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央明确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之一,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难度最大、投入最多的专项扶贫工程。“十三五”以来,我国用5年时间使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方的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彻底摆脱贫困,有力推动了搬迁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助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助力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已完成搬迁的移民出现了返迁行为,即重新回到原居住地。这一现象背后的动态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一方面,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入推进,易地搬迁为贫困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新的生活与发展机会,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部分移民在搬迁后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生活习惯的改变、社交网络的重构、就业与生计的转型等,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他们的返迁。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返迁行为,实质上是人口流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同样可以运用“推拉理论”来深入剖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这些推拉力,减少不必要的返迁,促进移民在新居住地的稳定与发展,成为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2. 推拉理论对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行为的适用性
2.1. 推拉理论的内涵及其分析框架
推拉理论,起源于19世纪,由英国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 G. Ravenstein)首次提出的“人口迁移之规律”[1],为人口流动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博格[2] (Bogue)对推拉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他明确提出,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改善生活条件的内在驱动。在这种驱动力下,有利的因素如同引力一般吸引着人们,形成了所谓的“拉力”,而那些不利的因素则像是一种排斥力,推动着人们离开,构成了“推力”。继博格之后,迈德尔(G. Mydal)、索瓦尼(Sovani)、贝斯(Base)以及特里瓦撒(Trewartha)等学者都对推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此外,国际劳工局也在其研究报告中为巴格内的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之上,埃弗雷特·李[3] (E. S. Lee)对推拉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他提出了三维推拉理论,该理论强调,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流出地和流入地都同时存在着吸引人们迁移的拉力和促使人们离开的推力。此外,李还创新性地引入了“中间障碍因素”这一概念,这些因素涵盖了空间上的距离、物质层面的障碍、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个人对这些因素的主观价值评估。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理解和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
不少学者应用二维或三维的推拉理论进行分析。有学者从人才流失的推力(包括薪资待遇不平等、职业发展空间不足、工作压力过大、工作环境恶劣)和拉力(包括足够的职业发展机会、合理的薪资待遇与福利、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条件、系统的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来探究养殖企业管理型人才流失问题[4]。也有学者从推力(包括发展潜力、创业风险和抗风险能力、农村空心化)、拉力(包括国家政策、农村创业环境、乡愁与乡情)、中间障碍因素(包括自身思维局限和心理压力)三个角度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5]。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以埃弗雷特·李(E. S. Lee)的推拉理论为视角,从拉力、推力和中间阻碍因素三个层面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返迁行为加以分析,并以此建立分析框架(见图1)。搬迁地对移民的拉力层面主要分析搬迁地吸引移民的优惠政策、完善基础设施的社会流动与融入可能性发展潜力、构建移民归属感的社会融入与社区支持。这些拉力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移民前来定居,更能在深层次上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从而实现搬迁地与移民之间的共赢发展。原住地对移民的推力层面主要分析原住地牵绊移民步伐的情感纽带、社交网络固化的心理成本、阻碍融入新环境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推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个体作出移民决策,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中间阻碍因素层面主要分析影响移民做出抉择的宅基地退出机制、人地分离矛盾。这些因素不仅涉及经济利益和情感认同的权衡,还关系到移民在迁入地的长期融入和发展。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turn migration behavior of immigrants in the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图1.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行为的分析框架
2.2. 推拉理论对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行为的适用性
推拉理论在分析人口流动方面显示出其广泛的适用性。朱燕菲和陈彩霞对新生代乡村教师留教选择的主要类型、生成缘由及机制研究后发现,新生代乡村教师可分为逃意坚定的“过路人”、犹豫不决的“观望者”、为编回流的“契约人”和家校村同构的“寻梦人”四种类型;影响其留教选择的推拉因素整体呈现“差序格局”,流入地因素存在“效应变迁”;受家本位流动逻辑影响,家校距离是其留教的前提条件,薪酬待遇、编制保障是关键因素,教育理想是根本动力[6]。邹新树认为农民拥有理性经济人和劳动力资源的双重身份在行业和地区间流动,这一流动过程是市场中拉力和推力同时作用的结果[7]。王浩等学者基于推拉理论,以苏北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问卷调研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8]。同样,该理论也可以被有效地应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返迁行为研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移民的返迁行为可以被视为在原住地和搬迁地之间的推拉力量对比中作出的选择。具体来说,当搬迁地的拉力因素,如更好的生活条件、就业机会、教育资源等,无法抵消其推力因素,如文化差异、社交障碍、生活成本增加等时,移民可能会选择返迁。同时,原住地的拉力,如家庭联系、社区归属感、传统生活方式等,也可能成为促使移民返迁的重要因素。
学界从不同领域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行为有不同的解释。刘升发现进入城镇安置社区的农村老人返回农村养老的现象非常普遍,构成一种“养老型返迁”[9]。曹桂生等人研究发现,搬迁农户总体返迁意愿处于低位水平;城市适应对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适应、社会接纳、心理认同、自我实现水平越高,农户返迁意愿越弱;就业纾困对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政府的就业政策服务做得越好、搬迁农户的就业岗位条件及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农户的返迁意愿越弱[10]。齐放芳等人研究发现,搬迁意愿越强,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移民在安置地分到的土地、养殖棚圈、蔬菜拱棚等自然资本和物质越高、获得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多,其返迁意愿越低;家庭对政策的知晓度越高,其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11]。尽管已有研究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针对移民返迁行为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从推拉理论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因此,本文拟基于推拉理论,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返迁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旨在揭示返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相关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以促进移民搬迁工作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3. 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本次调研聚焦于广西D县N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与B乡。D县位于广西中部偏西北,总面积2716
Table 1. List of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一览表
编号 |
性别 |
民族 |
年龄 |
学历 |
身份 |
C1 |
女 |
瑶 |
55 |
小学 |
搬迁移民 |
C2 |
男 |
瑶 |
40 |
初中 |
搬迁移民 |
C3 |
男 |
汉 |
47 |
初中 |
搬迁移民 |
C4 |
男 |
瑶 |
65 |
小学 |
返迁移民 |
C5 |
女 |
汉 |
70 |
小学 |
返迁移民 |
C6 |
女 |
瑶 |
60 |
小学 |
返迁移民 |
C7 |
男 |
瑶 |
41 |
初中 |
返迁移民 |
C8 |
男 |
瑶 |
49 |
本科 |
扶贫干部 |
C9 |
男 |
瑶 |
33 |
本科 |
X机构社会工作者 |
C10 |
男 |
壮 |
35 |
本科 |
民政局工作人员 |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36万,多民族文化交融,瑶族文化尤为显著。N安置区紧邻县城与高速出口,占地1500亩,分两期建成,共安置17,371名贫困户居民。调研发现,N社区中约30户选择返迁,多为中老年人,比例约为100:1,高于D县其他安置区。返迁现象反映了移民在适应新环境时面临的挑战,如生活习惯、社交网络和生计转型等难题。B乡作为搬迁移民数量最多且最偏远的乡镇,位于两县交界,瑶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人员构成复杂。瑶族与汉族在返迁行为上的高发性,使B乡成为调研的典型地点,其返迁现象尤为频繁。
研究者于2024年3月至5月期间,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依托该县的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D县移民搬迁至N移民安置社区以及返迁移民数量最为显著的B乡,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社会工作服务。其间以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分析其在易地搬迁后出现的返迁行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扶贫干部、社会工作者、民政局工作人员中选取了10名访谈对象(见表1)。
4. 推拉理论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行为的推拉力分析
4.1. “留”:搬迁地对移民的拉力
4.1.1. 搬迁地优惠政策:增强移民吸引力的机制与效应
在迁移后续发展中,Cernea认为要尽量保障移民后的基本生活的满足,并使迁移的人们获得足够的生活来源,通过给予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保障移民的稳定生活[12]。易地扶贫搬迁中,D县政府推多项优惠政策促移民融入。住房上,按人口提供购房补贴,每人2500元,家庭最多享两套房。教育方面,增设学校,提升寄宿补贴,学生享受义务教育福利及升学补助。就业上,提供产业园岗位,月薪1000~2000元。医疗上,先住院后结算,大病可申请救助。农业补贴方面,种植养殖居民年补最高5000元。政策涵盖住房、教育优惠及就业扶持,缓解移民生活压力,促进社会融入与流动。构建包容公平环境,提升搬迁地吸引力,促进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移民C1: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住房补贴,这让我们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在县城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同时,还有教育优惠,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这里接受到比乡下更好的教育资源,我的孙子孙女在社区的小学读二年级,县城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质量是乡下没有的。政府还提供了就业扶持,帮助我们在新的地方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我年龄也大了,就去参加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我分到的是清洁道路的工作,每个月能有1000多块呢。
4.1.2. 搬迁地基础设施:为移民创造更多社会流动与融入可能性的发展潜力
过度强调城镇辐射的作用对于搬迁社区来说是存在较大未知风险的,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安置区位置、城镇发展和异地城镇的关系,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切实解决搬迁居民的后续发展问题[13]。在易地扶贫搬迁的规划中,搬迁地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经过精心考量,通常倾向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基础设施已相当完善的区域。D县县城由镇南和镇北两个区域组成,其中D安置社区位于镇北。与镇南相比,镇北在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均占有明显优势。镇北区域集中了D县仅有的两所高中,同时,多数小学和初中也位于此,显示了教学资源的高度集中。不仅如此,镇北还设有县人民医院和繁华的商业街。目前,新的产业发展规划也正在镇北进行,各类新兴产业和资源正逐渐向此区域汇聚。这种发展趋势使得镇北成为D县的教育、医疗和商业中心。优越选址策略为移民提供就业创业良机,汇聚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保障生活需求。搬迁地经济、社会、文化潜力释放,为移民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助力安居乐业,实现自我价值。
移民C2:政府选的这搬迁地,真心不错,经济发展快,基础设施也都挺完善的,平时需要什么东西只能在赶集的时候上街购买,现在出门就能享受到这些服务。到了这儿之后,我发现这边产业发展得挺好,我找到了一份挺适合我的工作,在一家水泥厂上班,现在工作得也挺顺手的。而且啊,这儿的公共服务资源真不是盖的,教育、医疗啥的都挺方便的。我家里老人孩子有啥需要,都能在这儿找到解决办法,我们老百姓只要能吃饱住好穿暖,就很满足了,这真的让人挺安心的。
4.1.3. 社区归属感:核心构建机制在于文化建设与社区支持
社区归属感既包含居民邻里关系、社区参与、社会资本等主观感受,也包含个人对地域的情感以及愿意为之贡献力量[14]。在移民搬迁的转型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网络的断裂与重构成为核心议题。为此,搬迁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关键性作用,通过精心策划社区活动,构建移民与本土居民交流的桥梁,促进新社交网络的快速形成。X社工机构携手社区居委会及物业公司,初期即组织宣讲会,阐释入住政策与管理细则,同时引导居民探索社区资源,促进信息透明与资源共享。利用微信社群平台,建立即时互动机制,不仅增强了居民间的日常交流,还实现了问题反馈与解决的高效对接。针对同源移民,社工特别建立沟通网络,维系并强化其原有社会联系,促进社群内部凝聚力。为进一步促进融入,社工站定期举办“邻里文化节”,融合文化体验、文艺汇演、体育竞技及互助活动,有效缩短心理距离,加速社区融合进程。此外,政府利用民族节日契机,如壮族三月三的竹竿舞、碰蛋游戏,以及瑶族祝著节的陀螺竞技等,举办特色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移民的文化生活,也深化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参与,助力其在新环境中构建更为多元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移民C3:社工站组织了各类社区活动,让我有机会与当地居民交流,结识新朋友,比如说壮族三月三,社区内的壮、瑶、汉等民族都一起参加活动,非常热闹。这些活动不仅让我逐渐熟悉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还让我找到了归属感,感觉自己真正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份子。除了社区活动,我还得到了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支持服务。这些服务在我困惑和迷茫时给予了我指导和帮助,让我更加有信心面对新生活的挑战。现在,我已经融入了这个社区,与邻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4.2. “流”:原住地对移民的推力
4.2.1. 原居住地的情感纽带牵绊移民步伐
“乡土社会和生存空间边界相对稳定,具有相同的文化传承和认同,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15]。情感纽带是移民与原居地间深厚的心理联系,涵盖家族历史、成长记忆与归属感。这种联系在决定是否返迁时至关重要,常因思乡之情而难以割舍。夜深人静或遇挑战时,故乡的记忆涌现,加深了对家的渴望。此外,情感纽带还延伸至社群,同乡间因共同记忆而紧密相依,形成文化社群,延续并强化了对原居地的情感。然而,这份情感有时也成为融入新生活的障碍,引发迷茫与不安。但正是这份挣扎,促使移民在新旧间寻求平衡,创造融合原乡情怀与现代气息的新生活。
移民C4:老家这地方,有我太多的回忆和感情了,我已经老了,不喜欢再走动了。这里有我长大的家,有我熟悉的人,还有那些小时候的玩伴,我们都老了,无法工作了,就在老家种种地,跟着老朋友聊聊天就已经够了。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他们会喜欢在县城居住,我住不习惯。
4.2.2. 社交网络固化增加返迁的心理成本
社交网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建了个体与个体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由“熟人社会”搬入到“陌生人社会”,打破了原有人际关系的平衡,使得搬迁群众不得不重新建构新的人际关系[16]。社交网络是移民生活的重要支撑,尤其中老年人对其原住地的社交网络依赖深重。搬迁意味着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需重构人际关系,这对他们构成挑战。原社交网络的稳固成为推动返迁的因素之一,因其提供熟悉、稳定与安全感。对老年移民如C5和C6而言,新环境中重建社交网络耗时长且艰难,失去原有支持网络使他们感到不安与孤独,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资源和能力。
移民C5:我真的很纠结要不要去城里住。老家好多亲戚也只是就近搬迁,像我一样来到县城的也有,但是不多。我年龄也大了,来到县城感觉融不进去,大半辈子都是农民,只会讲汉话,遇到其他壮人瑶人不知道怎么交流咯。子孙都在外面打工,老人一个人在家,子孙也不放心,还是在老宅子邻居多点好。
移民C6:老家很多亲朋好友关系都在,去到县城社区里感觉邻里关系没有在老家那么自然,关上门谁也不认得谁,开上门谁也不理谁,这让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年龄大了,不认得那么多人,普通话也不太会说多少,这种环境让我觉得不舒服,可能人老了更喜欢待在熟悉的环境里,让年轻人去城里住吧。
4.2.3.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阻碍融入新环境
传统生活方式是文化认同的基石,对移民而言,留恋传统成为融入新环境的阻力。如C7对拾柴烧火的依恋,难以适应煤气灶等新生活方式,增加返迁可能。传统生活方式常与低成本相连,移民后生活成本骤增,经济压力加剧不适应感。同时,新环境可能削弱原住地互助共享的文化,进一步加重移民的心理与经济负担。
移民C7:在这里(老家)我都是去山上找柴火烧火做饭,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伴随我大半生了。但移民后,我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那里的新节奏,煤气灶和买菜都是以前没有接触的。我还是习惯老家的生活方式,县城社区让我感到不适,不想回去。
4.3. 中间影响因素
4.3.1. 宅基地退出机制:社会政策与个体选择的博弈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宅基地退出模式需因地制宜。D县政策含退出机制,旨在提升土地效率、补偿农民、促城乡发展及保障贫困户稳定居住。实施时,政府宣传侧重搬迁优势,宅基地退出机制被淡化,影响贫困户决策。贫困户因教育水平有限,信任干部而接受拆迁。部分知情者参与,动机各异,或真心脱贫,或追求双重利益。这要求政府透明宣传政策,确保贫困户充分理解条款,平衡利益与风险,促进公平合理搬迁。
扶贫干部C8:说实话,推进搬迁工作挺有挑战的。宅基地这事儿,确实影响到很多人愿不愿意搬。我们培训时都说了,要把政策讲清楚,但有时候吧,为了让贫困户愿意搬,可能会多说说搬迁后的好处。不过,咱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早点脱贫。
民政局干部C10:说起易地扶贫搬迁,我们民政局可是重任在肩啊。特别是那个宅基地退出的问题,真的挺让人头疼的。你想啊,每个人对宅基地的看法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那是他们的根,有的人就觉得换个地方住可能会更好。所以啊,我们得想办法平衡大家的想法和需求,让搬迁工作能顺利进行。在实际工作中呢,我们会和扶贫、土地管理等部门多沟通,确保宅基地退出的政策能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呢,也会多听听贫困户的想法,看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求,然后及时调整政策,让他们能真正受益。虽然这项工作挺有挑战的,但是看到贫困户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觉得挺值得的。
4.3.2. 人地分离矛盾:社会变迁与个体适应
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人地分离矛盾成为一个显著问题。搬迁过来的大多是农民,还停留在传统耕地种植上,“人地”分离很大程度导致其生计系统脱嵌,因此很多搬迁户还是会选择两边来回跑,在原村庄种植耕地,或者在安置区附近开垦荒地甚至占用绿化用地[17]。搬迁使贫困户与土地、社区分离,导致情感断裂和生活不适。D县移民中,有人积极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也有人难舍农耕,尝试在安置区开垦荒地或返迁原住地。搬迁既带来挑战,也促使他们寻找新的生活平衡。
社会工作者C9:在跟D县那些搬迁的贫困户聊天时,我发现人地分离这个问题真的挺棘手的。你想啊,他们原来都是乡下的农民,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一下子让他们离开熟悉的土地,搬到新地方,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有的人跟我说,离开了土地,就感觉像是丢了魂儿一样,心里空落落的。说实话,这场搬迁对他们来说,真的挺不容易的。有的人觉得是个机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有的人就觉得是个挑战,得重新找到生活的平衡。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帮他们适应新环境,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让他们在新的地方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4.3.3. 政策透明性与公信力:信息对称与社会信任的构建
政策透明与公信力对移民决策至关重要。透明宣传、及时解答、履行承诺可建立信任,促进搬迁。D县搬迁宣传不足,避谈宅基地退出,侧重优惠和宜居。导致移民理解不充分。后续拆迁时,移民因感被误导而返迁,造成安置房空置与老宅难拆的困境,削弱政府公信力。
扶贫干部C8:要是政府能把政策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及时回答移民的疑问,还主动让人监督,并且说到做到,保障移民的权益,那移民和政府之间就能建立起信任,搬迁也就顺利多了。可是啊,咱们D县在推进这个政策的时候,宣传上确实有点儿问题。培训我们扶贫干部的时候,就让我们别多提宅基地异地退出的事儿,主要就说说优惠政策和环境有多好。结果呢,移民们对这个政策了解得不够,后面政府要拆宅基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愿意了,有的甚至把房产证和钥匙往社区委员会一扔,租车把家具拉回老宅子去了。现在县城的安置社区房子空着,老宅子又要拆,移民们还“强行”住着,这不是两难嘛!
5. 推拉理论视域下缓解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迁行为的路径探析
5.1. 强化搬迁地的拉力机制
为增强移民政策的吸引力与完善性,政府应采取多维度的措施。在住房方面,创新住房租赁券制度,提供定制化住房方案,并丰富教育资源,通过远程教育、奖学金及校际合作,确保移民子女教育平等。同时,聚焦就业与创业,定制化培训与创业导师制度双管齐下,提升移民职业技能与创业能力。医疗领域,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强化基层医疗,满足移民医疗需求。经济发展上,政府应精准施策,依据区域优势与产业趋势制定发展规划,融合移民与本土人力资源,设立投资基金并引导信贷支持,促进产业升级。此外,实施返乡创业扶持计划,结合产学研合作,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融入方面,政府应举办多元社区活动,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互动,建立社区志愿者体系,增强社区凝聚力。设立综合服务中心,与社会组织合作,为移民提供全方位服务。针对移民心理与法律需求,建立专业团队,提供个性化支持,营造包容和谐的社区氛围。
5.2. 削弱原住地的推力机制
为维系移民与原居住地的情感纽带,政府与社会组织应策划实施情感回归与文化交流项目。定期组织“故土情深”回访活动,让移民有机会重访故土,维系亲情与友情,同时举办“新居故事”文化交流节,鼓励移民分享迁徙后的生活变迁与成就,促进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从而平衡怀旧情绪与未来展望。为促进移民在搬迁地的社交网络重构与社区融合,政府需携手社会组织,打造多元化社区互动平台。通过举办“邻里共融”系列活动,如聚餐、户外探险及志愿服务等,增进移民与本土居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同时,倡导“无界交往”理念,鼓励居民跨越群体界限,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形成包容共进的社区氛围。社区志愿者作为桥梁,应积极参与其中,促进信息流通与情感联结。针对移民适应新生活方式的挑战,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强化引导与支持体系。开展“新生活启航”教育项目,涵盖生活技能、就业创业指导及心理辅导等内容,帮助移民掌握新环境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同时,提供定制化培训与咨询服务,满足移民个性化需求,助力其顺利转型。通过这些举措,激发移民在新环境中的自我成长动力,共同构建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
5.3. 调适中间影响因素
完善宅基地退出机制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核心。政府需深入调研移民家庭的实际情况,包括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农业生产习惯及土地依赖度,以制定人性化的退出政策。政策应确保经济补偿合理,兼顾移民的农业生产需求,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指导。同时,强化扶贫干部培训与管理,确保政策宣传准确无误,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规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以适应搬迁工作的长期性与移民的实际需求。为缓解人地分离矛盾,政府需优化土地管理与规划,确保移民土地使用权稳定,完善登记制度,明晰权属关系,并强化监管以防止滥用。同时,关注移民心理调适与生活适应,提供心理咨询与生活指导服务,促进其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互动,通过多样化社区活动增进彼此了解与融合。此外,政策上应鼓励移民在新环境从事农业生产,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营造宜居环境,从根本上缓解人地分离带来的挑战。为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公信力,政府应采取多元化传播手段,全面、准确、易懂地宣传政策内容,确保信息无障碍流通至移民群体。同时,建立健全政策反馈机制,及时响应并解答移民疑问,提升政策可解释性与可信度。此外,强化政策执行监督与评估,设立独立监督机构,严惩违规行为,展现政府维护政策严肃性与移民权益的决心,从而构建政府与移民之间的信任桥梁。
6. 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策略,显著改善了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但其成功亦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如何强化搬迁地的吸引力、减轻原住地的排斥力及调和中间影响变量。基于推拉理论视角,移民的动力源于原住地的负面推力(如经济滞后、就业稀缺、环境恶劣)与搬迁地的正面拉力(如经济繁荣、就业机遇、基础设施完善、教育资源丰富)之间的张力。分析显示,增强搬迁地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的完善及社区归属感是关键的拉力因素;而原住地的情感联系、社交网络固化和对传统生活的依恋则构成推力。为减少返迁,需双管齐下,强化拉力并削弱推力。在此过程中,个体感知成为迁移决策的核心。移民的个人特征、心理需求及价值观深刻影响其对新环境的适应与融入,如“返迁型养老”模式反映了对养老需求的考量,而双重利益追求则揭示了决策中的复杂心理动机。同时,中间影响因素如宅基地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人地分离的挑战及政策透明度不足,阻碍了移民的顺利融入。政府应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土地管理科学性,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公信力,构建稳定可预期的生活环境。社会各界亦应合力为移民提供全方位支持,促进其社会融入。鉴于易地搬迁的动态性,政策调整需保持敏锐与灵活,紧跟移民需求变化,鼓励其参与社区治理,增进归属感与全面发展。通过这些努力,易地搬迁政策将更加精准地服务于贫困人口,开启他们新生活的美好篇章。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西南民族地区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在地化发展模式研究(22BSH12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