测网络欺凌(r = −0.13, P < 0.01)，自恋与情绪调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35, P < 0.01)。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arcissism, cyberbully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表5. 自恋、网络欺凌和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

3.5. 情绪调节在自恋和网络欺凌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22.0宏程序PROCESS3.0来分析情绪调节在自恋和网络欺凌中的中介作用。其中自变量为自恋，因变量为网络欺凌，中介变量为情绪调节，建立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表6结果表明：当自恋作为自变量，网络欺凌为因变量时，自恋对网络欺凌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1, P < 0.001)；当自变量为自恋，因变量为情绪调节时，自恋对情绪调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12, P < 0.001)；当自恋与情绪调节同时进入回归方程作为自变量时，情绪调节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网络欺凌(β = −0.29, P < 0.001)，网络欺凌对自恋的回归系数由原先的0.11增长到了0.15，但结果仍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21]得出，a = 0.12，b = −0.29，c’ = 0.15，a * b的符号与c’的符号相反，即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之间起到了遮掩效应(见表7)，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值为|a * b/c’| = 23.2% (如图2)。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arcissism,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yberbullying

表6. 自恋、情绪调节和网络欺凌间的回归分析

Figure 2. Masking effect path

图2. 遮掩效应路径

Table 7.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asking effect breakdown table

表7.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遮掩效应分解表

4. 讨论

4.1.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个体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自恋在年级上差异不显著，也就是初一、初二、初三这三个年级的学生的自恋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自恋与年龄增长无关，周晖等人将自恋化为权欲、自我欣赏和优越感三种层次(周晖等，2009)，通过分析表明初中生的自恋程度在年级上并没有明显差别。但是自恋在男女这方面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差别，表现为男生的自恋程度明显超过了女生，目前已有学者发现自恋在男女性别上无明显的差异(Wright et al., 2020)，事实上，有许多研究发现，男性的自恋水平高于女性。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上女性所担任的社会角色低于男性，从而导致了自古以来男性与女性间的自恋程度的差异。虽然近年来女性所担任的职位以及社会角色正不断提高，自恋的差异也在不断缩小，但是在领导职位仍存在差异，并且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导致女性的自恋程度仍低于男性(Hart et al., 2023)。因此此次结果可能是由于中学生受到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所导致。

本研究中各个年级在情绪调节的表达抑制上的分数差别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但在认知重评上的分数差别存在统计学意义，主要是初三的认知重评能力强于初二学生。这主要是因为10岁以上学生的元认知发展，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事物，从而使得情绪调节的策略也不断发展，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会更偏爱使用认知重评策略(Jean-Richard-dit-Bressel et al., 2023)。

本研究中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在网络欺凌得分上有显著差异，表现为初二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多于初一和初三学生。Williams和Guerra通过对5年级、8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8年级学生在网络欺凌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这可能与初二学生正处于情绪稳定的转折期有关系(李泳汉等，2021)。网络欺凌在性别上差异显著，表现为男生的网络欺凌行为多于女生。这与部分研究结果相同，主要是因为女生更容易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当女生从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获得积极温暖的反馈时，她们更容易培养起积极的特质，从而减少网络欺凌；而男生会受到攻击信念和道德推脱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多的网络欺凌行为(王博晨等，2020)。

4.2. 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研究发现，自恋与网络欺凌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恋与情绪调节存在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与网络欺凌存在显著负相关。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自恋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方向相反，因此情绪调节在自恋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中产生的是遮掩效应。自恋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为正向，在不考虑情绪调节的情况下，自恋程度越高，个体越容易在网络上欺凌他人；而在加入情绪调节这一中介变量后，自恋对网络欺凌的间接效应为负向，表明自恋程度较高的初中生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强，从而能够减少网络欺凌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当个体表现出较强的优越感、自我欣赏以及对权利的追求等特点时，其情绪调节能力较强(Schade et al., 2021)。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个体，对情绪的控制能力强，相比情绪调节能力弱的个体，他们的情绪更加稳定，与他人交往时容易考虑他人的感受，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更倾向于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调节，不会因为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与便捷性而随意对他人进行侮辱。当自恋程度较高的初中生受到外界环境的打击，比如老师的批评、同学的玩笑、父母的教育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但当其情绪调节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他们能够对这些情绪进行较好的控制与调节，不太倾向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即网络欺凌来发泄情绪，如在网络平台上侮辱、嘲讽同学，散播同伴的谣言等。因此，自恋程度较高的初中生虽然会倾向于在网络上对他人实施欺凌，但对于情绪调节能力强的自恋个体而言，网络欺凌行为反而会减少。

5. 结论

自恋与情绪调节、网络欺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情绪调节与网络欺凌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情绪调节在自恋与网络欺凌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且在自恋对网络欺凌间产生的是掩蔽效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