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亲职效能感的概念

亲职教养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概念引入家庭教育领域以后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时期，社会学家们就开始思考这样两个问题：① 父母是否相信他们对子女的发育结果具有相当的控制权；② 家庭生活的环境是否会影响父母关于其实现预期的抚养子女能力的信念(Luster & Kain, 1987)。然而随着自我效能理论的发展，以及对父母教养与儿童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现今亲职效能的概念。

在英文中，可用“parenting efficacy”和“parenting self-efficacy”，二者存在混用现象。在中文中，将“parenting efficacy”翻译为“父母教养效能感”或“育儿效能感”，同时中国台湾地区学者也称其为“亲职效能感”，意指父母对于个人在扮演父母角色上能力预期的信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关于亲职效能感的概念也是各执己见，下面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见表1。

同时，亲职效能感的概念因研究重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义，包括父母教养技能、培养能力、情感沟通、亲子互动、学业表现效能直至冲突解决效能感等不胜枚举。因此，针对不同的研究方向有学者归纳了亲职效能感的五个内容，分别为：教养子女效能、指导孩子学习效能、亲子关系效能、压力调适效能、经营家庭生活效能(王惠琴，2009)。

纵观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亲职效能感概念的界定，笔者总结出两大特点：第一，随着时间的演进，国内外学者对亲职效能感的界定越来越具体化，从泛泛而谈的期望程度发展至信念、信心、评价以及满意度等，内容更显具体与全面；第二，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于亲职效能感的界定，笔者发现虽然研究者会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而对亲职效能感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大多都会聚焦于父母对自我教养能力的知觉以及自我满意度两个层面进行展开多维度的描述。

2. 亲职效能感的测量量表

亲职效能感的概念因研究重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义，包括父母教养技能、培养能力、情感沟通、亲子互动、学业表现效能等。早在20世纪，就有学者将亲职效能的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即整体教养效能和照顾技能(Kwok & Wong, 2020)。随着效能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对亲职效能内容的看法也层出不穷。因此，面对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国台湾学者王惠琴(2009)在基于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上，将亲职效能感的内容归纳为五个层面，分别为：教养子女效能、指导孩子学习效能、亲子关系效能、压力调适效能、经营家庭生活效能(王惠琴，2009)。同时，针对学者们对于亲职效能感内容的不同理解，有研究者在结合有关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基础上，开发出众多测量亲职效能感的量表(见表2)。目前，PSOC量表是评估育儿自我评估的最常用工具(Jones & Prinz, 2005)。该量表是学者Gibaud-Wallston & Wandersman (1978)根据父母的能力意识改变的量表。该量表最初有17个项目，由于主要成分因素分析，Johnston & Mash (1989)删除了第17个项目，因为它在任何因素上的负荷都很弱，并确定了两个子量表：效能和满意度。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者对其不断的修订，该量表目前总共包含三个维度的测量：父母压力、育儿同盟以及家庭凝聚力。同时该量表已被其他国家学者翻译并结合本国实情进行了改进(Nunes et al., 2016)。

文献梳理发现，研究者们根据对亲职效能感的不同理解，主要是从认知、情感等方面编制量表来测量亲职效能感，并且其涉及的对象不仅包括正常儿童的家长，也包括特殊儿童的家长，例如刘嘉新(2009)、陈明英(2017)等人编制的问卷其测验人群主要是面向特殊儿童的家长，王小为(2011)等人问卷主要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并且国内外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习惯不同导致量表的数量，以及测量维度也非常丰富。其中，彭咏梅等人翻译并修订的《儿童家长亲职效能评估量表》(彭咏梅，刘琴，周世杰，2012)，作为使用频率较高的测量幼儿家长亲职效能感的量表，该量表由吉博德·沃斯顿(Gibaud-Wallston)等人开发而成(Gibaud-Wallston & Wandersman, 2001)，后经由约翰斯顿和马什(Johnston & Mash, 1989)进行改编，用来测量父母对自己养育子女行为和发展能力的自我感知。该量表包括满意(9个条目)和效能(7个条目)两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量表采用里克特六级计分，“1”代表“非常同意”，“6”代表“非常不同意”。满意维度的6个条目需要反向计分。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0.75~0.88之间(Ohan et al., 2000; Ohan, Leung, & Johnston, 2000; Kwan, Kwok, & Ling, 2015)。我国学者也对该量表进行翻译，并从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彭咏梅，刘琴，周世杰，2012；Ngai, Chan, & Holroyd, 2007)。两个研究均呈现与原量表一致的因素结构和良好的信效度。

3. 亲职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对亲职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研究认为影响亲职效能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第一，人口统计学因素：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性别等；第二，子女因素：子女健康状况、气质、子女行为方式等；第三，环境因素：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等；第四，父母个人因素：父母依恋水平、父母气质、育儿压力、养育满意度、教养行为等(Nagase, 2015)。

首先，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其亲职效能感，在人口统计学层面对亲职效能感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聚焦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亲职效能感的影响。如，Liu et al. (2020)经研究发现，中国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亲职效能感越高，并且愿意更多的参加子女的家庭活动，从而对子女的认知能力有促进作用。同样，Holloway et al. (2016)在对日韩两国父母亲职效能感与社经地位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家庭收入较高的韩国母亲也亲职效能感也越高，并且他们会参加更多的亲子活动，其子女的学习能力也较高。相反的，低收入母亲由于其生活压力和经济困难的问题，会加剧其心理困扰，导致积极的养育方式减少。但也有研究得到了不一样的结论，Ceballo和Hurd (2008)发现，拉丁裔母亲的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母亲的种族与亲职效能感之间并无显著的联系。由此可见，在研究人口统计学因素与亲职效能感的关系时，务必还需考虑一些中介因素在两者中的存在。然而究竟是国情因素还是社会文化起着中介作用，都为接下来研究者探究社会经济地位与亲职效能感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其次，子女的气质、行为以及健康状况会影响亲职效能感，尤其是子女的健康状况因素是影响亲职效能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子女的健康状况受到不良时，父母不仅会受到养育方面的挑战，而且他们必须学习与医学相关的教养技能，并经常性与医生或教育专家进行沟通，以恢复其子女的身体健康(Corlett & Twycross, 2006)。故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教养效能感也会受其影响。研究者在对高危婴儿母亲进行自我效能感研究时发现，随着婴儿治疗程度下降，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其自我效能感得到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母亲的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也有利于改善婴儿的健康状况(Vance et al., 2020)。同时，孩子的性情也会对父母的教养效能感产生影响，活泼的孩子母亲也表现出较高的亲职效能感，他们对养育子女的满意度更高(Coleman & Karraker, 2000; Choe, 2005)。然而在一些研究中也发现，不同的父母似乎对孩子的气质有不同的敏感性，其亲职效能感与孩子气质无显著差异(Lee, 2013)。这可能受到了家庭资源、家长气质等因素的中介影响。即使是抑郁气质的母亲，如果她在教养孩子过程中学习科学的教养知识，那么其仍然会有较高的亲职效能感。

再次，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亲职效能感。有研究显示，邻里质量评价越高的母亲，其亲职效能感越高。因为邻里关系质量越高的母亲，她们会受到更多的育儿支持，其中包括一些靠心理控制的育儿策略(Ceballo & Hurd, 2008)。然而，缺乏社会支持或邻里关系恶化的父母，也可能会阻碍他们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从而削弱他们支持孩子最佳成长的能力。强大的育儿联盟也会显著影响亲职效能感。当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和谐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育儿能力，因为和谐的家庭关系会正向影响他们作为父母的自信。Suzuki et al. (2009)在研究日本和美国父母的育儿效能和社会支持时发现，从丈夫那里得到足够支持的女性比没有这种支持的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养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因为丈夫的支持可以通过减少压力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女性的育儿自我效能，或通过女性的情感福祉间接地影响女性的育儿自我效能(Crockenberg, 1988; Cochran & Niego, 1995; Suzuki et al., 2009)。与此相反的是，家庭中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则会对双方的养育效能感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还会导致家庭中孩子不良行为问题的出现(Dumka, Prost, & Barrera Jr., 2002)。

与此同时，父母自身的依恋水平以及压力水平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亲职效能感。依恋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情感关系，即个体早期与主要照顾人建立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会影个体未来行为、认知情感和社会适应等各方面的发展(杨海燕，2010)。如果母亲/父亲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幸福的，充满爱的，并且与父母相处融洽的，那么他们更倾向于用同样温暖的方式去教养自己的子女，并对自己的教养能力充满信心。有证据表明，母亲与父母之间童年关系的综合表现很好，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同时他们在与年幼的孩子互动时很少会感有沮丧。他们也更愿意在孩子的学校做志愿者，参与学校的活动(Holloway & Behrens, 2002)。同时，Suzuki (2009)也发现，父母的自我效能水平与儿童期父母的支持程度以及对丈夫支持的满意程度呈正相关。然而，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即使是童年生活不顺的父亲/母亲，其也会在自己教养子女的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亲职效能感，因为童年依恋对亲职效能感的影响仍然受到自我效能感与出生顺序等因素的中介作用影响(Holloway & Behrens, 2002)。

此外，父母的自身压力水平也会影响他们的亲职效能感。研究显示，当父母经历过多的压力性事件时，他们作为父母的能力与信念也会有所下降(Ceballo & Hurd, 2008)。同时，他们在面对充满挑战的育儿状况时，可能很难有效地教养儿童。

4. 亲职效能感的相关实证研究

有关于亲职效能感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身心发展健康的正常子女的父母；一类是身心发展不健康的特殊子女的父母。并且，有关于亲职效能感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亲职效能感作为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这三方面，其中因变量的部分主要体现为影响亲职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笔者在之前的文献梳理中已充分论证，因此在该部分笔者主要结合这两类对象从亲职效能感作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这两部分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整理，以期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第一种是研究者将亲职效能感作为自变量的相关研究。亲职效能感是父母在教养儿童时对自己是否能胜任的自我角色信念，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支持，以及对自我的教养方式、行为或能力的判断，其在幼儿发展、亲子关系以及亲师关系层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较高的亲职效能感有助于家校合作与沟通，亲师关系良好(李晓巍，刘倩倩，2019)。并且研究表明，父母教养观念与亲子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父母教养观念与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预测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不仅如此，父母教养效能感提高能有效促进孩子社会关系、情绪健康及学习的发展(班杜拉，2003；王秀丽，2019)。

同时，亲职效能感作为自变量在医学领域的研究也举不胜举，主要聚焦于亲职效能感对特殊儿童父母的影响研究。陈明英(2017)在探究听障儿童父母教养效能感与教育期望的关系时发现，高教养效能感的父母会将障碍视为挑战而不是障碍，他们仍然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抱负并对未来抱有积极前景，同时他们会将这种正能量传递给子女，帮助子女获得抵抗困难的信念。

第二种是亲职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如在教育学领域，Meunier et al. (2011)在进行孩子行为对父母影响的研究中，将亲职效能感作为了两者间的中介变量。同时在对特殊孩童的研究中，江琴娣(2014)也将亲职效能感作为父母社会支持与教养方式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发现父母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自我效能感越高，同时自我效能的提高又可以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父母效能感在两者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原因是当父母亲得到身边亲人、朋友以及的支持与帮助时，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科学的育儿方式与技能，因此他们的自我教养效能就会随之提高，进而他们可以基于自己的育儿判断力选择更佳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同时，不仅在教育学领域，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也深受医学专家以及心理学专家的青睐，其研究文献也不胜枚举。

5. 小结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自我效能感以及亲职效能感在教育领域研究较为丰富，但是目前关于亲职效能感对家庭的影响研究主要针对强调特殊儿童，并且其探讨亲职效能感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上限于形式上的探讨，而对其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单薄，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