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形态，利用“数字 + 资本”的联诀、第四次科技革命实现空间的交互映射与深度融合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经济等数字化技术渗透到资本主义主义生产到消费各个过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增加财富、为人的生活带来便利，但也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一列高速运行且停不下来的时代列车。“咀嚼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在变革社会、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实质性地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1]。这使处于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出现了新变化——作为主体的人不断“失身”、“失语”、“失去自由”，人的异化程度较之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描述的异化理论更黑暗。数字资本主义并不能把人类带向解放，反而进一步延续甚至说强化了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比起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异化不是采用赤裸裸、显而易见的被迫剥削、奴役，而是披上了羊皮，利用大数据、互联网“隐身”，让人们不易察觉甚至“心甘情愿”的落入圈套。
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了“加速社会”概念，认为不断发展的资本逻辑造成了空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等，并指明“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掘的可能主题”[2]。本文将以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异化新形态为研究，分析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人类生存的真实情况及其困境，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存处境，为马克思所构想的解放叙事寻找到时代的切入路径。
2. 失身：数字资本主义下身体的新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下，身体似乎隐身了，甚至可以说，身体失去了界定人的存在的基础作用。其实在更早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时期，尼采在对欧洲文明的虚无主义病根进行诊断时，就明确了对身体的蔑视是西方文明结构走向虚无主义的开端和表现。尼采给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救赎方案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将身体作为人的基础确立起来，重新面对生命。尼采曾说：“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3]他大声喊出“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倡导将身体视为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尺。然而，资本主义势不可挡地将身体整合进资本谋利的机制中，成为生产机制的一个“零件”，这是异化将身体吞没的开端。马克思就以犀利的批判直接撕开工人阶级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遭受的蔑视与磨难：工人用肉体去参加劳动，出卖自己的力气、身体的力量，却被自身劳动创造出来的对象奴役，成为了异化的存在，沦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福柯以生命政治的视角继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机制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尤为重要的生物政治学是有关生物的(Biologisch)、躯体的(Somatisch)、肉体的(Körperlich)事情[4]。过去的那种处决权力的强大力量让步于一种对肉体的认真管理和对生命的精打细算[5]。在福柯的分析中，被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制奴役的身体仍然有反抗的一线生机：资本主义工厂中被“编码”的个人仍可以在工会中结成一个主体来反抗规训权力。然而，步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入生产，让资本的控制变得更为微妙与难以捉摸。公司制逐渐替代传统工厂模式，进一步模糊了抵抗的界限，使得人们探索反抗途径的道路更为崎岖。同时，数字媒介的演进也促使资本主义对身体控制的策略发生转型，身体异化现象以新颖的面貌浮现，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控制图景。
2.1. 数字媒介对身体的重构
随着5G技术的迅猛推广，VR (Virtual Reality)、AR (Augmented Reality)及MR (Mediated Reality)等尖端数字技术引领潮流，数字装置已然成为这些创新技术的标志性产物。在此过程中，身体虽仍作为数字装置的核心媒介或基础平台，但其重要性已非独占鳌头；同样地，身体的行动舞台也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的束缚，数字化的虚拟世界日益成为身体实践活动的另一重要舞台，为人们的活动空间开启了全新的维度。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其中短视频用户人数达超过亿，用户使用率达95%以上[6]。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上将自己置身于虚拟空间的人数不断增加、时间不断延长；人们甘愿用“网名、昵称、数字、符号”等标签在虚拟空间展示自己，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眼神对视、身体接触；人们甘愿将时间用在数字化的空间移动上，技术设备、游戏装置体验上，而不是现实的面对面的相处。当身体沉浸于数字媒介的交互之中，穿梭于现实与虚拟这两大相异的维度之间，这一过程不仅触发了身体的内在割裂感，还促进了身体的无形延伸与全新层面的重构。
“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7]在早期的社会交流和实践中，人们通过实际的——身体在场的方式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虚拟聊天室、开发精准推送用户喜好的娱乐软件、实现人机互动的ChatGPT和Sora等数字技术，这一变革深刻地重塑了传统社交模式的面貌，使身体能够以数字化的虚拟姿态活跃于社交舞台上，肉体的存在被技术理性精心雕琢的虚拟身体所取代。与此同时，传统的地理界限在网络光纤与数字比特的编织下被瞬间跨越，人们能够不受时空限制，自由地在虚拟领域中以数字化的身份进行无尽的探索与漫游。此外，最主要的是人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一方面，人越来越像机器。数字技术的背后是了一个强大的物质性工具系统，使人能突破单个人身体的局限，实现肢体延长、感官延伸、体能放大，能为身体提供扶持和延续。当代的数字技术就好比“唐僧肉”，能通过使用它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完善一些受老化、残缺的身体器官，帮助普通人克服一些疾病，甚至延长生命的存续。这确实能“弥补”和“改善”人的缺陷。但当人的身体被机器重新“编辑”、“重组”、“改变”，人不再是传统的自然人，而是人机共生/结合体，这时候如何看待人及其身体？这时候身体还能完全由人的自我把握、自我控制和自我决定吗？技术科学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的身体)转变为后人类身体，侵蚀公认的有界、自决和至高无上的“人”的范畴[8]。当前人与数字装置共存已然成为常态，若人机共生的平衡被打破，比如遭遇断网或信号中断，人体原本自然的信息获取能力便会遭遇削弱。更为深远的是，长期对数字装置的依赖，有可能悄然导致身体机能的逐步萎缩或退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潜在影响。例如，人们习惯电子产品语音转文字或者打字交流，看似便利但长期以往只会让人逐渐丧失对文字的拼写能力。身体主导技术便利，却无意识陷符号逻辑，屈从数字装置摆布。
另一方面，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使机器越来越像人。数字技术通过对人的重新塑造，利用智能机器对人类智能的学习、模拟，正逐步展现出“仿若人类般思考、行动”的潜能，它们逐渐拥有了人类独有的思维特质、情感共鸣以及社会性交往能力。从由谷歌研发的“AlphaGo”击败人类顶尖职业围棋手柯洁到韩国智能机器人女仆Mahru-Z能帮助主人打扫房子、将衣服倾倒进洗衣机等，再到人们将“电子芯片”首次植入老鼠大脑使得半机械人即将成真。这些都说明人形智能机器人利用其背后的编程、运算和模拟快速掌握人们已有的集体精华，甚至在体力上、速度上和知识面上可以远超单个人的能力。对普通人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机器人投入劳动市场，机器因其可以实现“24”小时无间隙的、无怨无悔的、不计报酬的生产劳作，它比普通劳动者更加“物美价廉”，能替资本家实现低成本、高产出的经济效益。在数字时代，机器在许多普通岗位上已经能取代人工，比如无人商店、无人工厂等，这也意味着人不再是社会唯一的“劳动力”，人丧失了他自古以来的优越性、不可替代性，而逐渐被机器替代他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
2.2. 数据主义量化生命
2013年，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如果你让我描述一下正在兴起的当代哲学，我想使用‘数据主义’这个词。”这也宣告了人类社会迎来数字主义时代。数据作为事物被统计、被计算、被量化的结果展示，似乎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摒弃人的主观专断的束缚，用“客观、冰冷的计算分析”来解释世间的一切。人们试图通过信息的丰富和数据的庞大来延展生命的广度，实际上却丧失了对有深度的生命的感知。用韩炳哲的话来说：“在数据时代，总的来说，人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测量、被数字化的。”[9]各种数字产品的出现及推广，人们利用其来实现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把握，比如：人们配戴智能设备(运动手环、智能手表)对身体进行监视身体的运作动态，包括监测体温、血压、卡路里、心跳等数精确地数据。看似是人这个主体在利用这种自我监测帮助我们提升机体及能量，但其实这些设备才是真正的监测者，此时的人及其身体是被监测者。通过数字装置这个媒介，人则根据它提供的数据反馈来不断进行自我身体的调整。但这种数据的量化是否真的能代表一个人的健康？还是自我对数字装置的过分依赖，对所谓“健康身体”、“完美身材”的沉沦、亦或是追捧互联网平台审美的一次打卡记录？
“今天由各式各样的自我塑造实践，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量化自我’运动。”[10] 2007年，《连线》记者沃尔夫与凯利提出“量化自我”，即以数字工具量化、追踪、管理自我。此举虽利于管控，然若预测数据与自身感受大相径庭，人常疑健康有恙，进而受量化结果鞭策，内心涌动优化自我、追求更佳体态之念。尤其是搭配上数字平台上的时尚趋势、商品风格、偶像效应等，这会使普通人群被数字平台和量化结果共同裹挟到“自我否定”的消极情绪，这些过多的量化数据其背后隐含了人们的潜在欲望——是分享、是展示、是追求“完美”。长此以往，人们会触发对量化数据的狂热，但这种沉迷已经丧失了最初只为监测身体健康的初衷，并未加深对身体的感知，也并未让身体优化，而是不由自主的专注于数据上的展示，片面追求数据上的“可观”，而忽视了人本身的个体性、多样性。在量化自我管控之中，表面是智能设备深度把脉健康，实则隐现对技术媒介的过度依赖，自我认同陷迷惘。遇难题，身体智慧退居二线，转求机器智能解答，跌入技术温柔陷阱，重结果轻思考，思维惰性潜滋暗长，独立判断之光渐暗。身体于信息洪流中，亦遭媒介反身操控，意识层面仅存自主幻象，实则理智被技术理性遮蔽，身体沦为技术牢笼中的机械之仆。
3. 失语：数字资本主义下交往的新异化
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现今，虚拟与日常界限渐融，传统媒体昔为系统一隅，媒体接触与社会生活界限分明。新媒体浪潮下，此界被破，数字平台凭便捷、个性、即时性悄然渗透日常，乃至“吞噬”现实活动，跃居社会系统核心。更甚者，数字平台颠覆传统媒体线性时序，人际交流跨越时间桎梏，交错延续，非复单一线性轨迹。个体得享多重时间线并行之生活，同步穿梭于真实与虚拟空间，与多方主体共话。媒介使用挣脱时空羁绊，数字平台构筑跨界中介场，人际传播遂以平台为核心，展现交往新图景。
3.1. 数字媒介对人际交往的重构
数字时代，虚拟空间崛起，成生活生产新领地。其特性让交流者能“摆脱肉身”、“忘却角色”，更能“编造身份”，打造与现实迥异的“网中我”。真我与理智悄然遁形，交流化为自我塑造角色间的互动，非真实灵魂的直接碰撞。人们似乎被媒介套上了一层“精美”的包装，利用媒介所提供的表情、颜文字、符号等形式来展示自我，却没有人关注包装内的真实主体，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触碰，让交往日渐虚拟和失真。另一方面，这种“虚拟自我”呈现为“超言语”、“非声韵”之态，它抽离了声音的细腻层次，削弱了言语的磅礴力量，进而在人与人之间、心灵深处筑起隔阂——在数字媒体的浪潮中，真挚情感悄然隐匿，现实体验的触感也日渐模糊。表情包、短视频等千篇一律的交流，取代了真挚情感与个性风采，背后是隔阂与冷漠，还有不易察觉的不信任暗流。现实交往被边缘化，亲密关系渐失温度，真实互动减弱，人性交往之路渐行渐远。
马克思将有生命的个体视为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首要前提——“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即现实的个人[11]。现实的人是交往的主体，交往异化的实质则是对于现实的人的主体性的完全否定，对于“人之为人”的否定。如今，世界被数字化网络缠绕，人都不得不参与到数字平台中，否则就会被当作另类、打上“落伍”的标签。数字媒介非单为人际桥梁，已异化为操控力，主导沟通格局。其隐形渗透，成人生体验新维。人循媒介规则交流，实则资本幕后推手，旨在深化剥削机制。沟通变剥削一环，新媒体上每语皆数据，资本家掌控，集约剥削前所未有。情感亦陷商品网，资本造话题争议，操控情感流向。用户倾吐间，内容流量自生，自律主体渐失根基，随波逐流于媒介逻辑。
3.2. 数字媒介使他者消失
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彻底打破所有距离，在超交际中万事万物皆熔于一炉，内在和外在的壁垒也愈发脆弱。如今，我们完全被外化为一个“纯粹的平面”，暴露在无孔不入的网络中[12]。人的交往也处于资本逻辑指导下的算法规则之中，数字资本通过“技术包容”与“参与文化”将现实的人锁定在平台提供的虚拟服务和规则之中，逐渐实现对个体的技术征服和定义重塑，并逐渐控制推送内容，让人潜移默化的接受“同质类”信息的冲击，而渐渐失去对多样化观点、信息的接受。因此，这个平面网也彻底成为“舒适区”，人们只想看到他想看到的，也只能看到他想看到的，同质化信息与声音不断加深人们的“故步自封”，并膨胀到认为“太阳底下无新事”。数字平台盛行的是“点赞”、“消费”、“短视频观看”、“信息积累”为主的肯定性交往，其主要标志就是鼠标点击或手指点击的页面平滑。“平滑的交际中没有任何对他者和异者的否定。同者之间的相互回应，会使交流达到最高速度。”[13]因此，人们在数字媒介中并未真的遇见他者，而是寻找同者的“志同道合”、同者聚集的狂欢，找到的只是“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
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数字装置提供了同质化的信息来源、消费内容、娱乐方式、社交媒介，这使得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所见皆所爱，所遇皆赞同，同类相聚欢。然此情境，批判反思力渐衰，社会态度唯肯定与顺从，个体主体性悄然消逝。这似乎又回到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些使人们融入消费文化圈层，虚假认同悄然生根，貌似缓认同危机，实则加深虚无感。数字资本主义下，信息如海数据如潮，看似拓宽生命边界，实则让人远离生命深邃之感知。
4. 失去自由：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的新异化
马克思曾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4]在资本主义架构下，资本家掌控生产资料，逐利心驱，雇工为力。工人迫于生计，售力以换生存之需。劳作所创，反被资家占为己有，资本再循环，雇工无休止。工人终被自己汗水所铸之果所困，劳动本质异化显现。在传统工业时代，劳作首为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系人凭自身行动作为媒介，调整、驾驭自然界间物质流转与转化的历程。数字经济浪潮涌，数字技术日新异，传统劳作形态剧变，数字劳动应运而生。此新形态，乃劳动进化之阶段性成果，贯穿数字社会脉络，驱动人类生活生产跃升。然而资本逻辑之下，数字劳动偏离人本轨道，人沦为符号工具，主体性现实性渐失，自由劳动时空受侵，自我实现之路荆棘满布。
4.1. 数字媒介对劳动的重构
数字劳动本身是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双重裹挟下的顺应之物，相比传统劳动而言，它并未成为解救劳动者的工具，反而是资本家手中控制大众的利器。其异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技术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15]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劳动异化出现了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劳动者“过劳化”。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固定工时得以缩减，然而在实际情境中，工作时长却未见缩减，反而在空间维度上不断延展，劳动发生的界限日益模糊。所谓的“灵活性劳动”，其本质是随时随地都能够为资本家服务，这对劳动者而言，模糊了其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传统界限、模糊了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界限，使劳动者延长其无偿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部分，这就导致了劳动者“过劳化劳动”。具体来说，一是在资本效应影响下，数字化平台的广泛采用与推广，悄然转变为资本家攫取更多剩余劳动价值的桥梁与纽带。交流软件的不断开发使工作群可以24小时在线，能实现及时回复，这使劳动者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劳动异化程度不断放大和加深。二是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也纳入资本家考察范围内。传统劳动下劳动者只在“工厂”内被监控，无论是物理生活空间还是虚拟网络空间，皆已深深嵌入资本增殖的庞大网络之中。资本家借助前沿的数字监控技术，对数字平台上商品与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实施着无孔不入的精准监控[16]。第二，劳动资料“数据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资料挣脱了物质形态的桎梏，演变成为数据、信息及至人类情感的载体。这些非物质、无实体形态的生产要素，依托于数据平台的强大引力，汇聚起庞大的用户群体与海量数据。其中，用户数据更是成为了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数字技术链接、渗透、赋能万物，赋予劳动资料智化的属性，智能传感设备、云服务、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劳动资料，在算力、算法上展现出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使得资本要素加快投入和生产。具体而言，一方面，数据起初以“数字轨迹”形式展现，当个体使用终端接入互联网，设备便自动捕捉并记录下每一丝操作印记，随后通过编码技术将其提炼为可量化的数据形式。这些海量数据，作为极其珍贵的生产要素，在各大平台间畅通无阻地流转与互换。平台持续对其进行深度剖析与挖掘，进而催生出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数据商品，并成为推动下一轮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当数据与精妙算法相遇，它们共同编织出创新的纽带，这种纽带不仅是数据商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赋予了数据以全新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力。这些数据“记录”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算”的是资本逻辑下可成为“财富密码”的信息，这都成为资本家研发消费产品、推动消费者消费的可视化支撑。第三，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们习惯于对自然界的“有形实体”进行加工改造。而反观数字劳动，其聚焦于信息、数据等“无形要素”的塑造与转化，通过对这些“无形物”进行采集、编码、存储与赋值，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非物质生产特性，这构成了数字劳动与传统物质生产活动的本质区别。在数字劳动领域，劳动者所面对的主要对象，乃是非物质的要素集合，包括信息、情感、经验与技能等。这一特性，也赋予了知识劳动、服务劳动等数字劳动成果以非物质性的鲜明烙印。更值一提的是，这些数字劳动产品，与传统工业时代的产品大相径庭。后者往往随着使用频次的增加而逐渐损耗，直至消亡；而前者，如数据信息产品，凭借其非物质性的独特优势，能够实现无限制的复制与传播，形成一种近乎永恒的存在，展现出不灭与永生的非凡特质。
4.2. 情绪成为消费“热点”
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下，情感作为人类感性力量的展现，深刻塑造了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特性，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强烈的情感动力，如“激情与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7]，驱动着人们不懈追求心中的目标，这些情感力量是人性深处追求事物本质的强劲动能。在数字经济新生态中，实体感性的生命主体借助虚拟形态，觅得了情感抒发于数字世界的媒介。数字领域的工作者，在平台上不仅致力于生产数据与信息原料，更并行展开了一场以现代人真挚情感交流为基石的情感劳作。其间，情感的倾注超越了个人自由成长的单一追求，转而受到数字资本逻辑的深刻影响，被重塑为驱动价值增长的生产性力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鉴于数据与云计算跃升为驱动经济前行及生产力商品化加速的新锐要素，数字工作者的价值显著地体现在对海量数据、澎湃流量的创新性驾驭与高效运用上，从而促进了数字经济版图的不断扩张与深化。就连情感这类从前具有私密性、纯粹性的个性化资料，如今也渐渐流入市场，成为可以售换取利益的商品。例如爆火的海底捞服务模式，即要求服务员对所有顾客进行微笑服务，并且随时关注顾客动向，全程提供贴心服务，甚至提供生日唱歌、跳舞等满足顾客的情绪要求。再比如情绪价值聚集地——网络直播平台，网络主播结合大众偏好和娱乐需求，用采取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哭惨、演戏、情景模仿秀等，带有“主播独家情感”的表演，以获得更多流量和可观数据。此外，平台也提供了连线、留言、赠送虚拟礼物、下单等方式，让用户能与主播进行“面对面”互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用户会因情绪感染而产生打榜、消费的想法，甚至是不由自主地主动地刷礼物、刷数据，从而参与到主播的数据流量与情绪消费的过程中去。这也让主播看到了“爆红”的希望，更加激情地开播互动。让情绪成为了行动的主宰，让直播成为了消费的胜地。观此网络直播之景，主播与粉丝均在数字巨头营造的虚拟疆域内贡献着情感劳动，而数字平台则扮演了二者桥梁的角色。一方面，平台所有者将主播的情绪演绎这一虚拟化商品推向公众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却悄然无息地攫取着广大直播用户无偿提供的劳动价值。此举无疑是将人性的尊严降格为交换价值的逐利行为，情感的私密本质被资本逻辑所侵蚀。现代人的真挚情感与劳动实践在资本的操控下渐行渐远，变得扭曲与错位。这种将真实社会关系转化为可售卖的情感劳动，实则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主体深刻异化的集中体现。
5. 结语
数字平台所构筑的疆域，承载着人类对理想生活的无限憧憬，然而，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锐利视角审视数字时代的变迁，便会洞悉那光鲜亮丽的虚拟外衣下，实则隐藏着数字资本对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更深层渗透与剥削。这一揭示，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数字时代背后的复杂真相。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数字载体的广泛使用，人们对身体的自我感知逐渐减弱、对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时空和交往概念逐渐模糊、对数字劳动的运用逐渐失控。随着平台与数据跃升为数字经济腾飞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劳动者的核心价值彰显于他们如何创造性地驾驭这些数据资源。平台的资本化演变，为所有者开辟了盈利新途径，其中，数字资本家对用户生成数据的精准提炼，正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剩余价值创造的初始驱动力，深刻影响着数字经济生态的发展轨迹。
从失身、失语、失去自由三方面论述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人的异化出现新形态，打破人们对数字时代的幻影、拨开资本主义的迷雾，认识到看似自由、多元的外表之下藏匿的对人的剥削和异化。但如何解决这种新形态的剥削和压迫，还需回归到资本逻辑本身。实质上，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根源非数字技术或人性本身，而在于制度架构。即，无论劳动形态如何演进，工具与对象如何融入信息、数字乃至虚拟世界，私有制下的劳动始终伴随着资本逻辑的运作。数字技术之发展，旨在终极层面释放生产力，促进人类主体性的回归与强化。故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需将其嵌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邃剖析中，并融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广阔视野进行细致考察。在此框架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视角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秉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方能洞见其本质，为寻求解决之道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探索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系统性、前瞻性的方案，能合理有效地应对各种“新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