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养育孩子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实施有效养育需要相应的能力 (Breggin, 1991) 。养育孩子也是人的一项功能，是人们确信他们作为父母的一种效能。孩子在从婴儿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中，他们的发展需求在不断变化，因此，父母对于养育技能的信念也必须发展。养育效能“反映了父母对不断变化的任务的一种感知能力，这样的任务是养育者必须完成的” (Coleman, 1998) 。
按照 Bandura (1989) 的观点，自我效能的认知评价或信念是行为的决定因素。当个体相信他们可以完成特殊任务时，他们会为完成任务采取必要的行为。学者们提出，父母的信念包括自我效能信念，在孩子发展中，这种自我效能信念会影响教养行为 (Eccles & Harold, 1996; Hoover-Dempsey & Sandler, 1997; Grolnick, Benjet, Kurowski, & Apostoleris, 1997) 。父母自我效能就是指父母对自身能力的认知明显地影响他们孩子的行为和发展，包括教育成果 (Coleman & Karraker, 2000; Hoover-Dempsey, Bassler, & Brissie, 1992) 。
Ardelt和Eccles (2001) 调查了不同环境和家庭结构如何影响父母自我效能。在他们的研究中，父母自我效能被定义为父母通过方法的运用促进孩子的成功和发展，并以此产生影响孩子和环境之能力的信念。有研究(Jackson, 2000)调查了存在于母亲身上的泛化、模糊的自我效能概念，并称之为“一般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研究认为，自我效能是通过所有生活领域来测量母亲对她们一般胜任力的知觉。有些研究运用“一般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的术语，以此表达他们作为父母这一特别角色所带来的父母胜任力的感觉 (Raver & Leadbeater, 1999; Cinamon, Weisel, & Tzuk, 2007) 。
参考已有的研究者对父母自我效能的界定，本研究对父母自我效能的界定是：父母对自己成为有效的父母角色的能力信念，以及由此对孩子的行为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能力信念。
2. 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探讨
在自我效能的研究和应用中，自我效能的测量历来就是一个争议较多、问题复杂的主题。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或效能信念应该按照特殊的能力判断加以测量，这种能力判断在不同活动领域中，在某一活动领域内不同水平的任务要求下，在不同的情境条件下可能不同，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 (缪小春等，2003) 。因此，Bandura的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结构为：影响与学校相关绩效的效能；影响休闲时间活动的效能；环境限制、监控行为和影响同伴关系的效能；行使控制高危行为的效能；影响学校制度的效能；征集为学校发展所需的社区资源的效能；影响学校资源的效能；控制忧虑的效能；自我效能的弹性。Bandura的父母自我效能的问卷主要反映父母教养中与学校相关的效能。
有许多研究应用“一般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的术语，以此表达他们作为父母这一特别角色所带来的父母胜任力的感觉 (Raver & Leadbeater, 1999; Cinamon, Weisel, & Tzuk, 2007) ，这与 Johnston和Mash’s (1989) 的概念一致，即指自我效能是一种衡量父母角色中父母解决问题能力的标尺。同样，具体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被定义为“在父母角色中父母的胜任力自我参照的评价”或“父母感知到他们确定会影响孩子行为和发展的能力”(Coleman & Karraker, 2003)。因此，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于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会出现这样两种焦点，一是特殊领域效能，即特定教养领域内教养能力的知觉，如父母感知他们的效能如何影响他们孩子在学校的成就 (Coleman & Karraker, 2000) ；另一个是一般领域效能，它不具体于特殊教养任务( Wentzel, 1993 ; Dumka, Stoerzinger, Jackson, & Roosa, 1996)，如父母感知作为成功父母角色的能力。
对于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父母自我效能既有一些类似普通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又有他们自身的特点所需要拥有的效能结构，而这些特殊性在于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有别于普通儿童父母自我效能，因此，对于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基本是按照研究对象的特性对父母的要求进行建构，如对于ADHD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有研究者从行为管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饮食/维生素治疗等方面的父母信念集合成ADHD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 (Johnston et al., 2005) 。而对于特殊的婴幼儿的父母自我效能，研究者从父母的情绪、养育、保护、行为规则、游戏、教导、有效照看等方面来表现这些儿童的父母自我效能 (Guimond et al., 2008) 。
因此，借鉴前人研究的结果，针对本次研究对象(培智学校的学生，他们主要的残障类别为智力障碍、脑瘫和自闭症)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于父母胜任能力的要求，从日常生活照料、学习指导、问题行为管理、康复训练、及与人合作等方面考察特殊儿童父母的自我效能。鉴于此，初步拟定本次研究的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结构为：日常生活照料效能(指父母对孩子日常的生活起居、饮食、就医等方面能力的感知)，学习指导效能(指父母在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养成一定的学习习惯、以及孩子在学习上出现问题需要帮助等方面能力的感知)，问题行为管理效能(指父母对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问题行为的态度及其处理能力的感知)，康复训练效能(指父母掌握足够的康复训练技能，能独立根据孩子情况展开康复训练，并将康复训练与孩子日常生活活动相结合的能力感知)，与人合作效能(指父母在为孩子提供相应的支持时，与相关机构、医院、学校、及社会其他部门的合作能力的感知)。也可以说，这份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的问卷是对特殊儿童父母的一般领域效能的反映。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选被试均来自于上海市培智学校。在预测前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时，随机选取了三所培智学校中一至九年级学生父母回答问题，有效被试67名。这些父母的回答为编制问卷提供了基本的信息，也为问卷内容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预测对象选取了三所培智学校中一至九年级学生父母259名，其中有效被试249名，10名被试由于漏答题目或没有答题而被剔除。249名有效被试中，男性95名，占38.2%，女性154名，占61.8%。
正式问卷测试对象选择了九所培智学校中一至九年级学生父母600名，其中有效被试579名，21名被试由于漏答题目或没有答题而被剔除。579名有效被试中，男性222名，占38.3%，女性357名，占61.7%。
3.2. 研究程序
3.2.1. 问卷编制
对于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的编制，主要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开放式问卷的内容主要有：在日常照料残障孩子生活方面，父母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的情境；在指导残障孩子学习方面，父母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的情境；在进行康复训练中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情境；在对孩子问题行为管理中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情境；在与各种专业人员合作中碰到的困难和障碍情境；描述在养育和教育残障孩子方面特别有自信的人的特点。然后对问卷调查的内容进行整理，形成项目内容。之后，请特殊教育专业教授和特殊学校校长一起对这些项目内容以及问卷的总体结构进行讨论和修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维度的含义是否明确；项目内容是否反映各维度的含义；项目表示是否清楚，有无歧义等。初始问卷共有29个项目，测试日常生活照料效能、问题行为管理效能、康复训练效能和与人合作效能等方面都各为6个项目，5个项目测试学习指导效能。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3.2.2. 问卷预测与修订
初始问卷的施测在三所培智学校进行，采取集体施测，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问卷全部采用匿名测试，时间在30分钟左右。对初始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了不合适的测题，最终形成了包含四个维度共24个项目的正式问卷。
3.2.3. 问卷正式施测
正式问卷的施测采取集体施测的形式，由研究者担任主试。问卷全部采用匿名回答，时间在30分钟左右。
3.3. 数据处理
用Excel2003和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管理，结果采用SPSS16.0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LISREL8.7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项目鉴别力分析
项目鉴别力是指项目对不同水平的被试反应的区分程度和鉴别能力。若项目鉴别力高，则能力强、水平高的被试得分高，能力弱、水平低的被试得分低，否则就没有鉴别力 (金瑜，2006)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项目与总分相关来进行鉴别力分析。项目与总分的相关越高，项目的鉴别能力越高。初始问卷经鉴别力分析，发现项目1和2与总分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删去这两项，其余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都达到显著水平(见表1)。
4.2. 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上述筛选后的问卷(共27个项目)进行KMO和球型检验，结果KMO值为0.899，球型检验中卡方值为2979.817，自由度为351，P值非常显著，说明问卷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均大于1的有7个因素。由于某些因素涵盖项目较少，采用逐步删除的方式再次进行因素分析，共删除3个项目。将余下的24个项目合在一起再次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 = 0.899，Bartlett球型检验x2 = 2841.135，p < 0.001，有4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4个因素的累积贡献率为57.415%。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因素是由诸如“我已掌握足够的康复训练知识和技能，能对孩子开展家庭康复训练”、“我能根据孩子的情况随时调整康复训练的内容”这样的一组项目所组成，是特殊儿童父母掌握足够的康复训练技能，能独立根据孩子情况展开康复训练，并与康复专业人员合作的能力感知，
Table 1. Item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表1. 项目鉴别力分析
因此将因素一命名为“康复训练效能”。
第二因素是由诸如“我能指导孩子看书学习，激发其学习兴趣”、“当孩子学习遇到困难时，我能给予帮助”这样的一组项目所组成，父母对激发孩子学习兴趣、养成一定的学习习惯、及孩子在学习上出现问题需要帮助等方是面能力的感知，因此将因素二命名为“学习指导效能”。
第三因素是由诸如“我能把孩子的饮食安排得很合理”、“我能让孩子养成按时睡觉的习惯”这样
Table 2. The factor loading of the parental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for disabled children
表2. 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因素载荷值
的一组项目所组成，是父母对孩子日常的生活起居、饮食、就医等方面能力的感知，因此将因素三命名为“日常生活照料效能”。
第四因素是由诸如“当孩子出现问题行为时，我能正确认识、理智对待”、“当孩子出现发脾气之类问题行为时，我能耐心教育、引导”这样的一组项目所组成，是父母对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问题行为的态度及其处理能力的感知，因此将因素四命名为“问题行为管理效能”。
最终，正式问卷包括4个因素，因素一有8个项目，因素二有7个项目，因素三有5个项目，因素四有4个项目，共24个项目。
4.3. 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4.3.1. 问卷的信度检验
利用正式问卷被试的测试结果，采用α系数和分半信度检验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见表3)。
4.3.2. 问卷的效度检验
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的题项来自于特殊儿童父母开放式问卷整理的结果，且与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审查和修改，使问卷的内容范围清晰、明确，同时，因素分析结果比较理想，显示出问卷内容较好的一致性。
对于问卷构想效度的检验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以及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指标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结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因此，对正式问卷被试的数据进行效度检验。
根据心理测量学要求，各个因素之间应该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如果相关过高，说明因素之间有重合，有些因素可能并非必要；如果因素之间相关太低，说明有的因素所测的内容与研究目的不同。根据心理学家Tukey的理论，当项目与测验总分的相关在0.30~0.80之间，项目的组间相关在0.10~0.60之间，表明测验的效度是令人满意的 (戴忠恒，1987) 。结果见表4。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维度和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754以上，且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同时，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各维度较好地反映了问卷所要测查的内容。由此可见，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合理。
另外，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5。
一般而言，优良模型拟合的判定标准是，NFI、CFI、IFI和RFI的值一般应大于或接近于0.9，RMSEA的值小于0.08。从表5的结果看出，NFI、CFI、IFI和RFI的值都在0.9以上，说明模型可接受。
Table 3.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parental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for disabled children
表3. 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的信度指标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表4. 各维度之间及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Table 5.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parental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for disabled children
表5. 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验证性因素分析
5. 讨论
父母自我效能的评估是通过父母的自我报告进行的。对于父母自我效能的测量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一般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一种是特定任务的父母自我效能，还有一种是特定领域的父母自我效能。父母的一般领域的自我效能是测量对于养育角色的胜任能力的知觉；父母的特定任务的自我效能是测量父母对儿童上厕所训练、学习的准备任务、照料病孩等任务胜任力的感知；父母的特定领域的自我效能是比较狭窄的领域效能，它主要测量父母在纪律规则、学习提升、沟通等教养方面胜任力的感知。在国外，常用的父母自我效能问卷一份是Johnson和Mash编制的父母一般自我效能的问卷，还有两份是Gross和Rocissano、Teti和Gelfand编制的父母特定任务自我效能问卷 (Jones & Prinz, 2005) 。同时，Bandura对于自我效能的认识也不只局限于自我效能的特殊性方面，他也承认自我效能可以一般化。他认为最特殊的水平测量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针对特定行为表现的自我效能判断；中间水平的测量在一类具有共同属性的情境中针对一类同样活动领域中的自我效能判断；最后一种水平是最普遍最综合的水平测量，人们可以在没有详细说明活动条件的情境下对个体效能做出判断 (边玉芳，2003) 。因此，根据已有的研究，结合特殊儿童父母教养的特点，本研究所编制的父母自我效能问卷结构，包括康复训练、学习指导、日常生活照料和问题行为管理的自我效能，是对特殊儿童父母教养的一般自我效能进行测量，它反映的是无论是自闭症儿童父母还是智障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残障儿童父母，对残障孩子最普遍最综合的教养能力的自我判断。
本研究编制的父母自我效能问卷，遵循自我效能理论的心理测量编制方法，尽量做到题项与因素的匹配，题项尽量反映所指向的因素内涵，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通过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较好的因素结构，并且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说明该问卷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有效控制随机误差的影响，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因此，本研究编制的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附录
附表：特殊儿童父母自我效能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