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情感障碍，以显著而持续的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并伴有认知损害、兴趣减退以及躯体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杀想法与行为[1]。危机下人们常处于应激状态，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情绪压抑[2]。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的抑郁情绪状况，以探究抑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为大学生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家庭功能被定义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来应对压力源的能力。人们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内心深处更加注重家庭责任，渴望从家庭的温暖中寻求支持。有研究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人们的家庭和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如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和生活压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环境下，居民对公共卫生要求更高，对食品安全要求更严格，这些变化势必会对居民的家庭造成影响[3]。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功能在大学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之间发挥的作用。

生活满意度是用以评定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和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指标[4]。随着现实生活各方面问题的袭来，大学生压力也随之增加，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频发且有上升趋势[5]。有研究显示，目前大学生常出现某些心理疾病，如抑郁、焦虑、强迫等病症，其中抑郁和焦虑症约50%。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备受关注。所以，进一步探讨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主客观原因具有重要意义[6]。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和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联系，但缺少了生活满意度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探究。家庭功能描述的是在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在情感纽带、家庭规矩、家庭间的交流以及面对外部事件时的处理能力[7]。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和谐稳定的家庭系统与家庭功能的充分发挥可以使孩子的身心发展更健康稳定，其生活满意度也就越高[8]。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成员关系愈亲密，情感联系越密切，人们体验到更多快乐，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和满意度[6]；相比之下，家庭功能不佳的个体深受负面情绪的影响，生活满意度要低得多[9]。家庭功能理论认为，若在经营家庭的过程中不能正常实现其基本职能，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各种问题[10]，如较多的父母冲突会使子女需求被忽视，导致家庭氛围紧张，而感知敏锐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也会受到负面影响[11]。

对此本研究从主观角度分析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和探索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影响抑郁的作用机制，并检验家庭功能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通过在学习通上制作问卷，在成都市某高校发放，对大众的基本人口学信息即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家庭氛围对自身的影响、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问卷共计1846份，有效问卷1828份，有效率为99%。问卷收集结果的人口统计学分布情况：女生1078人(58.4%)，男生768人(41.6%)；居住地为农村794人(43.2%)，居住地为小镇或县城558人(30.4%)，居住地为中小城市341人(18.6%)，居住地为大城市144人(7.8%)。

2.2. 方法

2.2.1. 抑郁症状筛查量表PHQ-9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它是一个包含9个条目的抑郁症状自我报告量表(Kroenke, Spitzer &Williams, 2001)，用于评估受试者在过去2周内的抑郁情绪。量表使用李克特4点计分(0 = 完全不会；1 = 少数几天；2 = 一半以上的日子；3 = 几乎每天)，总分0~27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情绪越严重。该量表主要测量个体心理抑郁的症状。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4。

2.2.2.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olve, APGAR)

由美国学者Smilkstein于1978年编制、1982年验证信效度(Smilkstein, 1978; Smilkstein, Ashworth, & Montano, 1982)。APGAR由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个条目组成，每个项目分别对应1题，采用3级评分。分数越低表示家庭功能越差。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64。

2.2.3. 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由Diener等人编制，共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84。

2.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5.0以及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所有连续变量均标准化，交互项由这些标准化得分相乘。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程序上通过匿名调查、部分题目反向计分的方式进行一定的控制，并对收集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对问卷所有条目进行因子分析。在未进行旋转的情况下，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1.843% (小于40%)，因此量表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抑郁程度、家庭功能和生活满意度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为了了解大学生抑郁程度、家庭功能、生活满意度的现状，采用描述统计对各量表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上表1可知，抑郁症状筛查量表PHQ-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6，平均值为6.33，标准差为4.26；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最小值为5，最大值为15，平均值为11.11，标准差为2.62；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最小值为6，最大值为34，平均值为20.5，标准差为4.73。

为了了解抑郁程度分别与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功能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2.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上表2可知，抑郁程度、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功能均呈显著相关。抑郁与家庭功能之间呈负相关(r = −0.204, p < 0.001)，即家庭关怀度越高，抑郁水平越低。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54, p < 0.001)，说明对生活状况越满意，抑郁水平越低。

3.3. 分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分布回归法考察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the process step-by-step regression method

表3. Process分步回归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的分步回归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步(模型一)的检验中，生活满意度对于抑郁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327, p < 0.001)，说明总效应成立，在第二步(模型二)的检验中生活满意度对于家庭功能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154, p < 0.001)。同时在第三步(模型三)检验中生活满意度对于抑郁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 = −0.296, p < 0.001)，家庭功能对于抑郁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β = −0.200, p < 0.001)，因此说明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并且为部分中介。

3.4.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Results of the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表4.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根据上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通过Bootstrap技术对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可以看出，间接效应值为−0.031，95%置信区间[−0.046, −0.017]，不包含0，说明间接效应成立，所以家庭功能在模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直接效应检验的结果置信区间也不包含0，说明直接效应成立，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效应占比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家庭功能的效应占比为9% (图1)。

Figure 1.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path

图1. 中介效应检验路径关系图

4. 讨论

4.1.大学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的状况

现今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其中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状况尤为引人关注。随着大环境不断变化的持续影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绩，更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大学生群体存在抑郁、焦虑的比例高达26.4% [12]。根据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大约占三成[13] [14]。已有研究结果证实，高生活满意度的大学生拥有更好的创造能力和抗压能力，相反，生活满意度越低的大学生，负面情绪越多，引发抑郁、心理功能失调的几率更高；当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不容乐观，在国内一项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有53.8%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中等偏下[7] [9] [15] [16]。综上所述，大学生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状况确实令人担忧。一方面，高比例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表明大学生正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这可能与他们面临的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以及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使得大学生更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和心理功能失调的困境。

4.2. 大学生抑郁和家庭功能、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和家庭功能、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相关。抑郁与家庭功能呈显著负相关(r = −0.204, p < 0.001)，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54, p <0.001)，说明家庭关怀度越高，抑郁水平越低；生活状况越满意，抑郁水平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功能越完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越高，家庭功能越低，抑郁症状检出率越高，当个体的家庭关怀程度越低时，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悲观情绪会相应增加。说明个体在家庭受到的关怀程度降低，导致个体产生对家庭生活的不满意，即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降低，表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会随着家庭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大学生居家生活感受与家庭功能密切相关，当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下降时，大学生的负面情绪增加，从而可能产生出抑郁情绪。在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若个体与家人的关系处理不当，会导致家庭功能减弱，同时也会导致大学生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引发其出现抑郁状态。由此可见，提升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有助于减少大学生抑郁倾向，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4.3. 大学生家庭功能在抑郁与生活满意度中起中介作用

分步回归分析得出，生活满意度对抑郁呈显著相关(β = −0.327, p < 0.001)，表明实验的主效应成立。家庭关怀度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相关(β = 0.154, p < 0.001)，即大学生的家庭关怀度越低时，其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与前人研究一致，即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活满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显著相关(β = −0.296, p < 0.001)，家庭功能和抑郁显著相关(β = −0.200, p < 0.001)，该部分表明家庭功能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通过Bootstrap技术，检验出家庭功能在模型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家庭功能在大学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说明生活满意度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状况，也可通过影响家庭功能来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状况。因此，在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时，我们可以考虑从家庭功能和提高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入手，帮助大学生建立完善的家庭关系，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提高生活满意度。对于完善家庭功能，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父母提供的情感和行动上的支持越多，比如鼓励他们表达个性和独立思考，即家庭功能越完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因此，可以从大学生的家庭环境入手，包括倡导父母实行包容鼓励的方式，给大学生独立思考和表达个性的空间，避免极端的控制和过分要求，减少大学生在家庭中获得的压力，同时为大学生及其家庭提供远程教育，包括通过电话，邮件，信息发送和网络手册，从而进行重视家庭功能和完善家庭功能的宣传。如线上开展讲座，对父母教育方式进行指导(包容控制观念的正确建立)，能够有效完善家庭功能，提高大学生生活满意度从而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同时，针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研究也发现，当家庭功能发挥得越好时，大学生更倾向于积极面对生活，生活满意度水平也就越高[17]。此外，研究显示，提高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是综合性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心态、生活习惯、社交关系以及职业发展的改善，因此鼓励大学生学会表达感谢，增加积极情绪的相互传递，保持乐观，培养乐观心态，丰富社交，建立完善的家庭功能，促进和父母社会的亲密度，扩宽社交圈子减少孤独感，为自己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通过目标实现来促销积极情绪的产生，合理规划生活时间分配，有效利用时间可以有效减少压力和焦虑，进行定期自我反思，及时调整状态，及时调整目标和生活方式都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活满意度从而减少大学生抑郁状况，降低抑郁水平。

5. 结论与建议

抑郁和家庭功能、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相关，且家庭功能在模型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抑郁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说明当个体在家庭中受到的关怀程度降低时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抑郁情绪。由此，大学生需要培养正确认知，提高自己的独立能力，从而提升在家庭中的安全感，提高自己对家庭功能的认知能力及生活满意度。

基金项目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314262087，提升大学生的家庭功能对改善其生活满意度和焦虑的作用。

参考文献