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湖南诗文总集是湖湘诗文的重要文献载体，保存着大量湘籍文人创作的作品和以湘地为着眼点创作的诗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湖南诗文总集的研究大致从综合性研究和个案研究两方面展开。综合性研究方面，既有对部分重要总集，如《楚风补》《沅湘耆旧集》等进行的集中论述；也有对郡邑、宗族等多种类型总集进行的整体研究。个案研究方面，则分别对《南岳唱酬集》《沅湘耆旧集》《南社湘集》等十多部总集进行了考述。

2. 湖南诗文总集的综合性研究

首先是就某一类型的湖南诗文总集进行著录或讨论。如课艺总集方面，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收录了六种湖南课艺总集，对清陈本钦辑《城南书院课艺》、王闿运辑《船山书院课艺初集》等六种湖南书院课艺总集的版本序跋、课艺内容、作者等进行了介绍 [1] ，客观上使读者对湖南的书院课艺总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家集方面，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统计了全国知见家集的区域分布，并对存世总集写作叙录，其中湖南家集已阅45种，未见、待访8种，数量居于全国第五，可见湖南家集规模十分可观 [2] 。在省域、郡邑、宗族、课艺等文章总集方面，则有湖南师范大学陈松青、黄丽俐两位学者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陈松青、黄丽俐《论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流变与缘由》认为“湖南文章总集既可以是收录湘籍作家的文章总集，也可以是以湖南地域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总集” [3] 。并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流传分为三个时期，即宋代发轫期、明代发展期和清代繁荣期。黄丽俐《近四十年来湖南文章总集的整理与研究》《论清代湖南宗族文章总集编纂与文学世家建构》两篇文章，前者是对近四十年湖南文章总集研究进行的综述，并整理了湖南文章总集的知见书目 [4] 。后者则专门对清代湖南宗族文章总集进行了论述，探讨湖南宗族文章总集的编刊缘由和家学秉承 [5] 。黄丽俐的学位论文《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研究》则采用逐个分解的方式对“清代”“湖南”“文章总集”这三个名词进行限定，明确所探讨的“清代湖南文章总集”一是由清人或由清入民国之人编纂，文本中所收文人的朝代则不作限制，二是收录湘籍作家或以湖南地域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总集，三是包括收录文章、辞赋和骈文专集和以“文”命名，兼收诗词等其他文体作品的总集 [6] 。这种先分后合的表述方式对于湖南诗文总集的概念限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是对部分重要总集的介绍及总集范畴的探讨。章曼纯《湖南的地方艺文总集》从编者、著者、版本、收诗情况等方面，对廖元度辑《楚风补》《楚诗记》，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资江耆旧集》等七种重要的湖南地方艺文总集进行了概述 [7] 。蒋江龙《湖南历代地方艺文总集述略》认为“湖南地方艺文总集应该是湖南人士的诗文总集或作者虽非尽为湖南人、但诗文内容皆关乎湖南地方者” [8] 。且在此基础上，对湖南地方艺文总集的编纂情况进行了讨论，著录了唐宋至民国存世且较为重要的湖南郡邑艺文总集十七种、清代至民国现存的湖南家族艺文总集十四种。

3. 湖南诗文总集的个案研究

湖南诗文总集的个案研究主要体现在总集的整理校注与出版、总集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研究等方面。

(一) 湖南诗文总集的整理校注与出版

目前已知至少有《楚风补》《邵阳车氏一家集》《岳麓诗文钞》《沅湘耆旧集》《资江耆旧集》《湖南女士诗钞》《湘雅摭残》《沅湘通艺录》《铜官感旧图题咏册》这九种湖南诗文总集进行了整理校注与出版。

在《楚风补》的校注出版中，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廖元度《楚风补》的文献价值、对楚文化的作用、对古典诗歌鉴赏和研究的价值等 [9] 。易孟醇在校注《邵阳车氏一家集》的过程中，对此集一些疑窦和互见重出处进行了说明 [10] 。邓洪波、周郁对《岳麓诗文钞》收人收诗情况进行了整理，并依原书体例，辑录《补遗》二卷，附于书后 [11] 。欧阳楠校《沅湘耆旧集》 [12] 和熊治祁、张人右校《资江耆旧集》 [13] 则充分肯定这两部地域性诗歌总集的价值，并对此二集进行了比较，指出其中值得注意的三点：一是《资江耆旧集》保留了郭都贤、陶士偰等一部分作者更多的作品；二是对于同一作者的小传，《沅湘耆旧集》多照录《资江耆旧集》原文，也有少数小传增加了内容；三是两书相同的诗作和诗序，文字常有差异，或是两书有一误，或是版本不同所致。贝京整理校点的《湖南女士诗钞》一书，其中包括对毛国姬辑《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及郭润玉《湘潭郭氏闺秀集》两部总集的整理，以此探讨有清以来湖南一地女诗人的创作特色 [14] 。曾卓、丁葆赤校《湘雅摭残》中，指出此集收人634家，收诗近8000首，且选诗不因作者声名显赫而多录其诗，更不因作者名气一般、诗作较佳而吝惜篇幅，亦不收生人作品，乃效仿邓氏编例 [15] 。岳麓书社影印出版的《沅湘通艺录》指出江标通过考课诗题的拟定，倡导新学，对湖湘学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有一定的改良效果，但并未撼动科举制度的根本，科举考试的僵硬形式仍然如故。尽管如此，江标和《沅湘通艺录》作为时代的见证，仍在湖湘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迹 [16] 。岳麓书社影印出版《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对铜官感旧本事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指出章氏重经故地，感怀有作，而广征题咏，其意在于借他人之笔墨，张扬往日之事 [17] 。

(二) 湖南诗文总集的文献价值研究

湖南诗文总集的文献价值研究主要是对总集版本、编者的考证，以及对总集存人、存诗、存史价值的考述。

首先是对总集版本、编者的考证，《南岳唱酬集》因收录朱熹、张栻等大儒游南岳唱酬诗作，且版本问题较为复杂，而成为学者考据的热点，成果颇丰。如束景南《朱熹南岳唱酬诗考》指出《南岳唱酬集》一书存在严重的窜伪问题：一是从朱熹、张栻集中取诗造伪，或己作伪诗窜入；二是取张栻乾道四年秋再游南岳诗作窜入；三是误将朱作与张作颠倒等。之后他又将《南岳唱酬集》和朱熹、张栻文集进行对校，对集中窜伪之作进行了论证，还原了《南岳唱酬集》的原貌 [18] 。王利民《流水高山万古心——〈南岳倡酬集〉论析》充分肯定了束景南对此集所做的考辨工作，但指出此集成书时间并非其推测的元代，而是成书于明代。接着又指出了现存三个版本的《南岳倡酬集》存在“诗歌篇数与序所云不符”“诗歌次序乖谬”“文字错讹严重”“张冠李戴现象颇多”等诸多问题 [19] 。日本学者后藤淳一《〈南岳唱酬集〉成书考》肯定了王利民在此集版本考异、思想、艺术上的见地，并在此基础上对此集的明刻本、清抄本、四库本等三种版本进行了考证，后附四库本全诗对照表，对集中诗题、诗体、用韵等进行了对比 [20] 。之后，祝尚书《〈南岳唱酬集〉天顺本质疑》又在束景南和王利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此集存在严重的误收现象，并对学界忽视的“天顺本”进行了考证，证实了天顺本邓淮序乃伪造而成 [21] 。林阳华《分期、成因与功用：〈南岳倡酬集〉版本流传论述》《〈南岳倡酬集〉版本流传与朱熹师徒理学思想传播》二文，前者讨论了此集的版本流传问题，即宋元的冷落和没有单独刻版印行，明清的兴盛状况等 [22] 。后者则主要就《南岳倡酬集》的传播进行了说明，指出此集在宋元属于小范围传播，即以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为中心，仅有抄本流传；在明清则传播范围较广，既有抄本又有刻本 [23] 。张翰仪《湘雅摭残》则因其原名《沅湘耆旧集续集》，与湖南大学教授刘善泽所编之书重名，因此于总集编者方面存在争议，章曼纯《〈湘雅摭残〉编者考》一文，对岳麓书社点校出版《湘雅摭残》时所列的编者存疑情况进行了反驳，论证了此书编者应是张翰仪无疑。章曼纯认为《湘雅摭残》的点校者之所以删去编者张翰仪之名，是因为当时未见到谢启明言“1937年时曾睹张翰仪所编《沅湘耆旧集续集》”，刘善泽言“尝编《沅湘耆旧集续编》二百卷”，与张翰仪所编体量完全不符 [24] 。

其次是对总集存人、存诗、存史的文献价值进行的讨论。邓显鹤《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在辑录湖湘一地诗人、诗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文献价值颇受学者关注。李璇的学位论文《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研究》是目前为止对《沅湘耆旧集》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对此集的编纂体例、文献价值和诗学思想等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5] 。董润丽、朱永惠《〈沅湘耆旧集〉陶煓诗补阙》指出此集收录了陶汝鼐孙陶煓之诗五首，又通过吉林大学所藏稀见本陶煓《西溪遗草》，辑录《沅湘耆旧集》未载之陶氏诗十五首，以补其阙 [26] 。田范芬《〈沅湘耆旧集〉辨误》从语言学角度，指出邓显鹤对胡天游支鱼相混的诗歌语言的修改，虽符合了用韵规则，却导致其用韵所反映的平江方言特点荡然无存 [27] 。张青松《〈资江耆旧集〉的成书过程考》则认为《资江耆旧集》才是纯粹意义上的湖南文学史第一部本土诗歌总集，其对《沅湘耆旧集》这一巨作的编纂具有重要的铺垫价值。但因体例与《沅湘耆旧集》相似，且规模和影响不敌《沅湘耆旧集》，以至于价值被掩盖 [28] 。欧阳楠《邓显鹤和〈沅湘耆旧集〉》认为《沅湘耆旧集》乃由邓显鹤独立编选，寓编者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于其中。且此书虽命名为沅湘，实则代指湖南，即《湖南诗征》的变名 [29] 。葛春蕃《〈船山遗书〉与〈沅湘耆旧集〉——邓显鹤及其湖南文献整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邓显鹤所编《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的文献价值都进行了讨论，又对邓显鹤“整理文献实事求是、必须求得善本且精审精校、由近及远进行拾掇、随刊随补尽可能完善”的文献学观进行了论说 [30] 。另外，李花蕾《明黄焯〈朝阳岩集〉校注》《明代孤本〈朝阳岩集〉初探》二文，前者强调了黄焯《朝阳岩集》是现存记载朝阳岩诗文题刻最早和唯一的一部总集，海内仅此一种孤本 [31] 。后者着重探讨了此集载录了十四首罕见纪咏诗，以及补今存摩崖石刻之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32] 。黄丽俐、陈松青《湖南文章总集的开山——论〈湖南文征〉的编纂特色》指出罗汝怀编《湖南文征》弥补了《沅湘耆旧集》有诗无文的遗憾。且此集是现存最早由湘人编纂、所收作者均系湘人的湖湘地方文章总集，其编纂根植于湖湘地域独特的人文学术环境以及罗汝怀的家学传统和治学思想，其体例编排严谨且多样化，为后世整理地方总集的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33] 。郭长海《〈慕莱堂诗文征存〉和秋寿南、秋瑾的诗词》指出此集所收秋寿南诗为研究秋家的家史和文风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研究在湖南时期的秋瑾提供了更多的史料支撑 [34] 。孙之梅，李香月《民初湖湘士民的苦难书写——〈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对傅熊湘作感旧文广征题咏以及醴陵兵燹题征的本事进行了梳理，指出傅熊湘与南社诗人以此为题材所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极具诗史性质，并对两次“题征”在近代诗歌史和民国文学史中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35] 。

(三) 湖南诗文总集的文学价值研究

湖南诗文总集呈现着湖湘一地的文学创作和诗学观念，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还独具地域性特色。

首先，名家诗学观念是学者考述的重要方面，如对于《南岳唱酬集》中朱熹等人的理学思想和“禁诗”之说，邓田田《〈南岳倡酬集〉与曾点气象》阐述了朱熹与张栻各自所理解的“曾点气象”，又从四个角度分析了集中所体现出的程朱理学思想，包括人欲对天理的遮蔽、朱熹对于“理”境界的体会、从容自在的态度、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生命哲学等 [36] 。郭庆财《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认为朱熹在南岳唱酬之行中，经历了禁诗–解禁–自警的心理冲突，体现了朱熹对于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其南岳唱酬后的“诗禁”作为考察其思想、诗风转变的重要节点，亦是朱熹、张栻等人对自己心灵和情感世界的反观，隐含着道德家对作诗之合法性问题的思考 [37] 。张长元《南岳唱酬另面观》将南岳唱酬视作一次社会活动，指出南岳唱酬作为朱张会讲的继续，只是将会讲的讲堂从书院搬到了南岳，仍于山水唱酬之中探究着心性之学 [38] 。谭清洋《从〈南岳唱酬集〉看理学家的山水记游》则认为禁诗之约对朱熹本人并未产生多少实质上的束缚，自然山水引发的诗情最终战胜了他心中的戒惧警省 [39] 。王秀在其学位论文《〈南岳倡酬集〉与东归乱稿研究》中，从“朱张会讲”的文学体认、具体诗作的分析及道诗和融的特点对《南岳倡酬集》的文学价值进行讨论 [40] 。对于《沅湘耆旧集》传承杜诗学的价值，则有曾亚兰《邓显鹤〈沅湘耆旧集〉选录杜甫相关文献略说——兼论沅湘杜诗学的传承发展》指出湖湘为杜甫晚年流寓之地，《沅湘耆旧集》收录元代至清道光间题杜诗、杜韵诗93首(诗目42题、诗人36家)，虽所占比例不大，但邓显鹤于湖湘地域总集中辑录如此体量的杜诗，已足见其为保存沅湘地域杜诗学文献的勤笃 [41] 。对于曾国藩率领湘军在铜官一战的本事书写，则有陈松青《〈铜官感旧图题咏册〉的文学价值——兼及其成书、刊行与校理》认为此集保存的众多关于湘军的诗文，不仅具有文史兼美的品格，而且其中的“春秋笔法”，亦使得所收诗文具有了较高的咏史品格 [42] 。

其次，关于湖南诗文总集与闺秀诗学、地方学风、文学社团的研究亦比较突出。如刘碧波的学位论文《清代湖湘女性文学研究》中以整体和个案结合的方式对《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湘潭郭氏闺秀集》等进行了研究，指出《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沅湘耆旧集》《历代妇女著作考》等文献对湖湘女性文学的发展史的建构，并以湘潭郭氏闺秀家族为中心，分析了郭氏闺秀对其家族文化的贡献与价值 [43] 。李姣玲，周滢芳《闺秀文学视域下家族意识的书写——以〈湘潭郭氏闺秀集〉为例》则从题材的校对，探讨此集的视野共性和家族书写，指出集中仍以交游唱和、节日感怀、赠别、悼亡等题材为主，未能突破女性诗人创作题材狭窄的局限性。又从风格的代际传承及闺秀特征说明郭氏闺秀四代诗人的诗歌章法及创作特点，指出闺秀文学视域下家族意识的书写以及郭氏一门闺秀诗人对湖湘女性文学建构的意义 [44] 。对湖湘学风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江标《沅湘通艺录》倡导新学的学风，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第五章以《沅湘通艺录》为中心，认为江标的拟题多样繁杂，范畴涵括中外古今，应试者可以各逞灵思，不失为以考题倒逼应试者博览群书、广涉诸籍的一种方式。同时，从西学与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科举体制改革空间里的西学、知识仓库和利禄之路、西学的知识空间和文化市场等出发，探讨了《沅湘通艺录》中“西学”的体制空间 [45] 。对总集与文学社团的研究则集中在《南社湘集》的地域性影响上，如胡迎建《论南社中的湖南醴陵诗人》不仅指出就湘集的文化活动和创作来说，其政治性仍高于文学性。而且认为从政治活动及诗文创作方面来看，没有醴陵人，就没有《南社湘集》，充分肯定了宁调元、傅熊湘、刘鹏年等醴陵人在湘集中发挥的地域凝聚力量 [46] 。宋庆阳《南社解体时间刍议》指出南社的社事活动应该是延续到了1937年底，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彻底告一段落。并根据《南社湘集》讨论其两任社长、八册社刊、十五次雅集活动等信息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南社的活动尽管名称新旧有别，地域主分有辨，但其活动宗旨、形式均源于南社，只是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变化而已 [47] 。汪梦川《南社湘集统计分析》详细统计了此集的社友、作品以及雅集等，指出南社湘集社友的参与积极性明显高于南社，且湘集雅集最初是由各地社友分别在简章约定的社集之日举行，而不是集中到一处的特点 [48] 。刘佳，黄去非，朱银花《南社湘集社员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探析》指出南社湘集社员大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且以湖南最多，有社员183名。而呈现如此的地域分布特征的原因，则是文化观念的契合、地域环境的影响、文人领袖的带动等 [49] 。刘佳的学位论文《南社湘集雅集研究》对南社湘集雅集的集会次数、集会地点和参会人员等进行了统计，指出参与雅集的人员中湘籍人员占据绝对优势，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和鲜明的地域性 [50] 。

4. 总结

综上可见，目前学界对于湖南诗文总集的研究，仍以文献考据为主，更多关注总集的文献价值，对其文学价值亦稍有涉及。目前研究仍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学界尚未摸清湖南地方诗文总集的家底，对其概貌缺乏清晰的认知，对湖南诗文总集的发展历程、基本类型、编纂特色探讨不够；二是探讨和研究湖南诗文总集文学价值的成果较少，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且湖南诗文总集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开展其文学价值研究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以南岳为中心的总集编纂及其价值研究(CX20221199)”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