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政府部门、心理学研究者与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其中抑郁是儿童群体中出现率高、负担较重的心理问题之一(刘惠军，卜彤，2020)。抑郁情绪(Depressive Symptoms)是指未达到诊断标准的抑郁障碍的亚临床状态，主要包括悲伤、痛苦、空虚和易怒情绪，通常以自我报告量表的形式评估，并通过特定分数来划分检出情况(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抑郁与严重压力生活事件、社会孤立和孤独感密切相关，且是自杀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严重危害(黄垣成，赵清玲，李彩娜，2021；Elovainio et al., 2017)。2019年至2020年，我国儿童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 (中国科学院，2020)。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一项大样本调查显示，我国儿童抑郁检出率高达43.7% (Zhou et al., 2020)。

鉴于儿童抑郁的高危害性与高流行性，以往大量研究对儿童自身的心理资源和危险因素进行了探讨。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有研究者提出，应对压力源的过程反映的是儿童所处家庭系统的适应能力(Henry, Morris, & Harrist, 2015)，这种能力远超家庭作为背景的含义，而是家庭作为整体时的一种独立功能，对儿童在逆境中的适应和发展有显著积极作用(冯跃，2014)。这种能力即为家庭抗逆力(family resilience)，又译为家庭韧性或家庭弹性，是指家庭在面对种种不利环境时获得的灵活反弹能力，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积极的承受能力、挑战能力和自我修复等能力(Walsh, 2006)。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对家庭抗逆力与儿童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尚且缺乏对家庭抗逆力与儿童抑郁二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

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探讨家庭抗逆力与儿童抑郁的关系与主要的影响机制，为预防和干预儿童抑郁提供积极心理学视角的理论依据，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2. 家庭抗逆力与儿童抑郁情绪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基本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三点：1) 家庭作为整体系统；2) 家庭面对一定的逆境；3)家庭能够积极适应逆境并从中获得发展。这些特点也是家庭抗逆力区别于其他家庭功能的独特之处(许颖，林丹华，2015)。目前，家庭抗逆力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完全统一，其中影响力较大、受研究者广泛认可的理论为Walsh (2006)提出的家庭抗逆力理论，即家庭是一个动态的功能系统，涉及来自家庭关系的力量和资源，包括三个关键的运作成分：家庭信念系统、家庭沟通过程和家庭组织模式。其中，家庭信念系统(family belief systems)是家庭最核心的系统，包括赋予逆境的意义、积极的态度、超越和灵性三方面，体现了家庭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家庭沟通过程(family communication processes)是指家庭内部沟通和问题解决的过程，良好的沟通过程包括透明性、开放的情感表达和合作性的问题解决三个层面。而家庭组织模式(family organizational patterns)指家庭内外部的组织结构，包括灵活性、关联性和社会及经济资源三个层面。三个系统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帮助压力下的家庭灵活适应与发展(纪文晓，2015)。

根据家庭调整与适应性反应模型(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Model, FAAR; Patterson, 2002)，高抗逆力家庭在面对压力源时，有能力调用个体、家庭及社会的资源，从多个层面应对逆境带来的种种挑战，在此过程中不仅能促进家庭整体的积极适应，还有助于家庭成员个体的心理成长，提高心理应对能力。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儿童身心发展尚未成熟，他们的心理更脆弱易感，因而更易受到压力的影响(van Harmelen et al., 2020)。根据压力缓冲假说(stress-buffering hypothesis)，家庭抗逆力这一积极因素可以缓冲压力的影响，保护个体更好地应对压力，即使在高压力的环境下也能适应良好(傅俏俏，叶宝娟，温忠麟，2012)。对儿童来说，家庭抗逆力各方面的积极功能，为儿童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情感支持(彭阳，谭千保，申雯，2014)，不仅能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够帮助儿童应对危机，维护儿童的情绪状态。差异敏感性理论提出(Ellis et al., 2011)，儿童在对逆境伤害更敏感的同时，也更容易受到积极资源的有效保护。因此，家庭抗逆力作为儿童的保护资源，能够帮助儿童抵抗外界压力，对儿童心理健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已有研究证实，无论是在特殊不利情境还是日常压力情境下，家庭抗逆力均为儿童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研究者发现，尽管经历贫穷、暴力、残疾、流动等严重或长期的困境，具备良好抗逆力的家庭都能够帮助家庭成员积极应对和适应(彭阳，王振东，申雯，2015；夏少琼，2014；Linley & Joseph, 2004；Orthner et al., 2004)，从而保护儿童减少抑郁情绪。在离异家庭中，尽管面对巨大的家庭危机，积极的问题解决、良好的家庭信念、开放亲子沟通等家庭抗逆力有效成分均能有效缓解儿童抑郁情绪(Kelly & Emery, 2003; Shin et al., 2010)。在日常生活压力事件下，家庭抗逆力不仅能直接负向预测儿童的抑郁情绪，还能够作为调节变量缓冲家庭压力对儿童的不利影响，促进儿童的心理适应(许颖，林丹华，2015；朱婉灵，许颖，林丹华，2020)。

3. 家庭抗逆力对儿童抑郁情绪的影响机制

由上文可知，家庭抗逆力对儿童抑郁情绪有显著的保护作用，那么，这种保护作用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作用的？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以往实证研究的整合可知，家庭抗逆力主要通过提升个体抗逆力和增强社会支持两类机制对儿童抑郁情绪产生积极影响。

3.1. 家庭抗逆力对个体抗逆力的保护作用

根据应激应对理论(Lazarus, 1993)，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可以调动内外部资源来应对压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心理资源，个体抗逆力是指个体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重大压力来源(如家庭和关系问题、严重的健康问题或工作和经济压力源)时能够很好地适应的能力(Kathryn, Connor, Jonathan, & Davidson, 2003)。当儿童面对逆境或危机时，个体抗逆力将表现为一种保护性因素，使儿童有能力抵抗逆境和从逆境中恢复，即使在压力之下也能良好地适应和生活。

个体抗逆力可以大体分为内在保护因子和外在保护因子两个组成部分，其中内在保护因子是个体的内部资源。研究者指出，个体抗逆力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个体抗逆力能够缓解逆境或危机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抗逆力高的个体在遇到负性事件后受到抑郁的困扰较小，而抗逆力较低的个体在遇到负性事件后容易受到抑郁的困扰(刘惠军，卜彤，2020)。另有研究表明，提高个体抗逆力水平能够有效降低个体抑郁水平(叶宝娟等，2018)。在对震后儿童幸存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个体抗逆力对儿童的心理病理行为起到保护作用，为个体提供良好的心理恢复环境(叶艳等，2014)。

外在保护因子则包括了家庭为个体提供的支持。Rutter (2012)认为，尤其对于儿童来说，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如温暖的亲子关系、热情及时的照料、精心的抚育、相互关心的家庭氛围、家人之间的良好互动、家庭凝聚力和坚毅力等成分，对儿童心理具有保护作用。Henry等(2015)提出的家庭抗逆力模型(Family Resilience Model, FRM)同样指出了家庭抗逆力对个体抗逆力的促进作用，即当个体或家庭整体面临危机时，家庭抗逆力体现为保护性因素，有助于家庭成员对危机的抵抗和适应，并从危机中寻得成长和意义，从而使个人对逆境的适应力得以提升。实证研究也证明，加强家庭成员之间有意义的爱的联结，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个体抗逆力水平(朱虹，2013)。根据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The Resiliency Model; Richardson et al., 1990)，适应力的提升意味着个人在危机情况下对自我生理心理精神平衡的能力增强，更能够在困境之中得到抗逆力性重构，为儿童赋能以更加灵活地应对危机情境，从而防止抑郁情绪的产生(Domínguez-Álvarez et al., 2020)。研究证实，家庭抗逆力可以通过提升个体抗逆力负向预测抑郁情绪(刘惠军，卜彤，2020)。

3.2. 家庭抗逆力增强感知社会支持

Bronfenbrenner (1994)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表明，家庭是个体生长最微观的环境，是直接作用于个体发展的外部资源。而家庭支持属于社会支持范畴，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自己从其支持网络成员身上获得的支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李文道，邹泓，赵霞，2005)，是个体面对应激源时最不可或缺的外部资源(谢利·泰勒，2012)。

Lietz和Strength (2011)探讨了儿童福利系统视角下家庭抗逆力的表现形式，发现运转良好的家庭中往往拥有充分的社会支持，这一点规律在困境儿童群体中也得以证实：研究发现，家庭抗逆力越高的流动儿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Zhao et al., 2014)。而家庭抗逆力增强感知社会支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家庭抗逆力意味着良好的家庭互动模式，父母直接给予儿童积极的希望和支持，并从实际行动上帮助他们获得和利用来自其他渠道的支持，使他们在客观上的支持资源增加，从而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也更强烈(Jia, 2018)；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抗逆力促进了家庭有效应对与良性运作，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积极影响，使儿童增加对外界的依赖和健康的集体情绪，进而使儿童对社会支持的感知更为敏感(Kuo, 2013)。在压力事件背景下，家庭抗逆力的积极效应促使儿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增加，使其对家庭内外部的照料和帮助有更清晰的认知，感到温暖和安全，从而减少对创伤事件的关注和讨论，降低儿童的抑郁情绪(Pfefferbaum et al., 2015; Dalton, Rapa, & Stein, 2020)。

这一机制也在研究中得以证实，家庭抗逆力通过提升家庭凝聚力和促进家庭组织模式来增长社会支持，从而起到对儿童抑郁情绪的保护作用(Rivera et al., 2008; Hughes et al., 2012)。

4. 总结和展望

文章从积极视角出发，关注家庭在面对危机情境的优势和力量，探讨了家庭抗逆力与儿童抑郁的关系与主要的影响机制。理论上有助于理解家庭抗逆力如何作用于儿童抑郁，探讨儿童抑郁情绪的形成机制；实践上则对儿童抑郁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启示，即通过家庭的力量保护儿童心理健康，使他们认识到家庭提供的充分支持，从而激励儿童产生足够的安全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建立乐观的认知，最终降低产生抑郁情绪的可能。

4.1. 家庭抗逆力对儿童抑郁情绪的影响

本文揭示了家庭抗逆力与儿童抑郁情绪的关系及其内部影响机制。文章指出，家庭抗逆力是儿童抑郁情绪的有效保护因素(Shin et al., 2010；洪兴路，陈学兰，2017)。首先，家庭抗逆力对个体抗逆力有着正向预测作用(朱虹，2013)，而个体抗逆力可以通过内、外两个方面保护儿童的心理健康，使其能够抵抗逆境，更好地应对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Strove et al., 2013; Ai & Hu, 2016)。此外，家庭抗逆力可以增强个体的感知社会支持(Shyamanta et al., 2017；陈娟娟等，2019)。社会支持能够通过提供一定的资源和情感支持，缓冲压力事件对儿童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从而降低儿童的抑郁情绪(赵燕，2014；李越，马智群，张澜，2018)。

根据过往研究，以上几种机制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如社会支持使儿童得以获得更多的保护性资源，提高其个体抗逆力水平(赵燕等，2014；魏学琴，2021)，从而减少儿童的抑郁情绪。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着眼于各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并深入探讨家庭抗逆力与这些机制的关系。此外，当前的相关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依据儿童的自我报告。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全面的评价方法，如综合对儿童和父母的评价，使结果更加可靠。

4.2. 通过干预提升家庭抗逆力以减轻抑郁情绪

家庭抗逆力视角对心理干预和社会服务实践具有重要价值，体现在家庭研究从问题取向到积极视角的转变，即从关注家庭的外部压力事件与问题转到关注在面对危机时，家庭作为功能实体，如何调动家庭内外部资源，支持家庭及成员顺利度过逆境的过程与机制。目前有关家庭抗逆力的实证干预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其中家庭抗逆力的情景模式(contextual approach of family resilience)和家庭抗逆力的元框架(family resilience meta-framework)是得到大量实证检验的家庭抗逆力干预框架(Boss, 2002; Walsh, 2015)。对于与儿童抑郁情绪密切相关的家庭风险因素即父母的抑郁情绪开展的家庭抗逆力干预研究得到了证实，针对性干预措施主要通过为父母提供有关情绪障碍的信息和与孩子交流的技巧，使父母与孩子就其自身抑郁的影响开展积极交流，提升儿童家庭抗逆力水平，以改变儿童的自我理解与抑郁情绪(Beardslee et al., 2003)。国内相关实证干预研究相对较少，但已有研究者做出尝试，如刘玉兰和彭华民(2016)对流动儿童群体家庭抗逆力社会服务的实证经验与探索，对于理解本土化家庭抗逆力实证干预研究的视角转向、系统相互作用、支持动态化有重要意义，以及一些关于家庭抗逆力对特殊家庭类型实证干预的研究(徐玉英等，2017；赵西西，2016)，都证实了家庭抗逆力对儿童抑郁情绪的降低与缓解作用。

由于家庭抗逆力实证工作基础理论的丰富性、服务对象的个体独特性、干预方法的多样化、参与研究者的广泛知识背景以及与其他社会支持系统的相互作用等现实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家庭抗逆力对儿童心理健康作用机制的研究，例如本文对家庭抗逆力对抑郁情绪具体作用机制的探讨，深化各因素作用机制及相互作用模式的理论建构，以建立更契合现实、有效的实证干预的指导理论。同时在实证干预领域，在吸收西方相关干预研究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医疗体系不同、社会服务系统结构不同等实际情况，需要研究者重视家庭抗逆力干预工作的本土化需求。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