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经解心”即通过注解经典文本为心学思想找到原典依据。杨简的心学思想依靠“八次觉悟”而渐渐形成和完善，但这些理论只是他个人体悟到的真理，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设定而不能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真理。何俊[1]认为，个人体悟到的真理需要经过对“五经”与“四书”这些经典文本的流畅诠释而得到论证后，才能成为哲学真理。“以经解心”为人们解读经典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更好激发经典的生命力。陈碧强[2]指出，经典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人人皆可创造性解读经典来诠释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以经解心”为经典的诠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注解经书阐发心学思想，能够进一步激发经典文本的生命力。
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乃是心学建构的基础。杨简与其师陆九渊不同，他对经典的诠释极为重视，因而留下了《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和《慈湖遗书》等一系列注解经典文本的著作。他通过注解经典文本，让其心学思想获得了经典上的支撑，而心学思想也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之中得到建构，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他以“六经皆我校注”的态度对待经典，强调经典为心学思想的服务性。杨简诠释经典文本，就是为了发明心学思想和验证心学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为了更好地让经典为心学思想服务，他在注解过程中并非都是对经典进行逐句训诂，而是有选择性的对经文进行解释，以此阐发和论证心学思想。更是带有一定的批判眼光去注解经典，批判经典中有碍于阐发心学思想的地方。深入对经典的诠释，才能真正意义上去理解心学。经典与心学之间需要借助两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微妙的对照关系中才能更好理解自身。
笔者对杨简解《易》的文章进行搜集和整理，发现学界对杨简解《易》的研究较多，但远未达到丰富的状态，而且都离不开对“心”“一”“己”“易”这四个主题的探讨，大多数学者都只关注到“以心解经”的视角。本文从杨简注解《周易》出发，去探讨他的“以经解心”的思想和具体过程，注重总结杨简“以经解心”思想在方法与特征上的具体呈现。
2. 以“一”释《周易》开明人心
以“一”释《周易》，避免人们体认“本心”过程中产生的支离。《周易》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象数体系，例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等。杨简注解《周易》时，以“一”统合《周易》，消解了象数体系。他说：
《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也[3]。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万物一，万事一，万理一[3]。
人之本心，至神至明，与天地为一[3]。
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贞，虽四而实一[3]。
天地一气，乾坤一道[3]……
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则一也[3]。
以上，杨简对《周易》卦象的注解过程中他用“一”将人们对易、乾坤、天、地、人、天道与人德之不同的称呼连贯起来，认为《周易》的核心就是“一”，即宇宙间万物的根源。并不存在乾坤有乾坤之道，天地人有天地人之道，天道与人德间又有另外的道，这样有多个“道”的不同情形。他以“一”统合之，无非是想让人们能够明白“日用庸常”间均受此“一”道的支配。他将“一”解析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通过解读不断变化的卦象和爻辞，揭示出“人心”与“道”是相通的。无论是乾坤、天地人，还是天道、人德，都不过是一物殊称。世间只有一个“道”，而世间万事万物都贯穿着同一个“道”即“一”。他的解读意在告诉人们世界的万变中，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一”即“道”。人们体认“本心”之时，不会因名殊而造成理解上的差异，起到了开拓人之心智，明晰己之心境的作用。
利用卜筮形成的卦爻，在其后附上解释性话语，以此来开明人心。他说：
卜筮者，民之利用，圣人系之辞，因明人之道心，是谓正德[3]。
以“一”统合《周易》诸卦象，避免了人们体认上造成的差别。从卜筮所得之卦象而言，无论是八卦和六十四卦还是三百八十四爻，都不过是卜筮时所卜得的阳阴二爻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故杨简又将其称之为易道之变或变中之变，因为他们会根据卜筮次数之别而处于变化之中。他通过详细解读每个卦象，分析其中的爻辞，进一步揭示出“人心”的纷繁曲折。不同的卦象的变化、吉凶不同，解释性话语也有所不同，但是指向的“道”则是相同的。让人们都能够深刻体会到卦象变化其实就是己心之变化，一切变化均是“人心”之变化。他以“一”将乾坤、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周易》特有的象数组合在细微之处予以全新的建构，将“易”之道变得具体化和细微化，帮助人们认识自身与世界的联系，借助两者之间形成的对照关系来理解自身的变化，从而使人明心达道。
杨简通过注解《周易》开明“人心”，而后人们才能体悟到“易”道之广大的呈现。他说：“天之所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三才中万变万化……所以事亲者此，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长者此，所以临下，所以使民，所以应酬万端，皆此。”[3]杨简在注解《周易》过程中，以“一”统合后不仅避免人们体认上的差异，还可以将“易”道之广大简洁明了呈现给人们。天、地、人，这“三才”之“一”道，就可千变万化，更何况乎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他诠释之下的“一”所包含之物大到天地间的高明博厚，小到事亲、事君、事长的递进，再到临下御民、应酬交错，更进一步说明了“道”的日用性。“易”之道无所不包，也正因为此，“易”之道三言两语间无法准确明了将其表达于人，与包牺氏三画成卦相比较，杨简以“一”指代“易”之道，更为简易，更能够促进人的内在觉醒“一”即“易”。
杨简以“一”统合《周易》诸卦，利用卜筮之卦爻，对其添加解释性的话语，引导人们能够透过《周易》中的卦象和爻辞之变化不同，从他的注解中得到启发，有所觉悟，从而找到自己与宇宙之间的联系，开启“人心即道”的智慧之门。
3. 《杨氏易传》中“人心即道”的显示
杨简以“一”释《周易》，使人们在体认上形成一致的共识，不会因名殊而有所差别。他注解《周易》的字里行间反复阐发“人心即道心”这一重要心学话语。他在注解过程中，通过对不同的卦爻进行解释时，认为“人心”与“道心”实为一物。通过对《杨氏易传》中的注解和疏解的解读，他深入探讨了“人心”与“道”之间的关系。
3.1. 人心即道
杨简解《周易》时，从其对不同卦爻的注解中，将“人心”“道”进行说明，进而引导人们明白“人心即道”。他在注解不同卦爻时是这样说的：
人之本心，是谓道心。道心无体，非血气[3]。
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万物，即万物，即万理[3]。
吾之血气形骸……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实一体也[3]。
据笔者统计，“人心即道”这一话语，在杨简解《周易》过程中出现不下十次，在诠释不同的卦爻间反复阐明此意，可知他在注解过程中尤其重视“人心”，以阐发“人心”为首要任务，极具人文性。他在不断变化的卦爻间反复阐明，“本心”“道”“易之道”“性”等其名虽殊，但其义具有同一的指向性——“道”一，实为“人心”。在他看来“人心即道”的反复阐明就是将大道简化示人。他指出，“人心”作为“道”一之投射，无论是叫“人心”“本心”，还是叫易之道、天地之心、性，都不过是“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殊名。无论称呼变化如何，他们都具有“道心”无实质性形体、非人之血气等本质特征。他在注解《周易》不同卦爻变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展示“人心”的不同称呼，在起伏变化的卦象间为人们阐明“人心”与“道”存在的内在关联，拨开“人心即道”的层层神秘面纱。
杨简对《周易》的诠释过程中所呈现的“人心即道”的思想，主要通过《周易》中的象数符号语言，将“人心”与道进行了对应。在他看来，“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还是主导一切存在运行的法则。“人心”是“道”在人世间的具体表现，将“人心”视作“道”的投射，是对“道”的一种纵横延伸。
3.2. 己易实为心易
“己易”实为“心易”。杨简解《周易》的过程中，对于卜筮所形成的不同卦爻进行有选择性地注解，以此来反复阐明“人心即道”。基于此，他在《己易》中进一步论述了“己”与“心”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为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3]由此可知，他在具体注解过程中批判人们将“易”“己”二分看待的行为，将“性”“道”“心”“己”“易”视为同一范畴，彼此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无外乎一物殊名，也就是说“己易”实际上说的就是“心易”。这是进一步深化了对《杨氏易传》中“人心即道”概念的理解。他通过详细注解和疏解《周易》的卦爻，分析其中蕴含的内涵和背后存在的逻辑，揭示了《周易》卦爻之间的变化实际蕴藏着“人心”的变化。也就是说，杨简的话语里凸显了“人心”之主体性。他注解之下“己”并非指向那些拥有血肉之躯的狭隘之“己”，而是“己”之“本心”即广阔空间。一切变化均是“心”之变化即是“己”之变化。何俊[1]指出《易》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人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以阳、阴二爻之变，让人们认识到自我之存在，进而认识到自我之变化。他对于《周易》的注解，意在引导人们应以整体性视角去品味《周易》不同卦爻背后蕴藏着的“人心即道”的深刻内涵，明白易之变化实为“人心”之变化。这样的解读将“己”与宇宙放在同等高度，提供了一种深入探索“人心”与“道心”关系的路径。
“己易”实为“心易”共识的达成，有利于个体间的道德修养的提升。他说：“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天即己，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气形骸，乃清浊阴阳之气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见夫天与地与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之不同，而其实一体也。”[3]由此可知，杨简解《周易》过程中，给人们呈现出注重实践性和情感性的特征。他在注解过程中反复强调人们不可将“己”“天地”“性”等的变化进行割裂性理解，而应该将它们的变化本质上视为同一的，只是人们不自知而已。他解《周易》将人们的不自知坦诚布公，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们付诸实践，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和谐。这一特征促使他将经书作为探索“人心”的材料，并从中挖掘出与“人心”相关的智慧。他对“己易”和“心易”的解释和分析，强调了“人心”对于个体修养和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按照他的理解，当一个人的“心”与“道”一致时，其言行举止将符合道德准则，从而实现个体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修养使人能够根据“道”的意旨来思考和行动，体现了“人心”与“道”的共融和谐。他强调，经典诠释于心学重要性而言，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我心性的修养，进而影响社会的思想与行为。
综上所述，杨简的论述中，“心”应该是指向人与生俱有的道德圆满、价值完满之“心”，是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心”融入人们的日用常间，指引着人们应事接物的过程。
4. 《杨氏易传》中的求心之法
杨简以“一”释《周易》开明人心，注解卦爻间挑明“人心”开明之可见空间广阔。而现实中的人却因种种迹遇，无法维护“本心”澄明之状态，使得人们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广大世界。而他通过注解《周易》，利用卦爻间的变化引导人们去感悟“本心”之变化。也就是说，人的“本心”和“本心”的澄明状态，并非人们遥不可及之物。他注解《周易》过程中依据卦爻之变化而反复阐明“意”动对“本心”造成的损害。而且对于人们来说，这种“意”动与不动甚是微妙，难以察觉与辨析。他在注解《周易》的过程中对卦爻的不同解释性语言提出了“绝意”“反观”“克艰”的方式去让人们能够重拾“本心”之澄明状态。
4.1. “绝意”以明心
杨简解《周易》引导人们通过他注释的话语去感受卦爻间展示出来的“人心”的变化。杨简指出，求心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占卜或者预测，而是通过深入理解卦象和爻辞背后蕴藏的原理，以及与之相关的思考和体悟来实现对“人心”的开拓和提升。杨简认为，只有深入理解和掌握卦象和爻辞的真正含义，才能做到运用自如，从而达到“人心即道”的智慧。
杨简认为，恢复人之“本心”的澄然状态不可以刻意而为，强势向往索取，而应“绝意”内求于己。他注解《周易》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卦爻的解释来说明非“意”的状态之下“本心”才能很好呈现出来，他解释时说：
道不远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其私意，则道在我矣[3]……
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温然之容[3]。
意起为过，不继为复。不继者，不再起也，是谓“不远复[3]。
不言所利……言其本止而不动。意动则往矣，往则为妄矣。动则离无妄而之妄矣。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3]
由此，杨简认为“道”并非高深幽远之物，而在于人自身，私“意”尽除，“道”自显。他指出可以通过去除私意、过错、取消意念，不过度索取，不外求，正确利用外物进行约束“私欲”等方法，以此来使得“本心”恢复虚静状态之中，进而使得“本心”呈现出广阔的空间，或是个人道德修养上，或是社会伦理上，或是国家治理上……杨简在注解过程中，高度赞扬孔子和颜回，认为他们都是能够立即取消过度意念，恢复虚静的人，即他们知且改其不善处，践履“不远复”的功夫。他还认为孔子和颜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论语》中，孔子教导弟子的过程都展示出他具有平和的心态，践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平和之态处世，而颜子身处简陋的环境也不影响其自得其乐的心境，践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态度乐观生活。虽然两者给人展示出来行为举止有所差别，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本心”的需求，不向外过度索取，以自得为乐。人们若是能够在日用庸常之间，能够顺应“本心”自然的状态，不因刻意索取而促使“意”之产生，打破虚静，破坏“本心”之状态，即面对变化万千的外物，内心不曾有丝毫变迁，那么人们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享受其中的乐趣。
4.2. “反观”明心
所谓的“反观”——静思己过、力索于己。即通过自我反省，反思个体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达成“本心”的净化与修养，即以自我反省方式去回复“本心”状态。杨简在注解《周易》时，告诉人们应该这样进行“反观”。
“本心”与万事万物间，杨简说：“《象》曰……履之极盛，居卦之外，扰扰万物，不胜其多，今也能于极上扰扰之中，而自得旋反之妙。”[3]他意识到人们有向外求心的错误倾向，未曾想过通过“静思己过”来认识“本心”。故而说，人们一但觉醒“反观”之心，便可明白“道”在于“己”而非在外。那人们应是何时又应当如何进行“反观”？他在注解卦爻时谈到自己在三十二岁之时受到陆九渊关于“本心”之清明、变化神妙，明白“人心即道”点拨时的感悟。高人点拨，重在返回自身去细细品会与践行，方能领悟其中的真谛。他用“旋”之一字表明，人们应当将心从外在的事与物之间收回来，与“本心”形成相应的回照，进而反观“本心”，才能产生“道在我矣”的觉悟。
“本心”与个体行为间，杨简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己者，心也。”[3]他认为当人们感知到自己在日用庸常间的个体行为经常得不到有利的回应时，就应该回归“本心”反省自身，从“本心”的保持状态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因而，他提倡个体自我反省“本心”的状态，以此来理清“行有不得”背后隐含的动机。在此过程中，人们要正视自身，直面己心，对自己的行为举止发生时的真实想法和动机毫不掩饰，认真反省，从而发现“本心”存有的偏执、执念等消极影响，及时调整自己“本心”的状态，使之趋向平和。
人们应当感悟善心，以此来反省自身，进而去接近“道”。杨简说：“善学《易》者求诸己，不求诸书。古圣作《易》，凡以开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诸己而求诸书，其不明古圣之所指也甚矣！”[3]他认为学《易》并非让人向外求索，而是开明“人心”。他注解《周易》就是为了提供一种“以经解心”的视角，在注解经书的过程中渗入心学思想，为人们真正理解和掌握到《周易》卦爻变化背后的真正意蕴，以圣贤之书所指向与自身的不足形成对照，以此来推进人们自我反省之路程，才是真正明白圣贤之书的真正主旨。
在此，杨简提出了“反观”的两条路径：一是向内觉己之善与不善之处，以此来反省自身；二是借物“反观”，借助外力，如：教育、书籍等来反省自身。
4.3. “克艰”以明心
“克艰”源于《尚书·大禹谟》，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经文之意说的是君臣各司其职，但在杨简注解之下的“克艰”引伸为“不放逸”“不昏”之谓。他说：“‘克艰’云者，不放逸之谓也。不放逸则不昏，不昏则本善、本明、本神之心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简。”[3]在他的注解下“克艰”这个词汇染上心学味道。杨简认为处于“克艰”状态之下的“本心”自具本善、本澄明、本神圣、虚明广大、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等的心学特质。这种修养方式源自于杨简自己在六十有六之年时读《大禹谟》后继续思考《曲礼》而体悟到的。他阅读过程中，意识到之前一直都是固执于见解取于人是对经文原意的一种曲解。故而，他注解的过程中将“克艰”之意引申为“不放逸”“不昏”，意在告诉人们“克艰”的行动主体是“我”。“我”若希望通过“克艰”的方式保持“本心”本善、本明、本神，以至于能够鉴照万物，知是知非，就需要大胆采取这一种修养方式，进而集思广益，以此来摒弃“我”之固执己见。
杨简提出保持“克艰”，人们应当持续性保持戒谨恐惧。他说：“精一之论，始于钦谨，终于敬修……而谆谆惟以戒谨恐惧为首语也？”[3]由此，杨简认为“克艰”以明心，需要“我”在日用庸常间，即使是人之目力不可见之处，也应该时刻保持谨慎、敬畏、恐惧之心，时刻警惕“放逸”之意，以此来保持“我”之心的澄然清明。他给予尧、舜、禹、皋、益，这几位贤王高度的赞誉，认为他们为治世安民上都做到了这一点。由此，所谓“克艰”明心，就是要通过集思广益、谨慎、敬畏等方式去摈弃“我”之固执己见，回复内心的平和之境。
杨简认为人人若是能够做到“不放逸”，那么“本心”自善、自明、自无所不通，对于个人道德修养、社会管理、国家治理而言都将变得简易高效。杨简在注解《周易》过程中是这样为人们阐明：
大抵贤者之心，克艰克谨，不患违道……勿用致疑，朋来感应，如万发合总于簪，无一发一人之不顺[3]。
以六律六吕和平中正之音，默感乎人之中正之心……比有长，闾有胥，族有师，党有正，书其孝弟睦姻，书其德行道艺，以发其本有之道心；纠其过恶，刑罚其罪尤，又以约其放逸之私欲，复其本心之道心[3]。
杨简通过卦爻的解析中，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将“克艰”视为自身的一种德行，用以相互规劝，警醒懈怠之心，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一种追求。人若是能够真正做到“克艰”，便是根本上进入到真正的“无欲”状态，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不会因为求而不得而使身心疲惫。但即便如此，并非人人都如尧舜这类圣人一般，可以用“不放逸”严格要求自己。因此，这就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去激发人之“克艰”以求得“本心”澄明状态。在杨简的注解之下，“克艰”主要是通过感应发生：一是希望人们能够感应身边拥有这种“不放逸”的德行之人；二是通过中正之音的音乐进行熏陶。这两种方式均是运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潜移默化的功能，让人们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接收到关于“不放逸”的积极暗示。杨简注解之下，“克艰”还通过相互监督，利用人们的羞耻之心而展开。用文字记载那些乡里党里个人品行良好、家庭和睦的真实事迹，也记载那些不好的事迹，两相比较，以此来教化民众，使其向“不放逸”看齐。
5. 结语
杨简“以经解心”思想的研究中，《周易》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他解《周易》，将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之变化万端以“一心”统合，他认为阴阳爻之变化万端皆不过是“一心”之万状，他认为保持吾心“常一”才能于卜筮所得卦爻之吉凶变化中，保持“本心”之清明。杨简解《周易》基于“己意”以“一心”诠释周易，颠覆人们以往对于《周易》象数卦爻繁杂带来的体认不清，他认为自己的解释最为“简易”，直达“人心”。
杨简解《易》，主要是想以《易》之经文去更好阐明他的心学主张。他虚化四象、八卦、三百六十四爻更迭变化的表象，以“人心即道”为引领，将《易》中的“人心”呈现给人们看，导引人们能够理解“人心即道”的日用庸常性。由此，他将四象、八卦、三百六十四爻的种种更迭，作为导引人们明白“人心即道”日用庸常性和保有澄明“本心”的重要性。杨简解《易》一反前人以义理、象数解《易》的固性解读，以心学解读《易》，一方面为心学提供经典依据，使得他的心学思想拥有流传的依据；另一方面，他在解《易》的过程中借助“感而遂通”说明“人心”普通人亦可修习，门槛并不高，重在人们体悟到“人心”日用庸常性即百姓日用之道，更强调“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此心”使得心学渗透到民间，让人们渐渐明白“人心即道”非高深幽远之物，而是能够提升个人体悟就能理解。杨简解《易》充实人们对“人心即道”的认识，《易》中阴、阳二爻卜莁得到变化卦象，他用“一”统摄于其中，这样看来《易》中的卦爻不再是单纯的象数符号，而是“人心”与外界的紧密联系，成为表达心学思想的重要载体，由此“人心即道”为主的心学思想在《易》中得到更丰富、具体的呈现。他在解《易》过程中发掘出来的“绝意”“反观”“克艰”使人们能够保有“本心”澄明的方法，充实了人们恢复“本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