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青少年作为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其心理状态受到了普遍关注。2018年《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12~16岁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达到了19.0%，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严峻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社会适应是反映人整体心理状态的一个指标，不同研究人员基于不同视角对社会适应的定义莫衷一是。邹泓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合，对社会适应进行了较为综合的定义：社会适应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通过顺应环境、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动态关系，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邹泓等，2015)。实际研究中，有的研究者选择使用整体的社会适应量表进行测量，有的研究者则依据研究目的选取一些经典指标(问题行为/自尊/情绪/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结合起来作为社会适应程度的反映(李彩娜等，2017；苏志强等，2015；邓小平等，2018)。

发展资源框架(Developmental Assets Framework)理论认为青少年获得的资源数量越多，其发展就越好(Theokas & Lerner, 2006)。发展资源是指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获得健康发展结果的相关经验、关系、技能和价值观(Benson et al., 1998)，其主要包括外部资源(例如家庭和社会经济地位)和内部资源(积极的心理品质)两部分。经济资源的匮乏会影响到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经济资源的匮乏会影响到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邓小平等，2018)，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Reiss, 2013)，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整体而言学业表现较差，更容易产生孤独感，不易被同伴接纳(张云运等，2015)。家庭经济压力是指个体感知到家庭资源不能满足家庭需要时所产生的一种压力感(Wadsworth & Compas, 2002)，是青少年常见的压力源，也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参考指标。已有研究证明家庭经济压力是青少年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Shanahan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经济压力能预测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

本研究也进一步探究了家庭经济压力对社会适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压力的应激理论认为除压力外，应对方式是影响社会适应的另一核心因素(Lazarus, 1993)。应对方式是指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个体所做的行为或心理方面的努力，以控制、降低和最小化压力性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Folkman & Lazaru, 1980 )。个体的应对方式被划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种，有学者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会同时采用不止一种应对方式，这些应对方式既包含积极应对，又包含消极应对，因此提出了用“积极应对 − 消极应对 = 应对倾向”这一方便科研实践的操作性定义(戴晓阳，2010)。应对方式与个体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等诸多适应性指标存在紧密的关系，会受到压力知觉的影响。此外，已有诸多研究证明了应对方式在压力源与适应性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傅俏俏等人的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中介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傅俏俏等，2012)，冯永辉和周爱保(2002)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和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经济压力是青少年需要面对的压力源，社会适应是展现青少年发展水平的结果变量。因此我们提出假设：应对方式在家庭经济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省两所中学的初一、高一年级发放问卷，回收数据3041份，有效数据2959，有效率为97.30%。其中男生1352人，占比47.7%，女生1517人，占比52.9%，初一1027人，占比37.8%，高一1687人，占比62.2%。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

本研究采用胡韬和郭成等人修编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该量表共34题，包含，包含人际和谐、环境认同、生活独立和学习自主4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水平越高。在本次施测中，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较好：χ² = 98134.58，df = 432，CFI = 0.90；TLI = 0.88；RMSEA = 0.065；SRMR = 0.044社会适应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3。

2.2.2.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分量表，共20题，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相应的应对策略使用得越频繁。用积极应对 − 消极应对来评估个体在最近一段时期应对的倾向性，本次测试中量表α系数为0.891。

2.2.3. 经济压力

由王建平组织编制的《经济压力问卷》，该量表由4个条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最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经济压力越大，量表α系数为0.84。

2.3. 施测及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压力得分和社会适应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压力得分越高，社会适应得分越低；应对方式得分与社会适应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得分越低，社会适应得分越低；家庭经济压力得分与应对方式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压力得分越高，应对方式得分越低。具体结果见表1。

**.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2. 家庭经济压力对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为探究家庭经济压力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家庭经济压力作为预测变量，社会适应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压力能负向预测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具体结果见表2。

**.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对应对方式在家庭经济压力和社会适应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46，SE = 0.007，置信区间[−0.060, −0.034]；同时，家庭经济压力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88，SE = 0.011，置信区间[−0.109, −0.068]。应对方式部分中介了家庭经济压力对社会适应的影响。回归方程结果展示见表3，中介分析结果展示见表4，路径图见图1。

***. 在0.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 讨论

4.1. 家庭经济压力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经济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呈负相关，青少年经济压力越大，社会适应水平越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压力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这与之前是研究结果相一致。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是处于社会比较中的，在与周围事物的比较中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则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对个体的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Smith & Huo, 2014; Callan et al., 2015)，影响到个体的情绪适应和自尊感(Smith et al., 2012)。承受经济压力较大的青少年在消费水平和家庭的教育投资上与同龄人存在差距，内心容易滋生相对剥夺感，对社会适应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家庭压力模型揭示了家庭经济压力会通过影响家庭内部人员的互动，进一步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状态。经济压力过大的家庭内部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家庭成员出现焦虑、抑郁、绝望等不良情绪状态，夫妻之间矛盾冲突增加，这些不良因素会导致父母对青少年的养育质量下降，使青少年出现各种情绪、学业和行为问题(邓小平等，2018；Landers-Potts et al., 2015)，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状态产生消极影响。最后，过高的经济压力体现了青少年发展资源的匮乏，家庭投资模型认为青少年的发展需要得到父母在多方面的投资，如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充足的学习资源。但是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往往倾向于将家庭资源集中于当前迫切需求而非青少年的发展(Conger & Donnellan, 2007; Magnuson & Duncan, 2006)，生活在这样家庭的青少年在即使有着发展的潜能，却由于客观条件无法将潜能全部激发，整体的社会适应发展水平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综上所述，家庭经济压力会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

4.2.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家庭经济压力和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青少年感受到的家庭经济压力越大，应对倾向越消极，从而导致了更低的社会适应水平。基本需要理论认为人类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及关系需要(Deci & Ryan, 2000)。研究表明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不能满足时，个体的应对倾向会更加消极(Son, Thomas, & Friedmann, 2013)。经济压力会对个体基本需要的满足感产生削弱，生活在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中的青少年，可调动的资源较少，在购物、娱乐、交通等方面往往会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自由选择，自主需要的满足感被削弱；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环境中，人们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预期偏消极，往往不相信自己的效能或影响社会的能力，能力需要的满足感被削弱。此外，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在知觉到压力事件后会存在一个评估过程，包括了对环境的评估和对自身应对资源的评估，然后再选择应对方式。积极应对多以问题为中心，表现为个体力图解决实际问题，消极应对多以情绪为中心，表现为个体通过回避、否认等应对策略减少自身的不良情绪(邸妙词等，2015)。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的青少年由于外部资源的匮乏，直接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受到削弱，也许会更倾向于消化情绪这一成本更低的方式。因此家庭经济压力较大的青少年会出现更为消极的应对倾向，表现出更消极应对行为。

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对青少年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风险因素还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愈演愈烈，导致学校、情绪、自我等多个领域的适应不良，已有研究表明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与抑郁有关(杨美荣等，2009)，中学生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与其焦虑程度有关，不同应对方式会导致自尊水平的差异(岑延远，郑雪，2005)，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导致学生的消极情绪与负性思维，会加重心理异常(吴素梅，2002；徐明津等，2015)。综上所述，家庭经济压力会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应对方式，进而影响到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共得出两个结论：① 青少年家庭经济压力能够预测其社会适应水平；② 应对方式在青少年家庭经济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