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国家统计局二十年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不仅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邢采，孟彧琦，林青青，秦子玉，2019)，而且生育率持续下滑，成为世界人口大国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刘金菊，陈卫，2019)。“七普”数据的公布使得我国再次掀起一股讨论热潮，生育率又一次成为国民关注热点(人民网，2021)。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央政治局，2021-5-31)。生育率作为一个平衡社会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重要的因素，长期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吴帆，2019)，与此同时，我国已步入“低生育陷阱”的高度风险期(吴帆，2016)，提高我国生育率已成当务之急。
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高生育率，如2013年12月、2016年1月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全面实行“二孩政策”，可生育率不增反降，2017年我国出生率同比2016年下降0.52% (陈卫，2019)。该现象说明，即使解除生育数量限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民众生育意愿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明显。据全国妇联2016年调查显示，53.3%的受访家庭表示不想生育二孩，其中城市家庭占据比例超过60%，在发达省份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
以上的数据表示，社会经济结构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但以往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多为人口学研究(方长春，陈友华，2016；汤兆云，郭真真，2012)。相比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更可能发生变动，因而更可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王记文，2018)。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al-economic Status, SSS)指个体与周围他人比较后产生的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的看法(Singh-Manoux et al., 2003)。所谓“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SSS在对个体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洪岩璧，华杰，2020)。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Flanders et al., 1975)认为，个体的主观规范(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自身能力、资源和机会的感知和评估)会直接影响行为模式(生育意愿) (茅倬彦，罗昊，2013)。另外，Gary S. Becker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预测，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Becker, 1960)。以往研究表明，SSS和生育意愿多为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提供支持，如茅倬彦通过跟踪调查18638名被试发现，关注生活质量的个体更容易生育意愿更低(茅倬彦，罗昊，2013)；同时Whelpton在研究中发现，SSS越高，实行避孕的夫妇比例越高，生育意愿越低(Whelpton, 1949)。此外，跨文化发现一致结果：如Baizan对英国、奥地利、法国、挪威的研究发现，高SSS的个体更重视自身发展，子女数量更少(Baizan, 2021)。基于大数据分析也得到类似结论：如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SSS与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陈建新，王莉君，2021)；学者Torres (2020)对6个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和巴拉圭)人口普查样本进行分析，发现高SSS相比低SSS的个体生育意愿水平更低。
以往研究均揭示了SSS对生育意愿的直接影响，但是这种联系的内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不清晰。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究SSS“经由何种因素”(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生育意愿。
2.2. 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
我们试图探索SSS影响生命史策略的心理机制，提出假设生命史策略可能会在SSS和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首先，SSS可能影响生命史策略。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Strategy)是个体对有限资源进行权衡分配的重要结构，包括个体在躯体努力(somatic effort)和繁衍努力(reproductive effort)之间的资源分配权衡(Figueredo et al., 2014; 林镇超，王燕，2015)。
尽管已有研究对SSS影响生育意愿的可能原因做出解释，例如，认知行为方面，家庭规模偏好在SSS和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Zhang, 2004)；在社会环境方面，收入和教育水平更高可能会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Berent, 1952; Boberg-Fazlic, Sharp, & Weisdorf, 2011)，但较少研究者从生命史策略这一视角去探讨SSS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王燕等人(2017)研究认为，高SSS与延迟满足相关，而延迟满足被反复证实是生命史策略的重要心理指标(Griskevicius, Tybur, Delton, & Robertson, 2011b)。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可以解释个体生活经历与其行为模式的关系，个体特有的生活经历(如成长的环境)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生命史策略。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该理论，一项来自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高SSS与“慢策略”存在显著正相关(Griskevicius, Delton, Robertson, & Tybur, 2011a)。实验室研究同样发现相似结果，在启动被试高SSS的时候，个体更倾向于做出保守行为持“慢生命史策略”(Griskevicius et al., 2013)。
Griskevicius等人(2013)提出的敏感化模型(Sensitization Model)指出，个体通过对外界环境(如SSS)的经验感知会塑造个体的生命史策略，从而对个体的行为方式(如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根据进化学理论的观点，个体都有延续自身基因的本能倾向(王煜，李梦菊，2020)，个体持“快生命史策略”会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繁衍后代(Griskevicius, Delton et al., 2011a)。Ellis等人(2009)的实证研究认为，持“快策略”更倾向于做出着眼于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的行(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 Schlomer, 2009)。实验室研究同样发现相似结果，在启动低SSS并处在不可预测环境后，“快策略”个体相比“慢策略”个体更愿意保护和传承基因 (Griskevicius et al., 2013)，生育意愿更强。
总体来说，SSS一方面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发展和资源分配，引发个体朝着不同的生命史策略方向发展(Griskevicius et al., 2013; Kaplan & Gangestad, 2005)。另一方面，“快策略”个体为增加有利资本，倾向于做出更多的繁衍努力，提高生育意愿(Belsky, 2010)。因此SSS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通过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来实现。据此，我们假设生命史策略在SSS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提出以下理论模型(如图1)。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diagram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ffecting life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图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生育意愿的假设模型图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通过使用问卷星平台，在各大公共场所随机招募被试，共271人，得到有效数据263人，其中男性117人，女性146人；平均年龄21.27 ± 4.08岁。
3.2. 研究工具
3.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参照MacArthur阶梯量表(Kraus et al., 2010)测量被试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从很低到很高进行1~10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Cronbach’s α = 0.72)。
3.2.2. 生命史策略量表
采用王燕等人修订的Mini-K生命史策略量表(王燕等，2017)，量表内容是设计成评估个体在慢策略维度上的得分，量表共计18题，采用Likert7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生命史策略越慢(Cronbach’s α = 0.86)。
3.2.3. 生育意愿量表
采用(郑真真，2014)编制的量表，包括3个条目，“对孩子的喜爱程度”、“你理想生育孩子的个数” 以及“生育意愿的强烈程度”，问卷采用Likert5点计分(Cronbach’s α = 0.67)。
3.3. 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PROCESS 3.3 (模型4)用于间接影响分析。
4. 结果
4.1. 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SSS与生育意愿(r = −0.038, p > 0.05)呈负相关，SSS与生命策略(r = 0.287, 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生命史策略和生育意愿(r = −0.319, p < 0.001)呈显著负相关，参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变量编码：男性 = 1，女性 = 2。
4.2.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Bootstrap法，使用PROCESS 3.0宏程序中的模型4验证中介模型。以SSS为自变量，生命史策略为中介变量，生育意愿为因变量。结果显示(见表2和图2)，SSS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史策略(β = 2.59, p < 0.001)；当把SSS和生命史策略同时作为预测变量，生育意愿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生命史策略正向预测生育意愿(β = 0.09, p < 0.01)。SSS可以负向预测生育意愿(β = −0.32, p < 0.05)。此外，生命史策略产生的间接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但直接效应包括0，说明生命史策略在SSS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存在间接效应，但总模型不成立。
Table 2.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表2. 生命史策略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Figure 2. The mediating role model of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图2. 生命史策略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5. 讨论
在研究样本的结果中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吴帆，2020；周国红，何雨璐，杨均中，2021)，符合Gary S. Becker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的观点(Becker, 1960)的观点。根据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的观点，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导致个体较低的生育意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培养一个高品质的孩子需要通过一系列现有或未来的经济、价值等资源投入才能实现。另外，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孩子数量的增加会减少单个孩子所能获得的资源，以至于降低孩子的质量。因此，大多数高SSS父母选择减少孩子数量，将所获得的资源投入到培养高质量的孩子中，这不只是对自身发展需要的认识，同时也为子女提供更可靠的保障。John Caldwell财富流理论(Caldwell, 1982)同样可以解释该现象，以往以及当今，人们养育孩子都带有一种“养儿防老”的观点，但随着社会福利的提高，“养儿防老”的保险价值逐渐下降，而养育一个孩子，从幼年到成人的整个过程需投入巨大的资源，所以大多数高SSS都会降低生育意愿。
研究发现，生命史策略在SSS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间接效应显著，即，SSS通过生命史策略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同时，生命史策略正向预测生育意愿，表明个体的生命史策略越慢，生育意愿越高，这与研究的假设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反。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研究中大多数样本为刚上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他们对生育的相关概念还没有深入的认识，并且研究的样本较少，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应对接近育龄的群体进行施测较为合适。
本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生命史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的中介模型，考察生命史策略在SSS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深化、扩展SSS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积极的理论意义。
6. 结论
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2) 生命史策略在SSS与生育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