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很多犯罪人员的童年都是留有阴影的，而留守儿童的童年比起一般的儿童，更加缺乏父母的引导，从而造成情感忽视产生创伤性经历；若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关注，易产生留守儿童早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一心理健康问题来自于家庭，同时，也来自于童年的创伤性经历、自我意象的扭曲。
2. 童年创伤性经历内容
童年创伤性经历主要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个方面 (张艳卿，2006) 。暴力犯罪人员的童年多经历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财产犯罪人员多是童年经历情感忽视，而家庭问题解决功能和家庭的社会团体性功能丧失都是致使原因 (王丽芳等，2014) 。很多研究中都指出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都会严重伤害儿童的发展，这种伤害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儿童走向犯罪。
情感忽视是儿童创伤性经历的核心问题 (Brassard & Edwards, 2014) ，它是构成儿童其他不同类型的创伤性经历的基础；与身体创伤性经历不同相比，情感创伤性经历更容易对儿童造成不良的、长期的、负面的影响甚至伤害。有调查发现大约90%遭遇身体虐待的儿童也同样遭受到情感忽视 (Claussen& Crittenden, 1991) ，被情感忽视的儿童常常没有得到儿童应有的爱，直接表现为父母忽略对儿童心理、感情的关心和交流，缺乏对儿童情感需求的满足。研究中发现，受到忽视的儿童更容易发生心理、行为或情感的异常问题，高攻击性和高社会退缩是其两种典型表现 (Crough et al., 2001) 。 于宏华等(2006) 在对劳教所人员进行童年创伤性问卷测量时发现，劳教人员在该问卷各因子和总分上的阳性率均较高，他们认为童年期创伤经历与其违法犯罪行为呈显著相关。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来到城市打工，而村落中剩下的都是老年人和小孩，这些留守儿童面临着很多问题，尤其是童年不良经历与其犯罪发生可能性存在相关性 (蒋童童，杨靖，2015) 。2004年公安部公布的调查数据中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大多数在农村，并且大多数为留守儿童。很多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自身文化水平可能较低，认识上普遍存在偏差，认为经济上的支持可以弥补孩子在情感上的需求，一味地金钱堆积与精神上匮乏导致许多孩子心理上出现问题，如认为父母是故意疏远或对自己无情，因此表现出不思进取、好吃懒惰、吸烟酗酒等不良行为 (朱玲，2014) 。这些研究结果与数据都表明，留守儿童的创伤性经历，尤其是情感上受到的忽视会成为儿童犯罪心理产生的诱因。
3. 家庭因素
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70%，并有逐年上升趋势。许多因素导致留守儿童犯罪，如家庭经济困难、社会支持缺乏、结交不良同伴、毒品和枪支的可获得性、神经生物学因素、人格因素以及家庭因素等。其中，与家庭有关的因素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家庭功能变量已经被一致看作青少年犯罪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 (邹泓，张秋凌，王英春，2005) 。家庭功能中的多个因子都表明与未成年罪犯犯罪心理结构相关，如家庭功能的不完善容易形成犯罪心理结构，导致犯罪行为出现 (张瀚文，2013) 。
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首次对家庭教育模式进行分类，将教育方式分为宠溺型、放任型、专制型和民主型。宠溺型的家庭教养方式容易造就孩子的敏感性、自私冲动、抗挫折性差，进入社会后会以极端方式展示“唯我独尊”的性格，不服从社会规则；祖父母监管留守儿童最容易形成此类教养方式 (张莉萍，2014) 。放任型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多数仅满足了孩子的物质需求，情感上却受到忽略。如果父母未及时纠正自己的行为，容易使得孩子沾染上社会恶习，变得冷漠孤僻 (刘俊波，郭瞻予，2010) 。留守儿童所处家庭大多为放任型教育，父母在外打工，儿童的教育常常依靠年迈的祖父母，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大多有心无力，最终仍为放任式教育。专制型的家庭教育模式会造成孩子焦虑、退缩、低适应力，儿童一旦形成类似的应对方式，进入社会后受到挫折与打击，幼时养成的消极应对心理将难以控制，其爆发后常发生社会报复等现象 (张瀚文，2013) 。民主型家庭教育方式是我们所提倡的，正确理性的引导孩子走正途，给予孩子关爱和正确的价值观，独立自强。
童年期是孩子自我认同的关键期，孩子早期孤独感越强，自我评价越低，自我认同过程就会受到影响 (刘会娟，2015) 。留守儿童的父母因外出打工而不能长时间陪伴孩子成长，父母与子女之间交流沟通的减少会对孩子造成巨大影响，易使他们形成自私、孤僻、偏执、逆反等心理。缺乏父母关爱的家庭环境使儿童在生命初期难以形成稳定的依恋关系，易生成冷漠和拒绝性人格，且对亲情观念等较为淡薄。
除此外，农民大量外出务工也导致农村离婚率的增高。高离婚率的结果造成部分孩子既是留守儿童又是单亲家庭。在四十多项关于儿童犯罪或攻击性行为与破裂家庭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单亲或者继父母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Loeber & Stouthamer-Loeber, 1986) 。研究中还指出缺乏母亲关爱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且父母酗酒等不良行为对青少年犯罪有较强的预测作用 (陈哲等，2011) 。
4. 自我意象
自我意象就是个体对于自己是怎样的人，可以做什么样的事的评价和认知，自我意象会影响个体的认知高度、思维方式、情感情绪稳定性以及行为模式 (徐超凡，2015) 。童年的早期经验、经历、他人的投射、重要生活事件等都会对自我意象造成影响。在系列的犯罪案件中会发现，犯罪者的目标、地点选择、作案手法和时间选择大都具有个人行为特征，并且这些行为都是长期的生活中保留的习惯。因此有必要从自我意象的角度看待个体的童年经历对犯罪行为的影响。
在20世纪，普莱斯科特·雷奇通过心理辅导改善了成绩差的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认知，在长期的帮助中他发现，学生学业困难不是学习能力的匮乏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消极的自我评价，故而提出自我意象是个性的核心，是一整套的思想体系，会形成关于自我的心理或精神蓝图“心像”，其表征着个体的行为改善和个性主张，甚至影响到个体的成就 (孟保士，2006) 。自我意象的性质取决于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自我感觉到的差距越小，性质越偏向于积极，也就是说自我意象决定了个体的行为趋向性或者说是习惯，这些习惯是无意识的自动反应机制，一旦形成，其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容易改变的，具有可预测的轨迹性。由于自我意象系统对思维方式、情绪过程以及应对模式具有约束方向性，而系列犯罪案件中也会出现能表现作案人人格特征的指标，二者之间具有较高的理论相关性。
埃德蒙·埃米尔·肯珀曾是轰动美国的连环杀手，他在14岁时枪杀了祖父母，21岁获释后由于难以融入社会，开始利用搭载女大学生的方式残忍杀害多人，并虐杀了自己的母亲，被抓后判八次一级谋杀罪。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卑鄙危险的杀手”，幼年父母的争吵不断，最后离异带来四分五裂的家庭，母亲经常虐待他并两次将其抛弃，致使其产生仇恨女性扭曲的价值观。童年的糟糕经历塑造了他的自我意象，而从幼年的肢解洋娃娃、动物到成年的杀人都不断强化了“我是一个卑鄙危险的杀手”的意象 (徐超凡，2015) 。
很多案例中出现这一特征，犯罪动机根源都是童年时期自我意象扭曲，行为背后的动机形成都是一系列与自我意象相关的生活事件，这对儿童心理发展是种警示，也表明探讨儿童积极自我意象的建立，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
父母在外打工会对儿童带来一定的创伤性经历。在外务工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其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缺乏科学的指导与有效地沟通，加之相隔较远距离以及相处时间较少，子女成长环境较为自由，若遇上沾染不良恶习的社会群体，容易导致自我意象发生扭曲而走向犯罪。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早年的留守生活的经历，易使孩子对金钱格外执着，形成拜金主义 (王道春，2006) 。而大多留守儿童家庭“重养轻教”的做法越发淡薄孩子的亲情观，难受礼法约束。这些都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象。
5. 建议与措施
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家庭方面，应该负担起更多的责任，除了物质上的满足，更要关注子女精神方面的需求，给予更多爱和呵护，父母外出务工应尽可能把子女也带在身边，或者尽可能地多回家陪伴子女。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教导子女走上正道是每一位父母的应尽之责。
心理健康教育，童年的早期经验、经历、他人投射、重要生活事件都会对自我意象造成影响，所以留守儿童的内心比他人更为敏感，社会和学校要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让孩子了解自己，让父母关心子女心理健康。这一类型课程的开设将有利于儿童心理问题的疏导和正常发展。
教育方面，政府对于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应建立档案，帮扶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且学校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与照顾。教育工作者要经常并善于引导学生运用积极的信念思考问题，乐观地生活和学习，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境与挫折，并积极培养儿童形成正确的金钱观与人生观。此外，要普及法制常识，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使孩子明辨是非，培育健康人格。
童年的留守经历带来的创伤会对儿童长大后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对孩子成长的责任，也是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学校更应该重德重品行，引导孩子们走正道，而教师要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对于一些较为特殊的儿童应因材施教，加以关注。没有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儿童的成长难免会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蚀，积累往往由小变大，最终导致质变而走上犯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