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 。这就告诉我们：必须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认同、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内化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2.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
2.1. 政治合法性的涵义
政治统治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转化政治权威，构建政治统治主体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之间的权威和服从关系。而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服从的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对于政治统治及其方式、方法的认可和同意，这种认可和同意，就是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政治制度基础，来源于对国家制定的制度、法律规范的认可和遵循；二是政绩基础，来源于统治的有效性，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三是理念基础，来源于意识形态，人民对统治阶级治国理念、指导思想、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政治权力只有有效的转化为政治权威、培植稳定的政治认同和合法性，才能持久有效的建立和维护特定的政治统治秩序。同时，政治统治的要求和规则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实施，往往也取决于政治认同和政治合法性能在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政治权力转化为这政治权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治权主体需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从政治权力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转变为全社会普遍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使统治者的理性成为公共理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必须以理性逻辑力量，把自己的政治价值主张，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信仰和信念，形成持久有效的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从而构建理性思维意义上的政治统治和合法性。
2.2. 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认可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人类社会是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向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而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都要由工人阶级在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对不合理的、非人道的旧制度进行了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提出建立以社会财富公有、社会平等、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共同最高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的精神动力，在这个进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价值需求，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
3. 新形势下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1] 。这就是说，任何政党的政治合法性都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我国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给政权以广泛政治合法性支持的能力逐渐削弱，从而使对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1. 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利用对外援助、文化交流、媒体宣传等手段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和平演变”政策，不断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尤其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正在慢慢消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以全球化与市场化为借口，意在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对西方国家的“门户开放”政策，从而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它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社会上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对新自由义失去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觉”，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制止，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将在与新自由主义的的博弈中处于不理地位。
3.2. 个人利益的觉醒使文化和意识形态世俗化和理性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信仰与追求上。可以说是意形态构筑起了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的根基。长期以来，党主要是通过学校和新闻媒体等政治社会化手段来宣传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不一致的言论和思想很难找到宣传的阵地，党利用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健全与发展，人们的利益意识普遍觉醒，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价值取向日益个性化、现实化和多样化。人们不再看重政治系统的“神圣”、“正统”，而是根据自身的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生活。这种即时利益回报所得的特定支持，没有意识形态社会化培养起来的持久的心理基础的配合，其支撑合法性的作用是非常脆弱的。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的利益实现快慢程度不同，从而使特定支持作用十分短暂，使得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执政党以广泛合法性能力已经逐渐削弱。由此，社会不满情绪极易滋长和蔓延，形成潜在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引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
3.3. 社会群体意识多元化对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随着社会转型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同一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由于社会、利益追求、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导致了思想信仰、文化欣赏、道德、生活方式和情操格调的多元化格局，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将进一步增强。这种变化趋势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甚至出现了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等这些与传统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思想观念，也逐渐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新人生哲学，从而使其产生拜物质利益、追求金钱的人生目标的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和消解了主流识形态。党既要承认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存在、又要防止多元化所导致的脱离和危害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从而引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既要改进抽象的、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又要除去异质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支持作用和精神动力功能。这就、对我国我党的文化战略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3.4. 中共执政的有效性影响了民众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党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确实有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不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得党的公信力降低，而且使得人民群众对党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的认同和信仰的产生了动摇。
4. 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思想理论基础的若干思考
面对着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必须从思想理论基础着手，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理论基础。
4.1. 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时代中，其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因此，要稳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最大程度的反映不同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使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所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消除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 。即这一思想理论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了解所掌握，也是不起作用的。这就要求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起马克思主义素养，在人民民众中起到模范带头在作用，提高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掌握能力，使人民大众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4.2.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人接受，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适合东方人的接受习惯。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3] 表现出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曾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和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对我国人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如何利用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重大。因为儒家文化根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基础至上，儒家的所有思想都是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因此，在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时，要经过合理科学的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也要避免传统思想中不合理方面对其产生负面的影响，杜绝侵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文化与专制集权思想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相联系，使其不再拘泥于高高在上的统治思想地位，兼容并蓄，与其他非主流思想的合理成分相联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语言，特别是中国老百姓习惯的口头语言的形式，用朴实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则，“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从而易于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营造一个良好的语境和思想氛围。
4.3. 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领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坚持了就是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5] 。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然而其还不是尽善尽美、定型成熟的，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健全与完善。“恐怕再有30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6] 。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导地位，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化为人民群众中的基本信仰，为中共执政的理论合法性提供新的现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