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10.12677/AP.2017.75075, PDF, HTML, XML,  被引量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杨金花：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金盛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关键词: 流动人口；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主观幸福感；Immigrants； City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文章引用：杨金花, 金盛华 (2017).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城市认同与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关系. 心理学进展, 7(5), 611-620.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5075

1. 引言

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很多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或第一代流动人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现阶段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城市中以“漂”的状态生存，学术界与政府条例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内涵大多从时间、空间、户籍、流动目的方面来界定(张瑞，2014)。龚幼龙等(2011)认为“流动人口特指人们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但排除了旅游、上学、访友、探亲、从军等情形”。

户籍制度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较低，有研究表明，外地户口居民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户口居民(党云晓等，2014；黄嘉文，2015)。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能够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Locke, 1969; Diener, 1984；邢占军，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是衡量生活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柯贵芳，2014)。谢霏雰等人(2015)基于上海大规模问卷调查，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进行研究发现，58.4% 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80.0% 的流动人口表示打算长期居住，形成“幸福感低但居住意愿高”的独特现象。一项对上海和深圳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高教育水平者因机会不平等导致其幸福感降低，而低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因面对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市场反而具有较高的幸福感(陈钊，徐彤，刘晓峰，2012)。还有一些研究对比两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状况，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或较低水平(柯贵芳，2014；牛勤，姚本先，2013；邵雅利，傅晓华，2014；黄文兰，曾天德，朱淑英，2012)。国外研究者对泰国国内移民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移民迁移后的幸福感有所降低，其“生活环境满意度”下降(Jong, Chamratrithirong, & Tran, 2002)。

一项对北京流动人口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杨东亮，陈思思，2015)。也就是说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会与其城市认同有关，一项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城市生活的认同度不高，并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殷红敏，班永飞，宋娟，2013)。城市认同是衡量一个人适应城市的重要指标，对其城市生活起到重要作用(吴玉军，宁克平，2007；李艳，孔德永，2008；贵永霞，2008；夏四平，2008)。城市认同是指流动人口对城市地域、市民群体的接纳和归属，以及对市民态度观念的内化(杨健，李辉，2012)。城市认同是城市的稳定器，是确保城市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滕鹏，2009)。那么对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水平和其城市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有较高城市认同的农民工(流动人口)会有更高的城市化意愿，即愿意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化进程，有更强迁移到城市的意愿(蔡禾，曹志刚，2009)，即有更好的社会心理融合。社会融合是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和融入(张文宏，雷开春，2009；任远，邬民乐，2006)，这种融合还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社会融合、制度融合和心理融合(嘎日达，黄匡时，2009)。个体的心理融合在其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至关重要(马西恒，童星，2008)，心理层面的适应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本研究中所提出的社会心理融合正是对流动人口从心理融入城市社会程度的反应，是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融合，对促进社会融合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一项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城市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功能、物质生活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姜兆萍，2016)。城市认同能够正向预测80后北漂群体的社会心理融合(杨金花，徐华，黄大庆，于海涛，2016)，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变动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孙三百，黄蔹，洪俊杰，王春华，2014) 。

基于以上分析，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幸福感水平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流动地的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呢？本研究假设：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会预测其社会心理融合，城市认同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流动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合与其城市认同的关系，为促进“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到北京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参加调查的被试有1293名，有效被试1208名，其中483名流动人口者，725名本地人，本研究即是对483名流动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男性182名，女性301名。

2.2. 研究工具

1) 城市认同测量，采用杨健和李辉编制的《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包含地域认同、态度认同和群体认同三个维度，共16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7，分半信度为0.874，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8，分半信度为0.827。

2) 社会心理融合测量，采用《社会距离量表》，该量表借鉴Bogardus的量表，包括6个项目，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5。由于该量表多用来测量个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能够反应本研究所提出的社会心理融合水平，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8，分半信度为0.819。

3)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采用Tobin(1981)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指数B量表》(LiFe Satisfaction Index B, LSIB)，该量表12个条目，内部一致性为0.625，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7，分半信度为0.653。《情感平衡量表》采用的是Bradburn (1969)编制，该量表共18个条目，分为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两个维度，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6，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分半信度为0.793。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分析

对流动人口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了描述统计。并对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进行了差异性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生活满意度的得分上，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显著高于男性，结果见表1所示。

3.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认同与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社会心理融合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城市认同与社会心理融合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见表2。

3.3.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

3.3.1.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城市认同的影响

以城市认同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自变量，将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

表1. 流动人口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和主观幸福感得分上的描述统计与性别差异

表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表明在0.01水平上显著。

感不能预测城市认同的得分，而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能正向预测其城市认同的得分，系数为分别为0.445和0.354，此时消极情感能够负向预测城市认同，系数为−0.067，结果见表3。

3.3.2.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

以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自变量，将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个维度都能预测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正向预测其社会心理融合的得分，回归系数分别为0.196和0.144，消极情感对社会心理融合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0.098，结果见表4。

3.3.3.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其社会心理融合中城市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和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建构了模型，以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作为自变量，以城市认同为中介变量，社会心理融合做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AMOS17.0建构路径分析模型(见图1)，并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验证，结果见表5。

从表5可知，各拟合指标均良好，说明数据与建构模型拟合度较高，设置合理。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以认为城市认同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预测影响完全通过城市认同来实现。

4. 研究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认同、社会心理融合、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变量上，不同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要素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男女性在社会上的性别角色有关。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来看，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社会角色，社会对其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有更多的期待，男性想要在异乡立足一片天地，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加上生活成本较高，特别是居住成本很大，在面临结婚、住房问题时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就可能导致了他们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低于女性。此外，不同性别个体在社会互动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女性更善于利用周围的支持资源，善于寻求社会支持，容易与周围的人形成较好的社会互动关系，建立和保持与其

表3. 主观幸福感对城市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4. 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逐步多元回归

表5. 结构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

他人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而男性相对则较为被动，他们可能在寻求社会支持方面较为缺乏主动性，男性之间往往是建立在事务基础上的工作关系或共事关系，他们很少会坐下来与好友聊天，也不太会去聊自己个人生活的感受。因此，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关注社会关系、注重人际互动，在生活中有较多的人际圈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为其融入城市，为进行更深层次的心理融合提供途径。

幸福感是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温度计”(柯贵芳，2014)，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流动人口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越多，就越能促进其对流入城市的认同，越能够促进他们与本地人有更多深层次的交往，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从内心真正地融入到流入城市的生活中。然而，由于户籍所限，很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是一种“漂”的身份，虽然生活和工作在流动地，但却由于没有户口，心理上依然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因此，在促进流动人口深层次地融入社会时，要重视流动人口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关注其情感体验，重视积极情感体验的作用。关注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指数，将有利于提升他们对流入地的城市认同，有助于促进他们对社会融合，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文化、人群的接纳与相处意愿，促进流动人口愿意认同、接纳他人和群体，对其有更高的评价、更愿意帮助对方、愿意与之相处，是良好人际和群际关系的一种体现，也能促进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反，心理融合程度低，个体不愿意认同和接纳他人，对对方的评价低，不愿意与之相处，是不良群体关系的体现，也对群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认同在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体验到的情绪情感、生活满意度并不会直接影响其社会心理融合，而是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度来实现的。蔡禾和曹志刚(2009)指出城市认同是城市的稳定器，所有居住于城市的居民对城市的认同形成归属感，这是确保城市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存在城市认同困境，如制度性歧视引起的逆反心理、“双重边缘人”的认同困境等(吴玉军，宁克平，2007)。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外来人和迁徙人的身份既是流动人口未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反映，反过来也阻碍了他们从心理上真正地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杨菊华，2009)。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引导流动人口进行深层次社会心理融合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促进流动人口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和融入(马西恒，童星，2008)，特别是促进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只有心理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5. 结论

1)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能够预测其城市认同和社会心理融合，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而消极情绪起到负向预测作用；

2) 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在其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心理融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SHC035)和北京联合大学新起点项目“80 后‘北漂族’的城市认同与社会心理融合研究”(SK201210)资助项目对本研究的支持。

附录

城市认同问卷

社会心理融合量表 改编自Bogardus的《社会距离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

情感平衡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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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蔡禾, 曹志刚(2009).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9(1), 148-159.
[2]	陈钊, 徐彤, 刘晓峰(2012). 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 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 世界经济, (4), 79-101.
[3]	党云晓, 张文忠, 余建辉, 谌丽, 湛东升(2014).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33(10), 1312-1321.
[4]	嘎日达, 黄匡时(2009).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 国外社会科学, (2), 20-25.
[5]	龚幼龙, 严非(2011). 社会医学(第三版, 页268).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6]	贵永霞(2008).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城市依恋研究. 硕士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7]	黄嘉文(2015).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4(2), 122-133.
[8]	黄文兰, 曾天德, 朱淑英(201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4), 127-132.
[9]	姜兆萍(2016). 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黑龙江社会科学, (2), 109-115.
[10]	柯贵芳(2014).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页1-2). 硕士论文,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
[11]	李艳, 孔德永(2008). 农民工对城市认同感缺失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3(5), 16-18.
[12]	马西恒, 童星(2008). 敦睦他者: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 学海, (2), 15-22.
[13]	牛勤, 姚本先(2013).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十六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181).
[14]	任远, 邬民乐(2006).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人口研究, 30(3), 87-94.
[15]	邵雅利, 傅晓华(2014).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4), 8-15.
[16]	孙三百, 黄蔹, 洪俊杰, 王春华(2014). 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 经济研究, (1), 97-111.
[17]	滕鹏(2009).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大众传播.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2), 22-23.
[18]	温忠麟, 叶宝娟(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19]	吴玉军, 宁克平(2007).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 浙江社会科学, (4), 127-132.
[20]	夏四平(2008).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特点研究. 硕士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21]	谢霏雰, 陈宏胜, 刘于琪, 李志刚(2015). 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研究——以上海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12), 1-8.
[22]	邢占军(2006). 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 社会, 26(1), 130-141.
[23]	杨东亮, 陈思思(2015).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学刊, 37(5), 63-72.
[24]	杨健, 李辉(2012). 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 313-314.
[25]	杨金花, 徐华, 黄大庆, 于海涛(2016). 80后北漂群体的城市认同与其社会心理融合: 自尊的中介作用. 社会心理科学, 31(3), 77-82.
[26]	杨菊华(2009).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1), 17-29.
[27]	殷红敏, 班永飞, 宋娟(2013). 2011年贵州省部分流动儿童城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调查. 预防医学论坛, 19(2), 83-86.
[28]	张瑞(2014). 流动人口健康管理与服务问题研究. 博士论文, 南开大学, 天津.
[29]	张文宏, 雷开春(2009).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 社会学研究, 24(4), 61-87.
[30]	朱力(2002). 论农民阶层的城市适应. 江海学刊, (6), 82-88.
[31]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y Bulletin, 95, 542-57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5.3.542
[32]	Jong, G. F., Chamratrithirong, A., & Tran, Q. G. (2002). For Better, For Worse: Life Satisfaction Consequences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 838-863. https://doi.org/10.1111/j.1747-7379.2002.tb00106.x
[33]	Locke, E. A. (1969). What Is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4, 309-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